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君可以说是中国民间信仰最为普遍的神。他的来历，前文已经说过。宋代祭灶的时间，已明确在腊月二十四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记北宋都城开封祭灶：“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梦粱录》卷六记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祭灶：“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买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箕豆，叫声鼎沸。”
祭灶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将象征灶君的旧灶马焚烧，换贴新灶马，在宋代是同时进行的。到明代中期，已区分为送灶和迎灶两项活动。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记道：“祀灶：坊民刻马形印之为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宛许为养马具，群一家少长罗拜，即嘱之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则又具如前，谓为迎新灶。”迎新灶时才将新的灶马贴在灶上。这样使得祭灶活动更具有象征性，烧去灶马是送神上天，重新贴上是迎神归来。有的地方在除夕即举行迎灶仪式；皖南一些地区，则迟至正月十五元宵夜才接灶，贴上新灶马，焚香燃烛，供祀米粉丸。
与送灶直接相关的一项祭祀活动，是接玉皇。灶王爷上天，汇报了人间一年的善事恶情，玉皇并不偏听偏信，二十五日要亲自降临人间稽查，以决定来年是降祸还是赐福。所以民间都在当天五更焚香敬礼，迎接玉皇下界。这一天人们都要谨言慎行，千万不能口出恶言秽语，以免招来玉皇的惩罚。有条件的人家，这天要悬挂玉皇或五色云车的画图。待到接灶的那天，再送玉皇上天。这一风俗，大约在明代已经形成。
灶君和玉皇的值日轮换，安排得很妥当，不过玉皇似乎又并不过问人间的日常事务。于是灶君不在凡间的几天，因为没有了监视者，人们的行动便自由无拘束，大到婚姻嫁娶，小到打扫房舍，连皇历上的吉凶都不用去看，只管放心做来就是，俗称“无忌日”、“乱岁日”、“乱丝日”，可以“百无禁忌”。
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祭灶活动的内容，是由简而繁，渐次丰富起来的。
《荆楚岁时记》说古人以黄羊祀灶，据说清代宫廷祭灶仍以黄羊为供。民间举行祭灶仪式时，早已不用黄羊，常用的是以下几种物品。
一是灶马。画出灶王爷的形象，雕成木版，蘸墨覆纸刷印，称为灶马，也就是一种版画或年画。灶君最初的形象，只见于文字，说他“着赤衣，状如美女”，所以被肯定为男性；而且他还确实有着一位夫人。常见的灶王爷头戴礼冠，身着朝服，身旁常有一位女伴，只是阔面长须，完全不像美女了。近代年画中的灶王爷，往往拖家带口，一大班人挤在神台上。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越是有权威的角色，越是傲然独立，“高处不胜寒”；像这样其乐融融的家庭化神只，倒是大可以亲近了。在灶君形象的两边，往往刻着一副小对联，写着“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或“人间司命主，天上奏功臣”，两者意思差不多，前者直述对灶王爷的期盼，后者转了个弯，以拍马屁的手法，哄灶王爷为自己服务。
门神、财神、寿星等神像，都是以红纸印刷的，只有灶神和月神（太阴星君）通常以白纸印刷。不过吴地也以红纸印刷，称为“灶界”。灶马尺幅也比较小，约相当于现在的十六开纸。过去人家烧大灶，灶神多贴在方烟囱的中部，整天监视着两口大铁锅。烧小灶或煤炉的人家，则贴在厨房的墙上。特别讲究的人家，会在厨房中设一个小小的神龛，专门安放灶马。
