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公崇拜溯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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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关公形象的确立(1)

(第一节)关公形象

“丹凤眼,卧蚕眉,五绺长髯;青龙刀,赤兔马,周仓关平。”这是后世人们熟知的关公形象。一般人会以为是《三国志演义》中的描述确立的,其实不然。这种造型从何时开始,经历过何种演变,也有一个过程。不妨从现在收藏在俄罗斯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State Her-mitage Museum)一幅金代关公神像谈起。

这件尺幅为60×31cm的木版刻像,原来是俄国着名探险家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1863~1935)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Hara-hoto)一座西夏佛塔中发现携走的,由边框及左上方“平阳徐家印”题记看来,这幅关公神像应当是金人治下的雕版印刷中心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着名的“平水刻”,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关公神像,因此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李福清(B.Riftin)曾着文介绍,我也写有专文谈及。

这幅神像沿袭了宋徽宗赐予关公的王封“义勇武安王”,画面上关公幞巾长袍,秀目长髯,不怒自威,作“游戏座”。随侍为一手结印契,宝冠虬髯之佛将,我以为即毗沙门天王之子二郎独健,而非后世关平。周围三将,一持“关”字大旗,一擎雕龙大刀,一握扑刀,显然都不是后世“周仓”,亦无赤兔宝马。倒是关公座前有一报子手拿报旗,口说手指,若有所陈,参照同时同地山西稷山县段氏金墓戏剧砖雕,可以证实此画并非一般供奉神祃,而是带有动态剧情描述的场面,我怀疑正是描绘后世着名的《单刀赴会》。

关羽像貌见于《三国志》者,仅为诸葛亮《答关羽书》中“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陈寿有“羽美须仪,故亮谓之‘髯’”的解释语。这就成为后世描述关羽形象最为明显的标志。

《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中曾描述关羽“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虬髯过腹”。所以“古城会”前张飞不满,每以“胡汉”称呼关羽。但“虬髯”本为胡像,对汉末将领这样的说法难于为人接受,何况鬈曲的胡须竟然能够“过腹”,显然也不合情理。戏剧描叙就换了说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之一《诸葛亮博望烧屯》中,有诸葛亮形容关羽的一段【金盏儿】:

“生的高耸耸俊莺鼻,长挽挽卧蚕眉,红馥馥双脸胭脂般赤,黑真真三柳【绺】美髯垂。”

元刊本关汉卿《单刀会》第一折乔公唱词形容关羽为:

“他上阵处三绺美须飘。将七尺虎躯摇。五百个爪关西簇捧定个活神道。”

这些都是竭力铺叙关羽像貌的的神威勇猛,尤其是明抄本的改动处,在夸张渲染上更进层楼。关汉卿剧作在元明间影响巨大,他的描述也自然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称用,成为关公标准相貌特征。其实元代戏曲挂的髯口也就是“三绺”,可参山西赵城明应王殿元代戏曲壁画。后世戏曲艺术演进,有了“五绺”和“满髯”,据说其中的“五绺”为关公专用,才形成后世关公的“标准像”,其造型亦为戏曲、绘画、雕塑等沿袭。

但后人对此犹不满足,纷纷从“髯”入手,展开想象,竞以文辞饰言之。如《乾隆解梁关帝志》卷之一“陈寿本传称帝美须髯”条,罗列了一个系列:

“方正学(孝孺)先生撰海宁庙词,称帝‘虬髯虎眉面赤’。商文恪公辂撰都城庙碑,称帝‘修髯如戟’。李文正公东阳拟古乐府,称帝‘髯如虬,眼如炬’。翁宗伯大立撰余姚庙碑。称帝‘凤目虬须’。刘道开曰:陈寿于《蜀志》人物,甚略其传。帝也未及其相貌。而”丹凤眼、卧蚕眉,面如熏枣,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仅见于罗贯中之《演义》,不知如何所考也。然寿之传桓侯也曰“雄壮勇猛,亚于关某”。则罗说亦可想矣。且言:都城旧有帝像,言先朝从大内出者。其面色正赤,面有七痣,鼻准二痣尤大。须髯则稀疏而满腹,非五缕也。未知真否。

