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僭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
宋人嘲笑唐臣之无节，还有以他事作譬的。《鹤林玉露》卷之六甲编“猴马”条：
“唐明皇时教坊舞马百匹，天宝之乱流落人间。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识也。尝燕宾僚，酒行乐作，马忽起舞，承嗣以为妖，杀之。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谓之‘猴部头’。朱温既篡，引至坐侧。猴忽号掷，自裂其衣，温叱令杀之。呜呼！明皇之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话题再回到李晟与“关公战蚩尤”的传说上来，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万人之敌”如关公，也有过不了的坡，也有伸手求援的时候。当年关羽败走麦城，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遭遇了三重背叛，包括战略盟友孙权、友邻部队刘封、孟达和荆州部将傅士仁、糜芳，使他维护中央政权的扶汉努力功亏一篑。这一次在故事中他没有失望。作为托梦沟通的隔代知音，李晟信守承诺，为他援手，终于赢得了胜利。
（第二节）推举忠节
晚唐名相李德裕左迁崖州时多有磊落不平之作，辑为《穷愁志》，相关还有《英杰论》、《近世节士论》、《朋党论》、《三国论》、《货殖论》等，能以“忧其君”之心，从容论及英杰豪侠之事。《豪侠论》笔端一转，说到了文士亦当“知义”：
“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复问径山大师：‘欲习道，可得至乎？’径山对曰：‘学道者，惟猛将可也。身首分裂，无所顾惜。’由是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无足观矣！”
他是以“会昌排佛”着称的名相，所以指斥桑门释徒，也是表示他对“无气义之士”的极端蔑视。《近世节士论》又言：
“夫名节者，非危乱不显，非险难不彰。免鈇锧全性命者尚十无一二，况福禄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婴楚毒，父母妻子，恬然自乐，则天下之人尽为之矣，又何贵于名节哉！”
这又是针对唐末士夫专注个人得失，阙失整体价值观念的激愤之词。于是他想到了关羽、张飞，在《英杰论》中说：
“蜀先主与关羽、张飞同卧起，而稠人广众坐，侍立终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杰，使猛将，与见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礼饰貌，以浮辞足言。宜洞开胸怀，令见肝肺，气慑其勇，恩结其心，虽踞洗招之，不为薄矣！禄山，夷狄之谲诈者也，非将门英豪，草莱奇杰，其战斗之气，击刺之才，去关、张远矣！天宝末，受专征之任，托不御之权，入朝赐宴，坐内殿西序鸡障之下，非其所据，果蓄异图，幽陵厉阶，至今为梗。盖恩甚骄盈，以至于此。倘以徒隶蓄之，岂有斯恨！”
也是对唐王朝待士不能开诚布公，不知良莠的摇头痛惜。“倘以徒隶蓄之”一语，是否意寓当时的宦官专权变乱朝政？李德裕夫妇死于大中三年（849年），二十多年以后黄巢起事（875年），再二十年唐王朝灭亡（907年），后世史家为唐亡罗列多种因素，价值体系失序也是原因之一。唐末已不可能产生敢于担当，勇于任责的“英杰豪侠”，满朝文武只能眼睁睁束手待毙，茫茫然引颈以戮了。
但是随着唐朝灭亡，五代更替，北宋初年“道德建设”仍付阙如。与范仲淹同为苏州人氏的丁谓（962～1033）是宋真宗时代的名与范仲淹同为苏州人氏的丁谓（962～1033）是宋真宗时代的名相，权倾一时，亦属能员干吏，曾有“丁谓施工”案例，运筹学至今为之延誉。他后来在仁宗朝以雷允恭案发牵连，以“交接内侍”，与女巫刘通妙奸，假造祥瑞，“语涉妖诞”，“籍其家，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等被贬。又因谄上骄下，以及“天书降神”中逢迎上意，而为时论及后人所不齿，号为“佞相”。从后果看来，他所以“聪明反被聪明误”，仍然在于道德观念的欠缺，行事无所忌惮。在《王文正笔录》中王曾记载过他这样一段谈话：
“宰相丁公谓在中书，暇日语同僚曰：‘西汉高祖，如何主？’或曰：‘奋布衣取天下，观其创业垂统，规模宏远，实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之有？张良导之左则左，陈平劝之右则右。及项羽既死，海内无主，天下自归之。盖随流委顺，于物无竞，一田舍翁耳！’又尝言：‘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也！’此虽近乎戏，抑斯言之玷。”
丁谓还真说到做到，对道德名节满不在乎。《宋史·寇准传》曾载：
“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
这便是口语“溜须”的由来。丁谓贬谪之后，宋仁宗曾言：“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宰相王曾回奏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垚，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可知王曾对于丁谓的意见。只是丁谓断然不会想到，后世史家挑选出来的“忠良”楷模（或曰“文化英雄”），竟然就是他身边的师长以及同事、后辈。
