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则知范蠡变名易姓之所在，本不习于礼义，而擅鱼盐矿冶之利，以其舟楫交通之便，故能“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宋人周淙撰《乾道临安志》卷第二言：
“吴地，古扬州之境也。其俗躁劲扬轻，故曰扬州。或曰：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周官职方氏曰：扬州之民，二男而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吴越春秋》云：人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檝为马，悦兵而敢死。《汉志》曰：吴粤之君皆尚勇，故其民好用剑，轻死易发，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数与楚接战，互相兼并。故吴越风俗略与楚同。《隋志》曰：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鱼稻富饶，不忧饥馁，信鬼神，喜淫祀。又曰：吴郡馀杭，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国史·地理志·总叙》：两浙路以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厚于滋味，急于进取，善于图利。”
此处所指“江湖”，兼及地貌特征与治贾善生，鬼神淫祀。虽引前人之说，亦为时人自道。可知漕运及水上贸易大兴于宋代，尤其是南宋，亦有民俗方面的重要渊源。
“江湖”一词究指何所，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我在《显性和隐性：金庸笔下的两重社会》中曾提出：
“中国自周以来‘以农立国’，‘以农为本’，长期还以‘井田制’为社会理想范式，并以此为中心设计出一整套政治和管理制度来。‘离土离乡’意味着逸出传统的范式制度之外，其流动隐秘，生计无常的特性，又使这些游民往往具有破坏力。也是古代法制最难管理的一类阶层。从农本社会的观念出发，这些离土离乡，游踪不定，或者以交通流通为业的江湖角色，都是行事乖张，所为可疑，坑蒙拐骗之辈。常言道：‘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其此之谓也。这类角色恰合庄子‘不如相忘于江湖’中‘江湖’二字的本意，构成传统中国社会丰富的人物谱系。”
从概念贯通的意义上说，本文所论“江湖”亦包容以上三义。因为第一是两宋主要取赋东南，故两京端赖舟楫交通，属于“浮在水面上”的繁华都市；第二是朝臣赋闲，或者文士转徙调动，每叹不得其志用，都是以“江湖”自况，正显示着他们此刻的平民立场；第三是航运交通贸易及其延伸到都市中的商业、服务业、娱乐业，构成了两宋“民间社会”，即反映北宋末年江湖社会的小说《水浒传》的新基础，这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惟这些内容非数部专着不能容纳，所以须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梳理出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角度。本文拟标举唐宋之际的漕运-城市水系-商业布局变迁为线索，以此贯通“江湖”一语的本义、引申义、转借义和隐喻义，进而论及宋代社会的公共空间及其信仰。
有同事曾以“江湖——游民生活的空间”为题先有论列，理或然，实不尽然。本文仅及“江湖”之中立意义，不予辨论，姑执一端可也。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谈及“唐宋运漕米总数”时说：
“唐居长安，所运米数天宝二百五十万石，大中时一百四十七万七千八百八十六石。唐自大中以后诸侯跋扈，四方之米渐不至，故耳。惟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计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证实中唐以后中央政府“仰食东南”的现象愈来愈具依赖性质，甚至影响到政权存亡，首都迁徙。而东南漕粮端赖水网运输，所以称其为“漕”。偶读日人桑原骘藏的《历史上所见南北中国》，注释之详尽冗长超过正文，可谓一大特色，但其中引用的史料，却提供了一部概括的中国漕运史。大致而言，中国历代京师一向依靠漕运供给，起初端赖秦汉时代的关中水利建设，供给长安用度，而中唐以后关中水利淤塞，中央财赋愈来愈须仰仗东南。故水路运输的通畅状况，直接决定着都城的设置和续后命运。欧阳修《新唐书》感慨于此，故特别夸赞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力战之功：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而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以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
