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种“道德拯救”说，虽然近于迂腐，但是将“廉耻”与“忠义”提高到这样的程度，对于后世“遗民”心理未尝没有意义。
近年张邦炜摭拾此题，着有《论北宋晚期的士风》一文，特辟“隐逸与奔竞”专章论及此节，迭有新见。如引陆佃语“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以凸现时代风气之浇薄。考虑到此语实发于徽宗践祚之初，故其风不自宣、政始。元佑重臣王岩叟《请罢三舍法疏》就认为这样的竞争无益士子专心向学，反而败坏了学风：
“自三舍之法立，虽有高行异材，未见能取而得之，而奔竞之患起；奔竞之患起，而赂贿之私行；赂贿之私行，而狱讼之端作；狱讼之端作，而防猜之禁严。博士劳于簿书，诸生困于文法。臣窃谓不必于科举之外，别开进取之多岐，以支离其心，而激其争端，使其利害得失日交战于胸中。”
张文且言逮至徽宗时代士风愈下：“当时人所说：‘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是句双关语。所谓贱，既指经济上俸禄微薄，又指道德上人格低下。有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士大夫汨丧廉耻，乃至是耶？’连徽宗也供认不讳：‘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
可知围绕“熙宁变法”的反复，朝廷屡以“胡萝卜加大棒”的实用政策，用收买，或者放逐的两极方式羁縻牢笼士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士大夫心态，扭曲了“庆历集团”标立儒生“先忧后乐”的价值体系，刚刚振起的“斯文一脉”，亦随“元佑旧臣”如苏轼等人的逝去，而扫地以尽。
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也是标立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工具，关键其实在于教育内容。既可教人为善，亦可唆人作恶。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即是利用国家教育工具，培育出数以千万计的年轻法西斯的。后世中国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教育采用竞争淘汰机制，不过是强化价值指标，加速培养过程的一种手段，使用得当，固然善莫大焉，滥用则贻害无穷，不可不慎。
（第四节）砥砺与倾轧
话题再回到北宋的“党争”。我注意到，欧阳修利用官方身份为庆历集团主要人物撰述神道碑时，每以“人品节义”相尚，如称赞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云：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称赞晏殊“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罇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而小人权悻皆不便。”称誉王质（王素之兄）“初范仲淹以言事贬饶州，方治党人甚急。公独扶病率子弟饯于东门，留连数日。大臣又以让公曰：‘长者亦为此乎？何苦自陷朋党！’公徐对曰：‘范公天下贤者，顾某何敢望之。然若得为党人，公之赐某厚矣。’闻者为公缩颈。”嘉叹余靖任谏官时“感激奋励，遇事辄言，无所回避。奸谀权悻屏息畏之一，其补益多矣！——然亦不胜其怨嫉也。”此外，还赞赏石介“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也。”胡瑗“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使诚明者达，昏愚者励，而顽傲者革。故其为法言而信，为道久而尊。师道废久矣！自景佑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与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已。”孙明复“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
而曾巩在《寄欧阳内翰书》中也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其逝世后，又有苏辙为撰《神道碑铭》，继续扬清击浊。韩琦为撰官方《祭文》中，特别称赞到欧阳修的个人努力在转移士风方面的的突出业绩：
“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正路斯辟，奸盟辄攻；气尽忘忤，行孤少同。于穆仁庙，诚推至公；孰好孰恶，是焉则从；尽得善纳，治随以隆。人畏清议，知时不容；各砺名节，恬乎处躬。二十年间，由公变风；公之功业，其大可记。”
可见“庆历新政”虽然在政治上失败，但诸公仍然声气相求，努力道义，以文章阐发治学心得，挽救士人颓风，弘扬正气，努力不懈。正缘“庆历新政”及“元佑旧臣”的骨干核心能够固守节义，不逐时好，不阿权贵，不随意俯仰，才被后世理学标立为道德榜样。
遗憾的是，王安石执政以后，对这些老朋友都曾痛下贬手，以便汲引新人。《宋史·王安石传》总结而言之：
“吕公着、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他实施“熙宁新法”的骨干之间与上述诸公正好相反，屡次出现勾心斗角，倾轧互陷的情况。故“新法”实施不久，核心即呈分崩离析之状：或如王氏父子与吕惠卿之交相构陷，或如曾布之反复未安，或如邓绾之首鼠两端，或如黄隐之落井下石，种种情态，不一而足。即便在“新法”全盛时期，还有唐垧因极言青苗法可行，“安石尤喜之，荐使对，赐进士出身，为崇文校书……数月，将用为谏官，安石疑其轻脱，将背己立名”，由此反目成仇。于是唐垧利用程序，当陛唱了一出“骂殿”，慷慨激昂，至诋安石为李林甫、卢杞。魏泰曾言：
“王荆公再为相，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与其子雱相谋。”
已有茕茕孑立之势，更不必说“元佑更化”时的“反复之徒，诋毁百端。”又《鹤林玉露》言：
“后世之士，残忍刻核，能聚敛能杀戮者，则谓之‘有才’；闹邻骂坐，无忌惮无顾蕴者，则谓之‘有气’；计利就便，善排阖善倾覆者，则谓之‘有智’。一旦临利害得丧，生死祸福之际，鲜有不颠沛错乱，震惧陨越而失其度者，况望其立大节，弥大变，撑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无他，任其气禀之偏，安其识见之陋，骄恣傲诞，不知有所谓战战兢兢，临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也是宋人针对王学“实用主义”人才观而发的感慨。如果说元儒着《宋史》时已怀偏见，人言言殊，不尽一致，但王安石也自承“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总该不诬。
司马光评论熙宁新法的干部政策时说：
“王介甫引用新进资浅者，多藉以官。苟为己尽力，则因而进擢；或小有忤意，则夺借官而斥之；或无功，或无过，则暗计资考与常格，然后迁官。”
明确指责他以“效忠己说”为前提，官场利益为驱动，来吸引新法骨干队伍。一旦新法内部出现争论，则极易造成各保利益，互相攻忤。故宋人总结说，安石得势，则“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失势，则“学者皆变所学，至于着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恰如冯道。一政之成败，尽系于一人之进退，政教之失，莫甚于此。
王安石晚年奉佛，舍宅建寺，也许正是出于对人事倾轧，世态炎凉的心灰意冷。而他致仕以后“口不言政”的避世态度，也与庆历、元佑人士的“宁鸣而死，毋默而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张舜民《画墁录》卷四《哀王荆公》诗，有“恸哭一声惟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句，可见晚景凄凉之态。谚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王学既不重气节涵育，其佛门因果之论，得见于此乎？
更可叹金兵长驱入汴时，北宋臣民的表现甚至不如晚唐。不但眼《与参政王禹玉书》（其二）。睁睁让二帝被人牵着鼻子去“北狩”，自家的金银财宝，日常用具，甚至吃饭家什，都被抢掠毁坏殆尽，屠杀蹂躏之残暴，也较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故靖康时李纲曾激愤上言：
“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崇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视两宫播迁如路人。”
如果我们知道，宋徽宗时代的权臣蔡京、蔡卞兄弟不但是“熙宁变法”中第一批录取的进士，蔡卞且是王安石女婿，而且他们正是以“绍述新法”为由，开始大刀阔斧的“革故鼎新”的话，那么北宋“突然死亡”的真实原因，也就不问可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