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在欧阳修的追随者看来，“尊韩”对于庆历集团引领天下士风具有的重要意义。苏轼有意把“多士”时代定格于“熙宁变法”之前，突出了两种“新政”的不同指向，值得深思。这正是“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又一过节，史学界似未经道者，故拈出一议，以求教正。
《邵氏闻见后录》卷第十五：
“欧阳公平生尊用韩退之，于其学无少异矣。”又叶梦得《避暑录话》：
又叶梦得《避暑录话》：
“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相知也，故酬之曰：‘他日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韩愈，公亦不以为嫌。”
钱锺书《谈艺录》注意到王氏虽被后人列为“古文八大家”之一，但他与欧阳修等“庆历新政”集团还有一个绝大的不同，就是对待韩愈的态度。他以为：
“韩昌黎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即朱子《与汪尚书书》所斥为轻薄浮诞之东坡门下亦知爱敬。子瞻作碑，有‘百世师’之论；少游进论，发‘集大成’之说……要或就学论，或就艺论，或就人品论，未尝概夺而不与也。有之，则自王荆公始矣。”
钱氏复以大段夹注，详尽列举“理学家孙明复始尊昌黎为知道，不杂于异端”，而石介本出孙氏之门，“《徂徕集》中几无篇不及昌黎”，“且每以昌黎追配孟子，盖全不以之为文士。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之意，至徂徕而发挥殆尽矣。”明确了王安石与北宋理学先导颇异其趣，并认为这并非偶然：
“荆公于退之学术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贬词，殆激于欧公、程子辈之尊崇，而故作别调，‘拗相公’之本色然欤。朱弁《曲洧旧闻》卷三《余在太学》条谓：‘欧公及许洛诸先辈，皆不以能古文许介甫’，然则‘今生安敢望韩公’，真为负气语。”
笔者在《李晟与“关公斩蚩尤”传说》一文中，论及中唐时期忠义观念的转变与古文运动的兴起，曾以陈寅恪《论韩愈》为主，探及“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是以‘尊王攘夷’为中心思想，以‘修齐治平’为正心大道，以文体革新为阐述武器，并且涉及重立价值体系问题。”以为“唐代古文运动实际上是进行新一轮的价值评估，同时开始了重建华夏道德的学术准备。”故重视宋儒在承袭韩愈问题上的认识差别。重复不赘。
（第三节）考试与“奔竞”
黄仁宇曾以为：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也无此必要……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其实讨论“熙宁新法”之党争问题时，南宋叶适已发表过许多今日可称“酷评”的意见，绝未仅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历来检讨熙宁变法失败原因，“用人不当”都被视为主要问题。王夫之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靖康之祸，则王安石变法以进小人，实为其本。”以今世政治学者的视线而言，精英设计的贯彻落实，应当不靠“智商”而端赖“情商”，即干部队伍效忠的体系性保障问题。应该说，“熙宁新法”在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上曾经进行过空前重大的努力。除了继续“庆历集团”奖励地方政府兴办学校外，还进行了三项改革，即：
一，变革科目，进士科专试服务现实的策论，取消涵育人文的诗赋。并且设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
二，置换教材，确立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作为基准教材和考试内容；
三，在太学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强化考试，奖优罚劣。熙宁四年（1071年）在太学实施三舍法，生员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各执一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其业，优等上之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荐之中书，奏除官。”这种办法还扩大至在任官员的铨选，“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按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熙宁科举改革中，王安石特别突出了“一道德”的宗旨，以为：
“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宋神宗亦谓“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着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这里所谈的“一道德”，意在建立以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和改革政策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确保选拔人才的思想统一，最大限度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以保障新法执行。以“政治第一”贯穿整个教育制度，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空前而非绝后的措施。