张巡等力战保全的江淮，其实也就是赵宋王朝起家的本钱。据《太平御览·水经》，汴河之开凿缘于“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浪宕渠，即汴渠”的传说。后隋炀帝下江都，“更令开导，名通济渠，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达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漕运的骨干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连接。”自从关中“八水绕长安”的景观不复再现，黄河漕运一度成为迁都洛阳的主要原因。随着五代黄河改道，朱梁被迫再次东迁至汴梁，就食淮南。宋代的前三个君主都有过在长安重建京师的宏愿，宋真宗还借祀汾阴、封西岳的名义亲往考察，但终因漕运问题不能解决，永远放弃了追摹汉唐的雄心。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也是在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也说：
“宋以后的运河中心时代，中国社会沿运河线移动，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其他社会情势在彼此相关、互为因果的情况下，所形成的近世社会的特性。大运河的机能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
可谓一语中的。
话说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和显德四年（957年）先后颁布过两个着名的诏令，第一是修筑汴梁外城，预先规划出大批空闲之地，“其标识内，候宫中擘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以网罗天下客商，建成商业都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招商引资，官民共建”；第二是疏浚汴河，显德四年四月“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周景）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今语谓之“预留城市发展空地”，实际上主要作了沿河街市。
以今日视线观之，周世宗的谕令不啻都市“重商主义”宣言，倘非如此，宋代经济就不可能出现黄仁宇所谓“前现代化”问题。论者咸以为这从根本改变了中国都市的发展格局，梁思成曾对此特别推重，认为“显德二年增修汴河两诏，富于市政设计观念，极堪注目。”而柴荣“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目光者，其所注意之点……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道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盖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
为了加速东南漕运的周转，减少沿途税务干扰，宋真宗时曾有官员奏请《乞严禁商税务不得驻止滞纲运奏》，言：
“荆湖、江浙路逐年起发粮斛钱宝，并茶货、盐货不少，全藉纲运往回疾速。方获办及，却被沿路经遏办税务，不便点检发遣，多是驻滞。深见防滞行运。欲乞严戒沿江河州军商税务，自今纲运经过，如敢驻滞，并乞勘罪断遣，仍据驻滞日份虚食，请受赔摊。监官亦勘罪行遣。”
可见宋廷为了商业运转流通，也曾不遗余力，减少官方环节的阻滞。但是茶、盐为朝廷利之所在，不能轻忽。于是天禧五年宋真宗又有《定茶商所行道路送纳商税诏》言：
“自今客人于蕲口、太湖、石桥、洗马等四处场务算买诸色号茶货如到泗州，愿取淮河，前去入正阳、颍州、陈州旧路上京者，听从便令，依例送纳旧路商税。如愿借汴河路上京者，令只纳旧路税钱从汴上京，更不令伊宿、亳州、南京三处税则例送捐，随船行货色、力胜、头子、包角等钱，即逐处依例受纳。”
俾得减少阻滞，方便运输，可见宋廷重商政策之一斑。
宋代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所以异常繁荣，论者多强调其坊里制度的演变。其实更重要的前因，在于宋廷继续执行后周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强干弱枝”方略。赵匡胤不仅“杯酒释兵权”，大力削弱地方武力，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制度，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势力膨胀的任何可能性。《宋史》说：
“太祖起兵间，有天下，惩唐季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成强干弱枝之势，故于兵食为重。”
宋朝分置“禁军”、“厢兵”、“乡兵”和“藩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卫”，为天子自将之军，而且主要职责是卫戍京师，当然也由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水浒传》曾言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初读者每惑于京师“禁军”数量何其多也，其实并非虚言。宋太宗视察汴河决口处时，曾说“东京兵甲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奏议汴河重要时，亦称开封之繁盛：“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可见《水浒传》所述盖亦有自，并非虚言。
