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唐宋转型
受到近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史学观的影响，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封建社会”（thefeudalsociety；thefeudalistsociety）曾横亘中国社会数千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才蜕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同时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史学界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提出了“唐宋社会转型论”，认为中晚唐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从经济史角度看去，产生的社会变革已经接近“近代社会”。近年欧美等国学术界赞同这一观点，开始影响内地观念。
此题关涉甚广，我在《伽蓝天尊》及《超凡入圣》中都用大量篇幅加以论证，这里只能作为本题阐述的背景。
社会转型引发价值体系改变或者重建的事例，正在当代中国发生，人们不会陌生。美国哈佛大学卡斯维尔（Charles H.Carswell）讲座教授包弼德（Peter KBol）在他的代表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in Tangand Sung China）中提出：
“历史学家承认，国家的价值观在历史的某些时期被重新界定，比如当社会发生变化、对财富的控制发生转移、政治权力重新组织。”
引发唐宋“社会转型”的关键，是由于“安史之乱”（755～762）后，唐王朝靠回纥、吐蕃平息叛乱，得以还都长安，遂有茶、瓷之筵宴赏赐。这也是游牧部族第一次享用到中原文明的新成果。但是茶瓷在唐代本属贡品，即限制生产之物品，王公贵族士大夫所用，也只能依靠皇室赏赐，故出产有限。但是回纥、吐蕃部族一经享用，顿觉依赖，于是中唐屡有“索贡”之举，甚至侵犯长安，皇帝不得不一再出逃。为了满足回纥、吐蕃对于茶叶、瓷器的需求，不得不把贡品改为商品，从限制生产改为鼓励生产。这才开创了着名的“茶马交易”。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还首开了茶税的征榷，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尚不及一县之茶税。这不但带来了巨额的中央财赋，而且在中国以及周边贸易国家地区普及了饮茶的习惯。傅筑夫尝引李珏言：
“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这表明后世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当时已成雏形。而“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僧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形成了较大的商业规模。白居易《琵琶行》所咏江西茶商入长安，娶歌妓的豪奢生活，亦当出自这一背景。
中晚唐社会的另一个变化，就是藩镇割据状态形成以后，中央和地方争夺税源财赋的问题。唐代宗李豫时代即感到用支匮乏，一般以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杨炎建议，颁布“两税法”以替代租庸调法，为唐代赋税制度改革的标志。其背景是“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备受荼毒，原来农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口流动加剧，户口耗减，唐初“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实际上已无法实行。而且地方藩镇的割据局面造成事实上的财税独立，中央政权的财政收入难以为继。“两税法”主要适应人口流动和商业活跃的现实，以现实居住地重订户籍，定居者与流动人口分别计税。
茶、瓷开禁征榷，和“两税法”的实施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相当于1980年以来中国内地以商品化和人口流动为标志的“改革开放”。由此兴起的各路贸易商帮也如雨后春笋，“暴富”人家则令文士官员为之侧目，因此成为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纪实体“新乐府运动”以“估客乐”为题吟哦的对象。如刘驾《估客乐》诗言：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道尽了商贾之途的艰险莫测。又张籍同题诗：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秋江初月猩猩语，孤帆夜发满湘渚。水工持楫防暗滩，直过山边及前侣。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长为贩卖翁。”
已经谈及这个流动世界中不同的价值准则，和弃农经商的过程。刘禹锡《贾客词》更多描述了他们经商致富的过程：
“贾客无定游，所游惟利并。眩俗杂良苦，乘时知重轻。心计析秋毫，摇钩侔悬衡。锥刀既无弃，转化日已盈。邀福祷波神，施财游化城。妻约雕金钏，女垂贯珠缨。高赀比封君，奇货通幸卿。趋时鸷鸟思，藏镪盘龙形。大艑浮通川，高楼次旗亭。行止皆有乐，关梁似无征。农夫何为者，辛苦事寒耕。”
同时诗人纷纷吟咏此题，题旨遂一变而为指斥暴富之伪诈，感慨世风之不古矣。盖源中唐商潮初起，牟利冲动，乘时而起；逐利之风，竞相扇炽。何况盐、茶、瓷等大宗物资禁榷初开，民间商贩趋之如鹜，也很快形成贫富分化，故“新乐府”之《估客乐》诗题，率多悯农伤贫，慨叹不均之言。身经由国家统制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调节型“商品经济”的今时之人，尤能体察其中的酸甜苦辣，故不具论。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这群迅速流动的人口中，也免不了存在，或者招来拉帮结伙的强梁寇盗。担任扬州节度使掌书记杜牧虽然是风雅诗人，但也不能总是吟哦“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类旖旎诗词。他在刚到扬州不久，还写过一篇公文《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谈及当时情况：
“伏以江淮赋税，国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劫江贼耳。某到任才九月，日穷寻究访，实知端倪。夫劫贼徒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下不减二三十人，始肯行劫，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惟有茶山可以销售。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僧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而商帮作为唐代新兴的民间团体，当时并无制度保护，流动性又极大，因而与传统“乡里社会”形成不同价值观念。元稹《估客乐》中写道：