据载，宋神宗于“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旧特奏名人试论一道，至是亦制策焉。”可谓殊荣。这一期的天子抡才中，出了两个名着后世的人，这就是福建仙游人蔡京和他的弟弟蔡卞。蔡卞后来还做了王安石的女婿，当然得到他的特别赏识。鉴于蔡氏兄弟及其一门眷属后来在宋徽宗宣、政时代以“绍述”熙宁新法为名，重申“政治第一”的选材标准，以至“宣、靖间误国者，皆进土及第之人。”直接导致了靖康亡国，此为常识，不谈也罢。
由于未能见到熙宁登科录的完整资料，笔者不能对熙宁改革科举选士的结果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总结。但在一个介绍仙游籍人士的网页中，找到了一些熙宁进士的踪影。他们是：
余授，博学能文，多所着作，历官校书郎，出为京西提举。
林豫，字顺之。与苏轼兄弟善，后辙贬，送以词，有“怒发冲冠，壮心比石”之语。历官七郡，皆有遗爱。后坐苏轼荐入元佑党籍。
陈次升，字当时，绍兴【圣】中为御史。累疏论章惇、蔡京之奸，为卞所诬，谪南安军。徽宗立，召为侍御史，复极论章惇、蔡卞、曾布、蔡京之恶，惇等皆坐窜逐。崇宁初以宝文阁侍制出知颖昌府。录除名徙建昌，编管循州，皆以论京、卞故，政和初复旧职，卒，有《谠论集》。
陈开，字安明。调密州教授，太守苏轼深器重之，诸生力留，更七年而后代，密州儒风之盛自此始，后入为太学博士，召对进二答，其一排新法，其一去小人进君子，言议激动，当国者忌之，出为雄州通判，寻升宗正寺丞卒。
陈觉民，字达野。元佑中历知漳福建三州，所至有治行，改知泉州，时有司建言欲榷六郡，觉民陈五不可，未尝与朋僚谈作诙，官至中奉大夫。
奇怪的是蔡京乡里的熙宁进士中，竟然有这么多与苏轼兄弟相得之人。其他如《宋史》本传中举“熙宁进士甲科”的朱服，终亦“坐与苏轼游，贬海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亦熙宁进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绍圣立局编元佑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而张耒本“苏门四学士”之一。可见熙宁“一道德”的科举改革，并未保障培育的干部队伍集体效忠，恐怕这才是熙宁新法失败的深层原因。
明人薛应旗《宋元通鉴》还收集了这样一个故事：
“（崇宁间）行三舍法于天下。荣州以王庠应诏，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养，不复愿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诏，岂本心乎？’时严元佑党禁，庠自陈：‘苏轼、苏辙、范纯仁为知己，吕陶、王吉尝荐举，黄庭坚、张舜民、王巩、任伯雨为交游，不可入举求仕，愿屏居田里。’朝廷知其不可屈，赐号处士。”
竟然处处与元佑党人攀连，实令蔡京等人难堪。其他出现在《宋史》本传中信守“熙宁变法”之旨，坚持维护新法利益的只有寥寥数人，如“熙宁进士第一”的徐铎，就被指责“编类（元佑党人）事状，流毒元佑名臣，忠义之士，为之一空，驯致靖康之祸，可胜叹哉。”邓洵武（即安石信用的权臣，信奉“笑骂任君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之子）则被评论为“邓氏自绾以来，世济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败乱天下，祸源自洵武起焉。”《宋史》人物传的编选标准和评议，其实已部分解释了理学褒贬的价值取向。
关于当时士人逢迎权贵，以图左右逢源的情态，赵德麟《侯鲭录》卷八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曾谠，孝序之子。元符中上书，论元符之政，论编人邪，为中等；后为二蔡客，上书诋元佑，美崇宁政事，为正论上等；后因陛对作，圣语令进擢；又背京从卞，言章及之，遂贬丹阳闲居。尝送新茶与蔡天启，天启于简后批一诗云：‘欲言正焙香全少，便道沙溪味却嘉。半正半邪谁可会？似君书疏正交加。’”
可见士人竞以阿谀为升腾法门，奉承即通显秘要。这里所说的“中等”、“上等”，则关系王安石“考试竞争”之制度设计。
南渡之后政纲和学术思想又出现了变易，“新法”文献也损失殆尽。故太学“三舍”制度的具体情况，今人已难窥其全貌。但南宋“永嘉派”着名诗人叶适（1150～1223）的家谱资料中还留存有一些记载。叶适《致政朝请郎叶公扩志》言：
“公姓叶氏，讳光祖，字显之。祖公济，游太学无成，赀衰，去处州龙泉，居于温，至公定为永嘉人。”
现存于温州市瓯海区《永强英桥叶氏宗谱》中叶适次子所撰的《叶文定公墓碑记》则言：
“其先居处州龙泉，徙居温州。曾祖公济公，国学上舍生。”
两相合观，则叶适祖父叶公济熙宁年间曾入太学，且为“上舍生”。虽然不能确定叶公济从“优等”到“无成”的具体原因，但他在“成则王侯”的功利性考试中遭到无情淘汰，阮囊羞涩，无以为继，不得不离乡别井迁徙他处谋生的事实，已可见出单一思想和评价体系中竞争之惨烈。
按照熙宁年间的科举改革方案，太学上舍生成绩优良者可以免除解试，直接参加礼部试，或免除礼部试直接参加廷试，赐进士及第，可谓“一步登天”。这种功利性极强的思想灌输和评判标准，最易引起思想混乱。《宋史·选举三》载：
“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佑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诏礼部详议。谏议大夫兼祭酒杨时言：‘王安石着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飨，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诏罢时祭酒。而谏议大夫冯澥、崔鶠等复更相辨论，会国事危，而贡举不及行矣。”
可见习学“王学”的三舍士子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至少成为他们收买的对象。这次纷争，算是为北宋王朝“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增添的又一脚注。按杨时为理学着名典故“程门立雪”，“吾道南矣”的主人公之一，明成化八年“封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庭。”与此可窥南宋理学对于“王学”的立场态度。