为什么会在关公长髯上大做文章呢?这是因为古代相术家认为,胡须是男子意志、性格及体质的外在反映,可据以测断荣衰休咎。《百家诗话》:

“黄鲁直(庭坚)尝言:‘髯多而疏秀者贵,密而短者,神奇不足。’”

清廷大内“先朝”所传关像之“稀疏而满腹”,或者正反映了这一观念。《神相全编·论髭髯》:

“髭髯黑而清秀者富贵,滋润者福寿,焦枯者蹇滞,劲直者性刚,不住财,柔者性柔,赤者孤克,鬈髪赤须者贫困。”

又《冰鉴·须眉章》:

“未有须眉不具而可称男子者,少年两道眉,临老一抹须。”“须有多寡,取其与眉相称。多者宜清,宜疏,宜缩,宜参差不齐;少者宜健,宜光,宜圆,宜有情相顾。”

以此观之,关羽的胡须从宋人观念的“髯多而疏秀”,逐渐演变为明清时人的“修髯如戟”,或“髯长一尺八寸”,不谓无因。钱锺书曾引《长僧》“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的问题,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影响颇大,词及“汉末美髯公”,可以参看。

又双目在相学中称“河渎”,是精神游息之所,可据以察知神气的虚实和心术的邪正。金人张行简《人伦大统赋》上:“眼如日月之相望”,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局》:

“天地之大,托日月以发光,眼乃人一身之日月也。”“寐则神处于心,寤则神依于眼,是眼为神游息之宫。观眼之善恶,可见神之清浊。眼长而深,光润者大贵,黑如漆者聪慧,含神不露,灼然有光者富贵,细而深者,长寿兼性隠僻。”

明万历间刊刻之《三才图会·人相类》则言:

“凤眼波长贵自成,影光秀气又神清。聪明智能功名遂,拔萃超群压众英。”

而关羽特点之“丹凤眼”,当然是贵人之相。

又“卧蚕眉”不知出自何典。案相学中“卧蚕”本指眼下泪堂部位肌肉丰起,如卧蚕状。宋人笔记称,“魏泰数举进士不利,荆公戏曰:‘眼下有卧蚕者贵,如文潞公,有之而为相。公亦有,而未遇也。岂非白殭乎?’”

可知“卧蚕者贵”在北宋已成为相术家言。张行简《人伦大统赋》:“眼如日月之相望。”薛延年注:

“目下有壅肉,名曰卧蚕,有此相者,子多继嗣。”

《神异赋》则言:

“泪堂深陷,蠹肉横生,鼻准光垂,人中平满,克儿孙之无类。”

注:“下眼眶为泪堂,宜丰满,不宜深陷。”则关羽此相,或为附会关平“继嗣”而来,后文再论。

又相术家认为可以根据眉相推断贤愚福寿贵贱。《神相全编》三《论眉》:

“夫眉者,为两目之华盖,一面之表仪,主贤愚之辨。眉欲细平而阔,清秀而长,性乃聪明。若夫粗而浓,逆而乱,短而蹙者,性有愚顽也。”

《三才图会》言:

“眉弯带秀心中巧,婉转机关甚可人。早岁鳌头宜可占,雁行犹可弗相亲。”

可知关羽形象文学描绘之初,已带有明显的神异色彩了。值得注意的是,相学这些说法至迟在金代已现端倪。前述之张行简,字敬甫,莒州日照人,为金代术数家,大定十九年(1179年)进士第一,累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太子太傅。《金史》卷一百六有其父子列传,评谓“世为礼官,世习礼学。其为礼也,行于家庭,讲于朝廷,施用于邻国,无不中度。古者官有世掌,学有专门。金诸儒臣,惟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可知其影响。他于天文术数之学皆有研究,撰述颇多。其中《人伦大统赋》一卷为后世相术家所宗奉,被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而红脸本来就是戏剧脸谱,据南宋《梦粱录》卷二十言:

“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之丑形,盖亦寓褒贬于其间耳。”

而彩妆影戏面具又素以“红表忠勇,黑表威猛,白表奸邪”,揣测金元杂剧中关公面色,应当已经涂成红色了。

(第二节)“黄金组合”