灶马属于纸马的一种。其他的神像，也称为纸马。据说是因为上古祭祀要用牲畜，而秦代杀马以殉；唐代始以纸扎马祭神；印刷术发明以后，便有人画印神像出售，称为纸马，也称甲马。《东京梦华录》已经记载有纸马铺。旧式人家的厅堂里，还备有专门贴供神像的纸马架。直到明代万历年间，灶马上还有直接印出马形的。
灶马的另一种解释是灶神的坐骑。祭灶时也要为它准备供品，通常是喂马的草料和清水，将稻草铡成寸把长，有时还加上青豆或黑豆，俗称“马料豆”。有的地方直接供在灶前，有的地方则撒在屋顶上。吴地风俗，除灶马之外，还讲究以竹篾编穿成小轿，届时和神像一起焚烧，就算是轿抬灶神上天。烧后拨检灰烬中没烧完的残枝碎片，仍放到灶膛里，称为“接元宝。”
二是酒糟，涂抹在灶门上，将这位“东厨司命灶王府君”变成“醉司命”，无法正常履职。
三是胶牙饧，在南宋时已取代了酒糟，供祭在灶神像前。胶牙饧的出现，显示出灶君尊严的削弱，因为以酒醉神，还算一种无可奈何的供奉，不得不哄着他；直接粘上他的牙齿，使他无法开口说话，不免有些儿戏，反映人们自觉已有充分的力量摆布这位家神。苏州人将胶牙饧称为“糖元宝”，又以米粉裹豆沙馅做成团子，称为“谢灶团”，糯米粘性大，目的也是去粘住灶王爷的牙。
然而，在关系到实际利益得失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还是十分认真的。
《艺文类聚》卷八十引《杂五行书》说：“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以猪头祭灶，在经营上能够有一本万利的收益。受此诱惑，宋代已经出现专门为腊月供祭而饲养的“岁猪”，亦称“年猪”。陆游有诗：“釜粥芬香饷邻里，栏猪丰祭家神”。陆游说的是四川的情况，而杭州人也有同样的风俗，以猪头为祭灶神的最佳供品，供祭之后还可以食用。由于大家争买猪头，以至在冬至之前，就纷纷到屠夫那里定购，而且要选猪头上的皱纹重沓有如“寿”字的，称为“寿字猪头”。屠夫将猪头扛在肩上，送到定购者门前，大呼“送元宝来了”，主人重金酬谢，然后将猪头腌透风干，以备祭灶时用，苏州人将这种岁猪肉称为“冷肉”。养猪人有时候先以它作为祭拜山神的供品，到祭灶时再宰杀鲜卖，称为“祭山猪”，更受欢迎。南京俗语中以“寿头”为骂人话，就是暗指其人为猪，且将被宰杀作为“寿字猪头”。
四是阡张、元宝。《燕京岁时记》载，供祭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是日鞭炮极多，俗谓之‘小年下’。”这里所说的千张，并非今天的豆制品，元宝也不是真金白银的元宝，都是用于祭祀的纸品。汉代以来，埋葬死者时已使用冥钱，最初是用泥或陶仿制成方孔圆钱。据说南朝齐东昏侯“好鬼神之术”，始兴剪纸为冥钱，焚化以代金帛，到唐代大为盛行。直到民国年间，许多城市里都有专门制作这种冥钱的工匠和作坊，用金银纸糊成元宝样式，大者径尺，小者数寸，俗称“大海”、“中海”、“三海”；也有像真元宝一样大小的，用线串起来，称“小元宝”；用锡箔纸制作的，称为“银绽”。剪凿黄表纸或白纸为钱形，称为“阡张”，巧手者可以剪成一丈多长而连续不断。祭灶时和灶马一块焚化。也有商家把长串阡张、纸糊金银元宝与财神马一同挂在招牌上，称为“富贵不断头”，也叫“兴隆”，作为财源茂盛的兆头。
尽管传说祭灶会给人带来诸多好处，但还是有贫苦百姓，连最起码的供品都无力准备。徐州《穷人祭灶歌》唱道：“灶老爷，灶老娘，今晚辞灶没有糖；俺爹俺娘没在家，咱磕个响头免了罢。”北京民歌唱道：“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今年小子混得苦，明年再吃关东糖。”而一首四川民歌则表现出穷人无奈的愤怒：“这个时岁愁又愁，想敬土地没刀头；年年敬你鸡肉酒，你不灵应敬个球。”
明清以来，祭灶活动有两个变化，一是祭祀者，由最初女性主祭，到明代变成禁止妇女参祭；二是祭灶日期，由古代的腊月二十四日，在清初改为二十三日。