王安石不愧古文兼论辩的高手，他在好几篇文章中谈论过自己的人才观。如在变法之初写的《材论》，言“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划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焉。”并驳斥“人才需待教育成就”的说法，以为“因天下法度未立之后，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所以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者。”自信“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者，吾不信也。”实际上是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逻辑，否定教育作用。又如《读孟尝君传》，以为“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焉？”更视培育众士不如得一能士。这与他改革科举的建言相较，不异自掴耳光。司马光的及门弟子刘光世《元城语录》言：
“温公尝谓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真小人。或在清要，或监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谓’智者行之，仁者守之。”
恐怕这才接近王安石论辩“材论”的真意，可惜他的如意算盘并未把人际关系的互动性计算进去。中国古来似无“潘多拉盒子”类型的神话，如有，则自《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始。一旦把“真小人”的恶魔释放出来，事态就无法控制了。故苏轼弟子陈师道《上苏公书》言：
“范文正谓：王荆公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由今观之，岂特其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谓‘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为腹心，故王氏之得祸，大矣！闻狙诈咸作使矣，未闻托之腹心也。夫君子无弃人，巧智之士亦非可弃，以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盖势在，则欺之以为功；势同，则夺之以为利；势去，则背之以违害。使之且难，况同之乎？”
其实早在熙宁科举改革方案“出台”，下诏求言时，苏轼就已争论说：“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这是针对过分功利的教育机制，容易导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局面，未必是为朝廷培育人才“固本培元”之长策。
引发争议的具体实例，是熙宁三年殿试对于考生叶祖洽试卷的评价，主考官员和神宗皇帝分歧甚大：初考官韩维、吕惠卿定为三等上，复考官宋敏求、刘攽定为五等中，详定官吴充、陈襄定第三，神宗却钦点为状头。于是编排官苏轼与刘攽、司马光等争谏叶之对策“阿谀时政”、“阿谀顺旨”、“阿时者皆在高等，讦直者多在下列”。《宋史》本传盖棺论定，也说叶祖洽“性狠愎，喜谀附”，“以牟利黩货闻”，“人目为小训狐”。评赞甚至说他是“憸邪小人。由王氏之学不正，害人心术，横溃烂漫，并邦家而覆之；如是其惨焉，此孟子所以必辩邪说、正人心也。”
宣政时期不仅继续如此，还设立许多禁忌以塞言路，营造“清明太平”的“盛世景象”。洪迈《容斋三笔》卷第十四“政和文忌”条言：
蔡京专国，以学校科举箝制多士，而为之鹰犬者，又从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鲍辉卿者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学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间试者共享不以为忌，今悉绌之，所宜禁止。‘诏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君哉舜也”，与夫“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吉凶与民同患”。以为“哉”音与“灾”同，而危乱凶悔非人乐闻，皆避。今当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当时试文无辜而坐黜者多矣。
游酢身当其世，尝着有《论士风》更是语出惊人，他认为：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知有人也。始则非笑之，少则人惑之，久则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为非也。士风之坏一至于此，则锥刀之末将尽争之，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以成私，可为也；草窃奸宄，夺攘矫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赖乎？古人有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于名节，则莫若朝廷之士唱清议于天下，士有顽钝无耻，一不容于清议者，将不得齿于缙绅，亲戚以为羞，乡党以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义者，宁饥饿不能出门户，而不敢以丧节；宁厄穷终身，不得闻达，而不敢以败名。廉耻之俗成，而忠义之风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