“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少交假，交假本生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鍮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勍。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惟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
描述他们离乡背井，坑蒙拐骗，走南闯北，而后财源滚滚，衣锦荣归，交结公卿，摆富显阔的经历，俨然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唐代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还解释说：
“在古代交通不便，道路不安全的情况下，贩运价值连城的珍奇宝货，如系个人独来独往，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商人在整装待发前，首先要和同行之人结成伙伴，即结成临时性商帮。只有这样，才能以团体力量共同抗拒猝发性的祸害，以保障本身和货物的安全。所谓‘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就是人多势众的结果，单独个人是办不到的。崔融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少有失意，犹且如此。’其所以能动则弯弓挺剑，睚眦必报，就是因为他们是‘结党连群’的团体行动。”
但民间诗歌却洋溢着另外一种气息，如在湖南发现的唐代长沙铜官窑所烧民间瓷器题写的诗歌，就多是游子甚至估客之作，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写赶路；“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写漂泊；“小水通大河，山深鸟雀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写萍水相交的友谊；如“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长）照客心愁”写乡愁之无可排泄；都相当真切朴素，在离乡背井的奋斗中，别有情怀，依然保持着一份平和心境和希冀企盼。敦煌俗曲也描述到平民客居异乡，与土着人士情同金兰的情形，如《浪淘沙》：
“结草城楼不忘恩，些些言语莫生嗔。比死共君缘，外客悉安存。百鸟相忆投林肃【宿】，道逢枯草再迎春。路上逢君先下拜，如若伤蛇口含真【嗔】。”
其实司马迁《货殖列传》早已明言“牟利冲动”的不可抗拒性质。既然人自为利，商业伙伴也不可尽信。邻里可以“无情”，伙伴也可以“卖假”。于是“轻死重义”之“义”，包括“恩义”、“情义”、“信义”等亲亲宗法制度以外，平等相交的相互规范，开始成为人际交往的一种新准则。《水浒传》描述“梁山泊好汉大聚义”就是生动事例。
（第二节）江湖社会
《三国志·关羽传》介绍他出身时，仅有“亡命走涿郡”五字，耐人寻味。
按“亡命”一词原出《史记》。《吴王濞传》说：“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汉书·张耳传》又言，张耳“尝亡命，游外黄。”颜师古训言：
“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谓脱其名籍而逃亡。”
这是针对汉代乡社制度，凡入户籍者都必须在乡在土而言。脱离乡里者都没有了户籍，社会身份因此丧失。又《后汉书·光武帝纪》载：“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李贤注：“亡命，谓犯耐罪而背名逃者。”又进一步以“亡命”为因犯罪避祸，而“脱名籍而逃”的人。所以关羽年轻时在乡社户籍的家世，以及流亡涿郡，与刘备、张飞“结义”的壮举，也开辟了一个从想象到自我认同的广阔社会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五伦”的道德规范中，特别标举出“义”来，作为脱离家族宗法和乡里社会以后，社会平等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唐宋社会转型后形成的公共空间。
而“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随意在google中文版上搜索“江湖”词条，会发现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着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
还原到宋代，“江湖”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后。
如前所述，中唐以后中央政府端赖水网运输，“仰食东南”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偶读日人桑原骘藏的《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注释之详尽冗长超过正文，可谓一大特色，但其中引用的史料，却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大致而言，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供给长安用度，而中唐以后关中水利淤塞，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后命运，也是后世所谓“江湖社会”兴起之由。而流动社会中如何形成、维系平等交往的人际关系，则又是“隐秘社会”崇尚关公之重要原因。后话另说。
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邓子琴尝言：
“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
“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发展的天然指针，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
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着名比喻是：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
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
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后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故《新唐书·文学传》言：
“天宝后，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
宋代犹然，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