明《帝京景物略》卷二记道：“廿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以糟草秣灶君马，谓灶君翌日朝天去，白家间一岁事。祝曰：‘好多说，不好少说。’《记》称灶‘老妇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妇女见之。祀馀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馀’，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记》指《荆楚岁时记》，六朝时还是由家中的主妇祭灶，此时却将女性完全排除在祭灶活动之外，甚至祭灶用过的糖果，女孩子都不能吃。清初《日下旧闻考·风俗》的编者于敏中等，还以“臣等谨按”的形式，特别说明“京师居民祀灶犹仍旧俗，禁妇女主祭。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所称也。”有人认为这显示了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其实未必，主妇地位再下降，总不至于连邻居都不如吧，所以应该是反映了人神交往中的性别歧视。
于敏中等还含蓄地提到了南北祀期的不同。“刘侗所称”，即《帝京景物略》中所记。明清易代，民间风俗多沿明代之旧，除了剃发蓄辫，清廷也并不曾要求民间都行满洲习俗。北京城里改以二十三日祭灶的原因，不得而知，而南方人坚持二十四日祭灶，隐隐地显示出汉民族对于满清统治的心理抵拒。
不过，厨灶毕竟是女性的天地，祭灶仪式的完全排斥女性，未免过于不近情理。与《日下旧闻考》同时代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记录了一种“男外女内”分别祭灶的拆衷方式：“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糟炒豆水盂，男子罗拜，祝以遏恶扬善之词。妇女于内室，扫除炉灶，以净泥涂饰，谓曰‘挂袍’，燃灯默拜。”用灶主角的女性，在祭灶中只能充当配角。到了晚清，似更为宽松，《京都风俗志》说：“是日晚间，于供桌设灶神纸像，或有二像者，谓之张灶、李灶，其一又曰烧灶。祭灶时，男子先拜，妇女次之。谚云‘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盖灶神为一家之主，故以家长先拜，亦礼之宜也。祭毕，焚像于燎炉。或以所供之豆投于炉中，次晨觅豆食之，或云可祛牙痛。”
民国年间，南京的祭灶活动是由妇女主持的，男性反不参加。夏仁虎《岁华忆语》说：“祀灶，妇媪之祀也。是夕厨娘皆换新衣裙，主妇主其祀。士大夫不与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湖北也是全家祭灶，且有民谣：“祭灶祭灶，全家都到，一个不到，灶王不要。”
除了新年前的定期祭灶，古人在迁入新居之际，也要祭灶，并宴请邻居。当代人搬家，还要先把生着火的煤炉搬入新居，亦源出于对灶神的尊敬。《艺文类聚》卷八十引《杂五行书》说，灶君“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恶贾市；不知其名，见之死。猪肝泥灶，令妇孝。灶君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灶”。“用人故灶凶败。鸡毛入灶中，致非祸。犬骨入灶，出狂子。”这些也都是与灶王爷打交道时所必须知道的宜忌事项。
与灶王爷有关的活动，还有占定来年命运的“听响卜”。《清嘉录》卷十二记载，占卜者先用镜囊盛古镜，背着别人，向灶神祈祷，默诵“并光类俪，终逢协吉”咒语七遍，请示到出行的方向，然后抱镜出门，以所听见别人无意间说的第一句话，占卜今后的吉凶；或者闭上眼睛随意走出七步，睁眼看镜子，随镜子所照之处，去听人言语。另一种听响卜的方法见褚人获《坚瓠集》，在向灶神祈祷之后，把饭杓投进锅中，按杓柄所指的方向，抱镜前往，听人说话。因为都要用到镜子，所以也称“镜听”。
祭灶之后，迎接新年的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场了。
《帝京岁时纪胜》中，详细地记述了十二月下旬的迎年活动：“岁暮官署封印，诸生散馆。送灶神后，扫除祠堂舍宇，糊裱窗槅，贴彩画玻璃，窗眼剪纸，吉祥葫芦，还账目，送节礼，谢先生，助亲友馈炭金，整齐祭器，擦抹什物，蒸糕点，炸衬供，调羹饭，治祭品，摆供献，雕茶果，神堂悬影，院内设松亭，奏天地供案，系天灯，挂琉璃。”