一、关平

李福清着文,以为关羽右侧侍立,虬髯宝冠者为“关平”,值得商榷。

所以容易被误认,原因之一是此人手势与关庙中习见之“关平捧印”极为相似。李福清澄清了此点,但认为神像中的“关平”是“手做叉手礼”,恐怕仍然忽略了其中细微然而重要的差别。按“叉手礼”起于唐代,诗人温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事林广记》“叉手法”曰:

“以左手紧把右手,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则直其四指,以右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不得着胸,稍令稍离,方为叉手法。”

神像中此位从侍之手形,颇类佛家密宗“三密”之一的“手结印契”。盖佛教密宗造像对手形最为考究,不同手形称为“印相”或“印契”,俱有特定之意义,向为识别不同佛像的重要依据。此外他头带宝冠,身被铠甲,衣饰也明显异于众人,又极类敦煌发现的晚唐五代《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亦为虬髯。其于盔甲之外,锦络缝宽衫半臂的装束及其神态,则颇像元代元统二年(1334年)建浙江普陀山普济寺多宝塔多闻天王立像之装束。此外四川夹江千佛岩宋代摩崖造像中,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也是“上身着两裆长锁子甲,左手托塔,右手握腰间宝剑。”这使我疑心这位“关平”别有来历,其实与佛教大有渊源。神像中这位奇特“关平”的出现,正表现出历史上关羽崇拜转期的初始阶段的一些形态,值得特别注意。

史载关平实有其人。《三国志·关羽传》:“(孙)权遣将逆袭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又《吴主传》亦谓:“建安二十四年,(潘)璋、司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宋代已为关平建祠,《宋会要辑稿》“关平祠”条言:

“在荆门州当阳县景德玉泉院。蜀将关羽子平祠,崇宁元年赐额‘昭贶’,仍封羽忠惠公。政和二年九月封平‘武灵’。”

按照后世儒家的说法,是感于其父子同难,颇合“忠孝”两全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志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是这样描述的:

“却说玄德先命孙干出城,回报关公;一面与简雍辞了袁绍,上马出城。行至界首,孙乾接着,同往关定庄上。关公迎门接拜,执手啼哭不止。关定领二子拜于草堂之前。玄德问其姓名。关公曰:‘此人与弟同姓,有二子:长子关宁,学文;次子关平,学武。’关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随关将军,未识肯容纳否?’玄德曰:‘年几何矣?’定曰:‘十八岁矣。’玄德曰:‘既蒙长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贤郎为子,若何?’关定大喜,便命关平拜关公为父,呼玄德为伯父。玄德恐袁绍追之,急收拾起行。关平随着关公,一齐起身。关定送了一程自回。”

从此作为关羽副将,南征北战。第七十四回《庞令明抬榇决死战关云长放水淹七军》叙庞德问及挑战小将是谁时:“或答曰:‘此关公义子关平也。’”

关平明明是关羽亲子,为什么反倒成了“义子”呢?此图所谓“关平”分明佛教神将。不但手形与佛家有缘,而且面容、服饰、佩带也颇不一般。和关羽形象相反,他蓄的正是“虬髯”。据载唐太宗李世民蓄虬须,且可挂弓矢。我们至今尚能从阎立本《步辇图》见到。这与佛教造像中的天王像如出一辙,与描绘关羽的技法则迥然有别。

在本书上册第二章《关羽成神与佛教“中土化”》里。我曾论述佛教战神毗沙门天王信仰在唐末衰落以后,关公在宋取而代之的经过。而天王之得力助手二郎独健,除了在四川都江堰独立成神,变身“灌口二郎神”外,在关公组合中也取代了历史人物关平的地位,所以后世民间以供祀之关平为关羽“义子”的说法,一直没有歇绝。这就把关平《三国志》只交代关羽“子平”,而在《三国志演义》中被描述为关定第二子,民间传说中他因此成为了“二郎”,其中蕴含着双重复杂的关系,作了一个巧妙的交代。后世关庙遂以关平长侍关羽之侧,最常见形象为白面无须,手捧印绶,与黑脸多髯之执刀周仓恰成一对。