集结重兵的同时，宋廷又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政府，并颁诏“令自今诸州岁收税租及筦榷货利、上供物帛，悉官给舟车，输送京师。”也就是说为了加强中央财政控制，天下的供赋物资都要不惮烦难，先运至京师汴梁，然后再“回纲转输外州”。因此赵匡胤继续后周工程，建成了以开封为中心、以汴河为枢纽，进而连接西北与东南江河之水运纲，河北、陕西、河东三路局部地区之可通水运者，亦有相应设施，并注意水陆联运之利，以向开封漕运粮食。顾炎武《日知录》总结言：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干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汴京漕运盛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岁运粮食最多时达六百万汴京漕运盛时，诸州岁造运船三千多艘，岁运粮食最多时达六百万石。四方特产珍异，纷至沓来。京师经济之繁盛，文化之发达，与水上交通之便利关系至为密切，这无疑构成了北宋都市繁荣的坚实基础。又邵伯温尝言：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女子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安石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可知负责漕运的官兵亦需自担风险，这种风险反过来又成为漕运军民热心携带私货的经济动力。
如此庞大的漕运体系，造成了人流物转的空前繁盛，足以造成一个广阔的“江湖”空间。后世隐性社会由“漕帮”而起，绝非偶然。后话另说。
还有一节不得不提的，就是佛教“禅丛制度”的流行。即使不算悉达多王子的个人缘由，宗教也是促使个人脱离家庭的重要因素。“出家”一语的本意也即如此。宗教本质上就同宗法制度形同水火，因此建立的社会空间相当庞大，而宗教的组织系统也是最初的，带有隐性社会性质的民间团体，故混迹“江湖”的例有宗教，所谓“三教九流”是也。元和九年（814年）百丈禅师怀海制定了“丛林清规”，禅宗丛林制度建立。宋代则丛林建置日臻完备。这使禅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大变动：一是由散居独处变成群聚；二是寺院自给自足，共同执役，订立僧众共同生活的规约；三是不设佛殿，不供佛像，惟构法堂；四是众生平等的修行方式；五是生活方式世俗化。六是经济绝对公开，财产不属于私人。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佛教“众生平等”和“世法平等”观念，也随之得到极大普及，不但对中唐以前“门阀制度”破坏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随着与中国本土儒教、道教的理义圆融，扩大到其他层面。北宋理学先导张载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申说平等博爱，胸怀廓大，概括精辟的警句，不啻于响彻千年的理性呐喊。这也是中国社会所以能够很早摆脱“中世纪阴影”，实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平民参政”，建立了平民宗法的社会机制，佛教“平等观念”的影响实在功不可没。可惜学界格于知识结构，于此着力甚少。
人口出现大量流动，也必然会影响到人际关系的伦理。在以农为本的安居环境和矜尚阀阅的宗法社会里，血缘亲属间讲究的长幼有序，正可以用儒家传统的“尊尊”、“亲亲”规范之。但是因各种因素逸出家族和宗法社会以外的人群，却面临着应当用什么样的礼法，来规范彼此行为的问题。因而类似“桃园结义”这类民间性质的结拜伦理和社会基础，已是万事俱备，顺理成章了。
（第三节）“义”之为道
1989年3月我在澳洲，曾有机会应华裔学者Mable Lee的邀请，在悉尼大学一个中国问题系列论坛上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点就是从关羽何以为“义神”，谈到“义”在中国伦理中具有多重组合功能，如“仁义”、“忠义”、“信义”、“情义”、“孝义”、“节义”、“恩义”等等。而组合功能的取得，应当与使用频率与社会范围成正比。古今学者讨论“义”或者“正义”的论说亦伙矣，但多由典籍引论，概念推衍，鲜见从社会文化角度立论者。这里仅就宋代江湖社会的形成，与“义”使用概念和空间的延展之间的关系，试为申说，并求教正。
后世关羽是作为“义神”，得到朝野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尊崇的。只不过“义”是汉语中歧义最多，解释也代有不同。
陈寅恪曾批评过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别立《义儿传》的做法：
“然所论者仅限于天性、人伦、情义、礼法之范围，而未知五代义儿之制，如后唐义儿军之类，实出于胡人部落之俗，盖与唐代之蕃将同一渊源。”
也许由于身临“阶级斗争”年代，目睹亲情浇薄，伦理无序，晚年陈寅恪显然有所改变，他在1964年的《赠蒋秉南序》中非常肯定欧阳修的贡献，以为：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