《宋史》四百四十六《忠义传》沿袭了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体例和说法，并延伸说：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代诸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
我们在北宋党争中，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种求声投契，同心共济，始终如一的道义之交，说明欧阳修的确心口如一，说到做到。这也涉及到两宋道德信仰及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关公崇拜其实就是缘此脱颖而出，扶摇直上的。不妨以北宋的两次“新政”，即“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新法”（史称“熙宁变法”）为例，解析其价值取向的异同和后果。
“庆历新政”是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革除积弊、振刷吏风的一次努力，庆历三年“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颂之：
“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着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是为“庆历新政”，历时年余。
我们注意到，“庆历十议”中头四条都涉及用人标准的问题，第一条要求“复位文武百官磨勘，将以约滥进，责实效。”是加强对在任官员的监督检查；第二条“复位文武百官奏荫，及不得陈乞馆阁职事，将以革滥赏，省冗官也。”是主张节省使用官方人事资源；第三条“为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是强调以科举选士标准引领教育方针；第四条慎重选择地方实权派官员，“将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也。”九、十两条也是从政府如何建立“诚信”和“威严”两方面提出的建议。可以说，“庆历新议”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人事上“诚信”和实施财政上“节流”，渐进振兴。这当然是慢功细活，不能一蹴而就，与宋仁宗“以猛药起沉疴”的急切期待合不上辙，也许这才是“庆历新政”失败的真实原因。而王安石的“熙宁新法”踵继而起，则以财政上“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开源”实用政策和激进手段，许以必成，且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因而大得宋神宗及其继承者哲宗、徽宗的欢心。续后再论。
“庆历新政”亦有前因。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并上书讥切时弊，被贬知饶州。余靖、尹洙、欧阳修、蔡襄等上疏论救，皆遭斥逐，并被诬以“朋党”，是谓北宋“党争”之始。梅圣俞（1003～1061）曾寄《灵乌赋》以讽范氏，其言“凤不时而鸣，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里闾。乌兮！事将乖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云云，意在规劝范氏等人明哲保身，勿再争谏。范仲淹则以同题之赋回复，其中有言：
“天听甚迩，人言曷病？被希声之凤凰，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谓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其实在当政之前，范仲淹《上执政书》已经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革新纲领，略具“庆历新政”雏形。亦且自述“行求无愧于圣贤，学行有济于天下”，主张学术鼎革，“返古开新”，遂开风气之先。尤其是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大胆倡导，上秉孔、孟“士不可以不弘毅”及“善养吾浩然之气”，下启宋代新一轮的“处士横议”，“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风尚，实为“庆历新风”，与有宋一代文士风气的转移关系甚大。朱熹曾一再说：“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可见他确实打透到理学，成为榜样人物。《斯文》亦以大量篇幅缕述了“范仲淹和古文在政治与‘学’中的兴起”，以及欧阳修、苏轼之“学”的意义，指出：
“范仲淹的崛起，标志着一个自觉的政治反对党的出现，这个反对党拥有旗帜鲜明的政治计划；它还促成了一个与政治权威机构相抗衡的知识界（intellectualworld）。庆历新政的政治内容已广为人知，但对范仲淹如何采纳‘复文章’这种说法还研究甚少。这种说法可以在李华和独孤及的作品中见到，最终在韩愈的《原道》中成为古文的思想和政治理想。”
紧接着包弼德分出了《思想家，其次是作家：11世纪中期的思想潮流》一章（笔者按：我猜想他说的“思想家”包括经学和史学，“作家”则是指馆翰词臣），试图厘清庆历——元佑代表人物与熙宁领袖王安石的区别问题。研究者多惑于他们都是“唐宋八大家”，却没有辨析其中实已横亘着经、史之学的巨大鸿沟，是一憾焉。《宋稗类钞》是康熙时人潘永因用“世说体”集录的宋人笔记，其中卷之五“博识”类有几条涉及刘敞（原父）的材料，颇可见出当时“经”、“史”两学之别：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父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父。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父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父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