首先是大扫除。人家不论贫富，都要洒扫门闾，清除尘秽，洁净庭户。按现代人的意识，当然是以卫生而保健康，无须解释。但在古代，为了促人扫除，也有种种传说，如说灶神观察人家善恶，在尘埃上画符号做下记录，临上天汇报前必要查看，故而人家要在送灶之前，把家中的灰尘都清扫掉，使灶神无从向天帝告状。据此，掸尘扫除该在送灶前进行，所以扬州有“十七十八，越扫越发”的俗语。但更多的地方，还是在送灶之后扫除。如苏州在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或二十七日，称为“打埃尘”。也有的地方是按照皇历上注明宜于扫除的日子进行。扫除一定要彻底，家人以布巾裹头，手持缚在长竿上的扫帚，每个角落都要扫到，不能留下一丝灰尘。窗棂上也要换下灰黄的旧纸，以新纸重新裱糊，使焕然一新的房宅内显得更加亮堂。
扫除之后，人们理发洗澡，也要做好自身的清洁工作，干干净净过年。俗谚道：“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不管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同时，要将一年中吃剩下的药物，抛到门外；医生所开的药方也要烧掉，称为“丢百病”，也算是“药去病除”的一个兆头。
其次是置办年货。从《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可以看出，宋代的年货市场，祀神避邪用品是重要的特色商品：“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锺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卖干茄瓠、马牙菜、胶牙饧之类，以备除夜之用。”到了清代，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年货市场的经营时间延及整个腊月，上、中、下旬各有经营重点，祭祀用品之外，诸般果品、野味、生活器具以至儿童玩具，应有尽有，而且价格较平时昂贵。《帝京岁时纪胜·十二月》记道：“腊月朔，街前卖粥果者成市。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其次则肥野鸡、关东鱼、野猫、野鹜、腌腊肉、铁雀儿、馓架果罩、大佛花、斗光千张、楼子庄元宝。初十外则卖卫画、门神、挂钱、金银箔、锞子黄钱、销金倒酉、马子烧钱、玻璃镜、窗户眼。请十八佛天地百分。钱店银号兑换压岁金银小梅花海棠元宝。廿日外则卖糖瓜、糖饼、江米竹节糕、关东糖、糟草炒豆，乃廿三日送灶饷神马之具也。又有卖窑器者，铜银换瓷碗，京烧之香炉烛台；闷葫芦，小儿藉以存钱；支锅瓦，灶口用于助爨。至廿五日外则脂麻楷、松柏枝、南苍术岁矣。腊月诸物价昂，盖年景丰裕，人工忙促，故有‘腊月水土贵三分’之谚。高年人于岁逼时，训饬后辈谨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谚。”各地名特产纷纷涌入，商家店铺也打出自己的名牌商品：“门神来无锡，爆竹贩徽州。花汉冲，制兰佳之珍香；陈集成，浇柏油之大蜡。挂钱辉五色，原砂云母百花笺，石竹斋杨梅巷北；宝马绘诸天，白楮黄钱千页纸，宏源号鱼市街东。”文中提到的“卫画”，即天津卫出产的年画。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至今仍为人喜爱。热闹的街道上都会支起售卖年画的席棚，热闹喜庆、色彩鲜艳的年画，特别受妇女儿童的欢迎。明代北京琉璃厂的新鲜玩艺之一是金鱼，盛在透明的琉璃瓶里，转侧游动，由于光线在水中折射角度的不同，从瓶外看忽大忽小，变化莫测，直到清代仍是“他处所无”的特色商品。
南方的商业中心苏州，贩置南北杂货的年货市场前后长达两个月，以满足居民年岁消费的需要，故称“六十日头店”。《清嘉录》卷十二记道：“熟食铺，豚蹄鸡鸭较常货买有加。纸马香烛铺，预印路头财马，纸糊元宝缎匹，多浇巨蜡，束名香。街坊吟卖篝灯、灯草、挂锭、灶牌、灶帘及箪、瓢、箕、帚、竹筐、磁器、缶器、鲜鱼、果、蔬诸品不绝。锻磨、磨刀、杀鸡诸色工人，亦应时而出，喧于城市。酒肆药铺，各以酒糟、苍术、辟瘟丹之属，馈遗于主顾家。总谓之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