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风送暖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古往今来，抒写春节的佳作不胜枚举，王安石的这首《元日》能够脱颖而出，给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说来可笑，乃是因为国贼张春桥曾抄写这首诗，遂在揭批“四人帮”时被反复引证，无意中为王安石做了个大广告。当然这首诗也确实写得好，作者抓住了春节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以区区二十八个字，就让浓郁的春节气氛跃然纸上，有景，有情，有意境，有哲理，不愧为大家手笔。
诗中所写到的，都是春节期间司空见惯的事物，然而如果问一句，为什么春节要放爆竹、饮屠苏、换桃符，还真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在今天，放爆竹已经成为一种欢乐的象征，饮屠苏早转化为亲友的团聚酒会，桃符演变成的春联吉语，则显示出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可追根溯源，它们的原初功能，都是驱邪辟疫。
在春节风俗形成的时代，先祖们眼中的自然力，是那样强盛而神秘，人们只是感觉到它的存在，无从把握，更毋庸说控制和利用它；人们只能试图趋利避害地适应它。在这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驱邪祀福自然就更加重要。
就说爆竹吧。《荆楚岁时记》开篇就说：“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史记》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燃草，以辟山臊恶鬼。”“三元之日”，意指这一天是“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这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爆竹、燃草，其目的是驱逐山臊。按《神异经》的说法，山臊是西方山中的一种怪物，只有一尺来高，一足，虽然矮小，可它不但不怕人，而且能令碰上它的人生病。不过人也摸到了它的弱点，是害怕竹筒燃烧爆裂时发出的噼啪声，所以人们就以草点火、燃爆竹筒来驱赶它。有些民间故事中，说“年”是个凶残的怪物，每到冬残岁尽就要出来吃人，就是由山臊之说演变而成的。
有人以为爆竹、燃草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庭燎”。庭燎见于《诗经·小雅·庭燎》，指官员早朝时，宫殿中所燃以照明的火炬，以麻秸等扎成。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庭燎是皇家的礼仪，寻常百姓不要随便攀附。这见识未免迂腐。不过从功能上考察，庭燎和爆竹确实不是一回事。爆竹自有其渊源，也没有必要去沾皇家的光。
在火药发明之前，爆竹名副其实，就是以火燃竹筒，令其爆裂发出响声，所以唐代人又称之为“爆竿”。以火药制爆竹，最初仍是将火药装入竹筒，以加强燃爆的声响，所以爆竹之名沿用至今。
火药是中国人所发明，后经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史有定论。现存关于火药配方的最早记载，见于唐元和三年（808）清虚子撰《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中的《伏火矾法》。以多层纸密裹火药、外接引线的爆竹，据说在北宋已经出现，也称“爆仗”；因其响声如炮，又称“炮仗”；以麻茎将若干炮仗编成长串，称“编炮”，因其状如长鞭，或言其声清脆如炸响鞭，故又称“鞭炮”。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爆竹行》：“岁朝爆竹传自晋，吴侬改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却退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巢倾。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底，犹有馀威可驱疠。屏除药里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他认为新年爆竹始于晋代，而吴人提前五天就开始这项活动。更重要的是，从这首诗中，今人可以得知当时爆竹的具体情形，除了任由其燃爆之外，也可以像诗中所述的那样，当竹筒烧透将爆时，由人将竹筒从火中取出，在阶石上击碎，发出爆响。而竹筒的碎片，还可以叠放床底以驱疠。
由此也可见出，在火药发明之后数百年，以火药制爆竹还不是很普遍。但在皇宫中，确已有专门机构所制造的火药爆仗。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道：“至于爆仗，有为果子、人物等类不一。而殿司所进屏风，外画锺馗捕鬼之类，而内藏药线，一爇连百馀不绝。”可见是经过巧加包装的鞭炮。
到了清代，不仅爆竹种类纷繁，同样以火药为原料的烟火，更是千变万化。《帝京岁时纪胜·正月》记道：“烟火花炮之制，京师极尽工巧。有锦盒一具内装成数出故事者，人物像生，翎毛花草，曲尽妆颜之妙。其爆竹有双响震天雷、升高三级浪等名色。其不响不起盘旋地上者曰地老鼠，水中者曰水老鼠。又有霸王鞭、竹节花、泥筒花、金盆捞月、叠落金钱，种类纷繁，难以悉举。至于小儿顽戏者，曰小黄烟。其街头车推担负者，当面放大梨花、千丈菊；又曰：‘滴滴金，梨花香，买到家中哄姑娘。’统之曰烟火。勋戚富有之家，于元夕集百巧为一架，次第传爇，通宵为乐。”《红楼梦》五十四回说到贾府放烟火：“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的花炮。”“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仗。”
