二十世纪中期，平均主义盛行，连“恭喜发财”这样的新年贺语都不能再说，更没有人敢于公然“接财神”，但民众在初五日的清晨，仍会默默于心中祝祷。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财”重被视为成功的一种象征，接财神时的鞭炮声，往往竟超过正月初一。
人日，又称“人胜节”、“人节”、“人庆”，因时在正月初七，也叫“七元日”。据说这一天是人的生日。《燕京岁时记》引《东方朔占书》说：“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清明，则所生之物育，阴则灾。”清顾禄《清嘉录》中还有“七人、八谷、九天、十地”的说法。这是古代基于天人感应的一种占卜方式，以新年某一天的天气晴好与否，占卜相应事物全年的灾祥。《东方朔占书》可能是后人伪托，但《荆楚岁时记》中引三国魏董勋《问礼俗》，也有类似的内容：“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帖人于帐。”可见至迟在汉末，这一风俗已经广为流行，并陆续增添庆贺、祭祀、娱乐的节俗内容。
直到民国年间，人日仍是重要的民俗节日。1949年后移风易俗，虽然以“人口众多”为自豪，并不在意人口质量的完善，人日活动也被视为陋俗，渐渐消亡。近年来倡导“以人为本”，人日一词才重见于传媒，而民间风俗的恢复，尚有待时日。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简称“元宵”、“上元”、“元夕”、“元夜”等，是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汉族民俗节日，节期在夏历正月十五日夜晚。《荆楚岁时记》说：“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为初年，时俗重以为节也。”一年十二个月，都有月圆月缺，因为正月十五是第一个月圆之夜，遂成令节，并逐渐延展为正月初八至十八间相沿数夜的重大节日，甚至也被称为“小年”。
元宵既是春节节俗活动的又一个高潮，也被视为新年节期的尾声。
正月十五日的节俗活动，在六朝时期已相当丰富。《荆楚岁时记》中所列举，已有作宜男蝉、祭门户、祀蚕室、登高之会、迎紫姑等，只是未提及后世最重视的观灯活动。曾有人认为，元宵观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代。其根据是《史记·乐书》中的记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唐徐坚等《初学记》卷第四引录上文后有注：“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不过这只是唐人的看法，汉家天子在皇宫内的夜间祭祀活动，固然需要点灯，但与后世民间的节俗娱乐，毕竟差别甚大，未必能视为一事。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七记“五夜元宵”：“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乙，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贺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这一段话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一句，不见于《史记》，系《太平御览》误将后人注文阑入正文；二是唐代元宵“金吾弛禁”三夜，到宋代京师增为五夜，是宋太祖乾德年间的决定，民间两种传说均不确。
夜游观灯成为元宵节的普遍风俗，确实不会早于唐代。《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七“燃灯始末”条记载：“梁简文帝有《列灯》，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山灯》诗。唐明皇先天中东都设灯，文宗开成中以灯迎太后，则是唐以前岁不常设。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门，而上元游观独盛。”梁简文帝《列灯赋》，或称《看灯赋》咏道：“何解冻之嘉月，值蓂荚之盛开，草含春而色动，寒飞彩以偕来。南油俱满，西漆争然，苏徵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澄鲜。”文中并没有明确说到赏灯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南油俱满，西漆争然”一句，因当时不能生产植物油，只能用动物脂油，所以灯油代价昂贵，为灯戏而至于燃漆。这样豪奢的活动，自然难以普及到民间。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隋书·元胄传》里的记载，“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这是隋文帝时的事情，只提到白天君臣登高欢会，还没有涉及夜间观灯。不过其时民间已经出现正月十五夜的大规模游乐活动，事见《北史·柳彧传》，有曰：“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伎，诡状异形，外内共观，曾不相避，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井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人，请颁天下并即禁断。’诏可其奏。”既是夜间活动，须有照明，文中说的“燎炬”，是火把之类，离灯会已只是一步之遥。不料半空里杀出这位以卫道士自居的柳御史，大煞风景，而隋文帝信用其言，遂使元宵夜游被禁止。
观灯活动的早期纪录，见于《旧唐书·严挺之传》，有曰：“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以夜继昼，经月馀日。”元费着撰《岁华纪丽谱》则记道：“咸通十年正月二日，街坊点灯张乐，昼夜喧阗，盖大中承平之馀风。由此言之，则唐时放灯不独上元也。蜀王孟昶时，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由此可见，元宵灯会之举，在唐代之前，只是偶一为之，尚未成为惯例，祝穆“唐以前岁不常设”的结论是不错的。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记自唐迄宋元宵观灯“金吾不禁”的发展脉络，相当清楚：“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国朝会要》曰：乾德五年，诏朝廷无事，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宜士民之纵乐，上元可更增十七、十八两夜。自后至十六日，开封府以旧例奏请，皆诏放两夜也。《僧史》略曰：太平兴国六年，敕然灯放夜为着令。”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灯市”条补叙至明代：“张灯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云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请燃千灯，帝御安福门纵观。上元三夜灯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后二夜，金吾弛禁，开市燃灯，永为式。上元五夜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诏曰：‘朝廷无事，年谷屡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两夜。’上元六夜灯之始，南宋也，理宗淳佑三年，请预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桥道，皆编竹张灯。而上元十夜灯，则始我朝，太祖初建南都，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今北都灯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罢也。”两书不同之处，在睿宗年号，前说先天，后说景云。这两年的纪元变化比较复杂，据《新唐书·睿宗玄宗纪》，景云三年（712）正月改元太极，五月又改元延和；八月庚子立皇太子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睿宗自尊为太上皇，“甲辰大赦改元”，才改为先天；先天二年（713）十二月，复改元开元，故史书多以该年为开元元年。刘侗、于奕正误以为先天无二年，遂上推至景云二年（711）。
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继述清代北京灯会：“城市张灯，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近现代以来，凡是太平年月，元宵夜游观灯的习俗，绵延不断，而节期则渐渐稳定在正月十三至十八之间，如俗谚所说“十三上灯，十八落灯”，而以十五夜为最盛。
除了夜游观灯，元宵节俗也在不断丰富，如由六朝登高之会发展而来的“走百病”、“摸门钉”，由彩灯发展而来的灯谜竞猜，夜游娱乐更有扭秧歌、舞龙灯、踩高跷等表演，以及各种游戏，还有以节名相称的特定饮食元宵等物。如果说春节期间民俗活动的重点在庆贺，而元宵期间民俗活动的中心则是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