这一说法随乾隆以后的移民潮流播到其他地区。黑龙江省虎林县的虎头镇关庙和新加坡古城会馆睽隔不知凡几,却异口同声介绍说关平是“义子”。台湾也延伸了这个传说,如《台南县志》(1957~1960年)说:

“(五月)‘关帝爷生’。(十三日):此日是关帝部属,又是义子‘关平神诞’,世误为关帝爷神诞。是日有关庙宇举行盛大祭典。”

《嘉义县志》(民国七十二年)也说:

“(五月)十三日关平生:此日是关帝部属,即其义子关平神诞,世误为夏禹神诞,有关庙宇举行祭典。”

这种说法,应当就是佛教护法神转移到关公崇拜中的表征。吾尝谓民间俗说中时有信史之遗存,此即一例。

二、青龙刀

关羽当初究竟用何武器,史无明载。罗忼烈曾据《三国志》关传中“刺颜良”的说法怀疑是“剑刺”,而以唐代郎士元诗“走马百战场,一剑万人敌”作为佐证,说明唐时祠庙中的关羽造像仍以剑为兵器。北宋张商英《题关帝像》言:

“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铓。月缺白易满,剑折尚带霜。势利寻常事,难屈志士肠。男儿有死节,可杀不可量。”

这里的剑已具有比喻的意义,或者在两可之间。复检关汉卿杂剧,其中虽然格于《单刀会》题目正名,几次提到“三停刀”、“偃月刀”,但更多谈及的仍然是剑。举例而言,便有如下数次(文字据元刊本,后两则宾白为刊本所无,从明钞本):

“若是他宝剑离匣,准备着头。”(第二折《滚绣球》)

“一只手揝着宝带,臂展猿猱,剑扯秋霜。”(第三折《幺篇》)“则为你三寸不烂舌,恼犯这三尺无情剑。这铁饥食上将头,能饮仇人血。”(第四折《雁儿落带得胜令》)

“却怎生闹炒炒军兵列,上来的休遮当,莫拦截。我都交这剑下为红,目前见血。”(第四折《搅琵琶》)

“我这剑界,头一遭诛了文丑,第二遭斩了蔡阳,鲁肃啊,莫不道第三遭到了你也?”(第四折宾白)

“这剑按天地之灵,金火之精,阴阳之气,日月之形。藏之则神鬼遁迹,出之则魑魅潜踪。喜则恋鞘,沉沉而不动;怒则跃匣,铮铮而有声。今朝席上,倘有争锋,恐君不信,拔剑施逞。吾当摄剑,鲁肃休惊。这剑:果有神威不可当,庙堂之器岂寻常?今朝索取荆州事,一剑先交鲁肃亡。”(同上)

最后这条,简直是对鲁肃“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武力炫耀了。关羽此刻犹谆谆于剑道,而丝毫不提那把使他可以更加威风凛凛的大刀。推想起来,当时的关羽传说故事,其实是以持剑为基础的。而宝剑在道士手中,则别有驱邪镇魔之功用,另话不提。

最早提到关羽用刀的,似为南朝梁人陶弘景《刀剑录》,说他“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及败,投入水中。”“万人”之说,显然是沿袭了《三国志》的说法。

种种迹象显示,大刀是宋代开始搀入关羽传说中的。山西沁县城关关庙最早的庙碑,为宋元丰三年(1080年)《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该庙系熙宁九年应募至岭南平息侬智高之乱的军伍所建,他们在征战中曾祈祷过荔浦关庙,并立下“军誓”:

“假威灵平蛮得儁,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

故侥幸得胜归里,葺庙之日,还特地派人“内回到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又“宪州斗子节级杜稹等一十五人,元丰二年三月,内献朱漆杆锯刀一口。”或许关羽善用长柄大刀的形象,就是从岭南传过来的,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惟“锯刀”究为何样形制尚不清楚。事实上,郑振铎编《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一集中辑有明正德覆宋绍定四年版《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三“刀八色”中就无“锯刀”,而有“掩月刀”,其形式正与神像所绘相同。按《武经总要》一书是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庆历四年(1104年),由曾公亮集国家之力量编辑,经宋仁宗亲自核定出版的实用军事典籍。正因其具有重要性和实用性,所以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重刻,明弘治、正德间又覆刻的。释文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