光绪年间让廉《京都风俗志》专述“花盒爆竹”即烟火的情况：“市中搬芦棚于道侧，卖各色花盒爆竹，堆挂如山。形式名目，指不胜屈。其盒于晚间月下火燃机发，则盒中人物、花鸟坠落如挂，历历分明，移时始没，谓之一层大盒。有至数层者，其花则万朵零落，千灯四散，新奇妙制，珠难意会。近日亦有洋式制造者，尤幻变百出，穷极精巧，不可名状。”《清嘉录》卷十二说的则是江南民间的情况：“送神之时，多放爆仗，有单响、双响、一本万利等名。或有买编成百千小爆粹之连声不绝者，名曰报旺鞭。”又引吴榖人《新年杂咏》小序：“爆仗有单响、双响、遍地锦、霸王鞭、一本万利、春雷百子，名目不同，音响斯别。”霸王鞭即报旺鞭，以其声响热闹，报来年兴旺的意思。鞭炮皆外裹以红纸，燃放后红纸碎屑铺满地面，称“满地红”。
今天燃放爆竹，仍有各种吉利说法，如大年初一的“开门炮仗”，连放三枚，为“三元吉利”或“连中三元”，放四枚为“事事如意”、“福禄寿喜”，放五枚为“五福临门”，放六枚为“六六大顺”等。
春节饮屠苏酒，是一系列祛邪祀福饮食中的重要一项，亦见于《荆楚岁时记》，又曰：“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凡饮酒次第，从小起。”这里说到的桩桩件件，都有来历：“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走。柏是仙药。成公子安《椒华铭》则曰：‘肇惟岁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岁则用之，汉朝元正则行之。《典术》云：‘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也。’董勋云：‘俗有岁首用椒酒。椒花芳香，故采花以贡尊。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年少者长了一岁，是喜事；年老者生年渐减，就不值得庆贺了。所以友朋相聚，多推对方为年少。《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记唐诗人刘禹锡、白居易春节饮酒赋诗的故事：“刘云：‘与君同甲子，岁酒让先杯。’白云：‘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白又有《岁假内命酒》一篇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
《荆楚岁时记》“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一节注文中说到吃鸡蛋的功用：“按《炼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气。’又《肘后方》云：‘元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子，并酒吞之。’然麻、豆之设，当起于此。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赤豆、芝麻，吞七枚或二七枚，都没有问题；鸡蛋七枚，则无论生吞、熟吞，都非易事，也难以消化，真要实行，恐未能免疾，而先致病。所以有的版本中，删去“各”字，成为“吞鸡子、赤豆七枚”，只是语意仍有含糊之处。宗懔说南朝梁代开始，荆州“不复食鸡子”，但许多地方直到现代仍有春节饷贺客以鸡蛋的习俗，只是数量不再强求七枚。芝麻与赤豆也是灵药，《太平御览》卷二十九引《杂五行书》，元旦及元宵日，“以麻子、赤豆二七颗置井中，辟温病甚效”。
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介绍了屠苏酒的来历：“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住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还列出了屠苏酒的配方：“孙真人《屠苏饮论》云：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省人魂。其方用药八品，合而为剂，故亦名八神散。大黄、蜀椒、橘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分，乌头半分，咬咀以绛囊贮之。除日薄暮悬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酒中，顷时，捧杯咒之曰：一人饮之，一家无疾，一家饮之，一里无病。先少后长，东向进饮，取其滓悬于中门，以避瘟气。三日外，弃之于井中，此轩辕黄帝神方。”可见当时人对此方是深信不疑的。椒酒桃汤之类，渐被淘汰，惟有屠苏酒越传越落实，或者果有健身之效。
最有趣的是胶牙饧，灶王爷吃了，胶住牙齿，到天廷开不了口；人吃了则无此虑，而可令齿牙坚固。
五辛盘，即五种辛辣的食物。中医认为五辛可以发五藏之气。庄子就曾说过春正月饮酒茹葱，可以通五藏。据《帝京岁时纪胜·正月》记载，新春日所献的五辛盘，用的是“生菜、青韭芽、羊角葱，冲合菜皮，兼生食水红罗卜”。
敷于散，出葛洪《炼化篇》，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分合为散，取井华水服用。却鬼丸见《天医方序》，有曰：“江夏刘次卿以正旦至市，见一书生入市，众鬼悉避。刘问书生曰：‘子有何术，以至于此？’书生言：‘我本无术。出之日，家师以一丸药，绛囊裹之，令以系臂，防恶气耳。’于是刘就书生借此药，至所见鬼处，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方用武都雄黄丹散二两，蜡和，令调如弹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带之。”据说梁武帝曾在正旦赐群臣却鬼丸。
春节换桃符，也是必行的风俗。
《荆楚岁时记》说，元日“帖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可见当时已将桃符作为门户驱鬼的重要设置之一。