“刘原父在词掖，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原父方与客对食，曰：‘明当为答。’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原父就坐中疏入阁事，详尽无遗。原父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东坡后闻此言，笑曰：‘轼辈将如之何！’”
“《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子原父云。’英宗尝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学’。欧阳文忠公曰：‘刘敞文章未甚佳，博学可称也。’”
概括而言，同样出于力图革除时弊，振刷积弱的动机，“庆历新政”及其追随者“元佑旧党”的代表人物，致力的是“文史之学”，即沿袭中唐“古文运动”之风尚，注重以史为鉴，提倡渐进式变革，善于着文宣传见解，风行天下。故“八大家”之宋人文章，多出于庆历——元佑之间。而“熙宁变法”中王安石则另辟蹊径，以“经术之学”托古改制，主张激进式变革，特别强调用自撰之《五经新义》颠覆旧学，着重统一考生思想。其于经学中独黜《春秋》，绝非偶然。正缘“文”、“学”有别，故治经学者每有讥讽“好个欧九，可惜不甚读书”或“欧九不学”的说法。理学先导受到王学刺激，纷纷发覆经学，号为“众经之首”的《易》遂成为热门话题，不仅周敦颐、张载、程颐、邵雍以此名家，一时风尚影响南宋，连南宋人编的《欧阳修集》中，也特地辑入《童子易》三卷，苏轼集中更有《易学》专论。后期理学则合两家之两长，直至以“六经皆史”概括言之，才从儒学内部平息了这场纷争。
尽管王安石本人诗文俱佳，但是熙宁之学却竭力排斥诗文，据载：
“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诗者，因进言诗为元佑学术，不可行。时李彦章为中丞，承望风旨，遂上章论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张、晁、秦等，请为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诸士庶习诗赋者，杖一百。”
赵挺之亦视苏轼之文采飞扬为“纵横揣摩之说”。“古文运动”的势头受到遏制，士子学风文气亦为之一变。政坛上活跃的已非词臣，而是自谓“经术之臣”，故宋代“六大家”风流不再，诗文专美亦仅此数人。
“庆历新政”的直接后果，是开启了北宋“党争”，间接后果则启发了“熙宁变法”，尽管两者具体主张并不完全相同。“熙宁变法”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涉及财政经济的制度性及操作技术层面的若干问题，比较容易纳入近世西方学术体系。尤其自“戊戌变法”托古改制的前后，梁启超以《王安石传》鼓吹“变法图强”，又成为清末“新学”中抢眼的亮点。复因传说列宁曾经称赞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而戴上了光环，成为显学。而“庆历新政”由于推行期短，其提倡道德建设的意义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王安石被明人茅坤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是由于他的古文确实符合“文以载道”的规范，且在经学上有独特造诣。但是与同时诸公追祭欧阳修的一批文章相比较，他谈论人品道德的内容独少，倒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切入点。
“熙宁新法”的是非功过已经争论了一千年，恐怕还会继续争论下去。尤其是在经济思想和制度的技术层面上，也只有专门家才有资格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但“熙宁新法”的主要政策在北宋实行过两次，为何都以失败为结束，议论至今不一。奇怪的是，庆历年间的内忧外患本是触发“新政”变革的直接动力，批评时弊之声开始轰然而起，并进行武备整饬，稳定了西北防务。但由徽宗“绍述新法”引发的亡国危机，却被一片“丰亨豫大”、“宣政盛世”的歌功颂德所淹没，以致兵临城下，束手无策。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我以为“熙宁新法”导致的价值体系紊乱，亦是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不妨从王安石有关“忠节”的两段议论说起。请注意，这不是讨论王安石个人的“道德”，尽管这在历史上也曾经引起过争议。不妨以“庆历新政”集团，与“熙宁变法”集团围绕三个问题的争论，来看他们各自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别。
第一个是王安石《明妃曲》。还在登台拜相之前，王安石关于王昭君的“和蕃”诗就成为争讼之作。此诗作于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题为《明妃曲》。诗曰：
其一：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