桃符，又称桃版，其由来传说不一。《淮南鸿烈集解·诠言训》认为“羿死于桃棓”，羿是被桃木大杖打死的，所以鬼会害怕桃木。《后汉书·礼仪志》中，在此之外，又举出两条，一是周人认为“梗”有“更”的意义，以桃梗表示冬春季节的更替；一是“黄帝立桃梗”的故事，桃梗，指的是用桃树梗刻成的偶人。《事物纪原》卷八中说桃版的来历，也追溯到黄帝时代：“《玉烛宝典》曰：‘元日施桃版着户上，谓之仙木，以郁垒山桃百鬼畏之故也。’《山海经》曰：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之害人者。于是黄帝法而象之，殴除毕，因立桃版于门户上，画郁垒以御凶鬼。此则桃版之制也。盖其起自黄帝，故今世画神像于版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今本《山海经》中没有这段文字，黄帝的传说也多飘渺无据。能够肯定的是，桃符的出现当在汉代之前，而汉墓壁画中已经有神荼、郁垒的形象。
到了宋代，桃符已经定形为一对薄木板，每块长二三尺，阔四五寸，或者画上神像、狻猊等形象，下面写门神的名字，左边是郁垒，右边是神荼，或者写春联，或者写新春祝祷的吉语，每年春节定期更换。王安石诗中的“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这个意思。豪门大户，桃符做得精致，不必年年重换，但也要油漆一次，以崭新面貌迎年。
后世的春联，很可能就是由桃符演变而来。
在桃符上写春联，据说始于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宋史·蜀世家》中有一个故事，说孟昶每年春节前都让学士题写新桃符，到了广政二十八年（965），也就是亡国的那年，因为学士所写不够工整，遂亲自撰写一联：“新年纳馀庆，嘉节号长春。”当时就有人说，宋朝皇帝的诞辰，号为“长春节”，这不是个好兆头，莫非后蜀要奉宋的正朔了？待到宋军攻占成都，朝廷派任的成都知府，恰恰叫吕馀庆。孟昶的一副对联，居然应验得一字不差。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则说是后蜀太子之事：“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馀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蜀亡之后，吕馀庆就拿太子的策勋府做了知府衙门。
这类故事很可能是宋人编造出来的。其实将“纳庆”两字作为吉语写在桃符上，在唐代已屡见不鲜。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中就出现了两次：“肴列辛盘，觞称椒酒，桃板署门而纳庆，苇绳罗户以祛灾”；“纳庆着椒花之颂，祛灾献柏叶之铭。”
宋代以后，在桃符板上书写春联，渐成风气。《宋史·五行志》记道：“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左右。”可见帝王家是很当一回事的。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也提到时人题桃符板的故事。但直到明代，春联才改书于纸上，也就是完全定型为后世所见的春联。
《清嘉录》卷十二中，提出了另一种说法，认为春联是由立春日的“宜春”帖演化而来。古人立春之日，例在门上贴“宜春”二字，“韦庄诗：‘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又王沂公《皇帝阁立春帖子》云：‘北陆凝阴尽，千门淑气新。年年金殿时，宝字贴宜春。’又胡复斋诗：‘满写红笺字，无劳黄绢词。年年烦阿买，春色在门楣。’而陆启浤《北京岁华记》则以‘除夕贴宜春字，小儿女写好字’。欧阳原功《渔家傲》词云‘换年懒写宜春帖’是也。晋傅咸《燕赋》云：‘淑青书以赞时，着宜春之嘉祉。’宜春二字本此。然秦已有宜春宫、宜春苑，见《括地志》。吴人又以迪吉二字为宜春对偶，盖本《尚书》‘惠迪吉’语，以谶吉祥耳。周必大《玉堂杂记》云：‘除日，更春帖、柱联、门额，于堂轩楣枋，贴福禄寿、一财二喜等字。’”“宜春”、“迪吉”，可以视为一种两字对联。从立春日贴的“宜春”帖得到启发，元日也写上一副对联，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前人明说春联最初是写在桃符板上的吉语，故还是前说较为可信；或者在易木为纸这一点上，是受到宜春帖的影响。
春节习俗，年深岁远，已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以传统建筑作比喻，则腊八节就像最前端的牌坊，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祭灶可谓大门，此后穿庭过户，正式进入绵密的节俗活动；除夕、初一，可比巍峨的殿堂；而元宵节便是花木葳蕤的后花园了。
在王安石写这首《元日》诗的时代，春节风俗已经与古代的宗教意识渐行渐远，驱邪辟疫的成份日趋淡化，而世俗欢乐的成份越来越浓。我们就以这首诗作为“春风送暖”的引子，开始缤纷多彩的春节民俗之游。
二、祭灶迎节
浙江奉化有一首童谣说《过年》：“新年来到，糖糕祭灶。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子要戴新呢帽，老婆子要吃大花糕。”而一首北京民歌记述迎年风俗：“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碾敉黍。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去宰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豆篓。三十黑夜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糖瓜粘”，即用糖瓜把灶王爷的牙齿粘上，让他上天后不能乱告状，正是祭灶仪式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大江南北，都将祭灶作为新年活动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