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刀，一旁刃，柄短如剑。掉刀，刃首上阔，长柄施鐏。屈刀，刃前锐，后斜阔。长柄施鐏。其小别有笔刀，此皆军中常用。其间健斗者竞为异制以自表，故刀则有太平定我朝、天开、山开，阵画、阵偏刀、车刀、匕首之名，掉则有两刃、山字之制。要皆小异，故下悉出。”
以此知手刀等三种为军中“制式装备”，余则“健斗者竞为异制以自表”。反观神像中负盾甲士所持之刀，刃细长而柄短，刀背亦薄，类屈刀，倒是一把实用利器。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七记载，北宋时每年三月皇帝出游，“驾临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例有表演：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刺击，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然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次有一击小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棹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数次，成一字阵，两两出阵格斗，作斗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板落’。”
又卷之十十一月“下赦”描写仪式临结束时：
“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
可见北宋真刀及长柄之倬刀，犹时作皇帝巡游时“花架子”兵之演艺道具。至于长柄大刀何时成为临战利器，马端临《文献通考·兵九》关于宋代演武制度的记叙，透露了一些端倪。据载，自太祖建隆三年开始讲武，率以劲射为主要内容。南渡之后才有所改变：
“高宗建炎元年，始颁密院教阅格法，专习制御铁骑，摧锋破阵之艺习。全副执带出入，短桩神臂弓，长柄膊刀，马射穿甲，施用棍棒，并每年比拟《春秋教阅法》，别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桩神臂弓给箭十只射，亲去垛一百二十步。长柄膊刀谓长一丈二尺以上，用毡皮裹为头者。余教阅振华军称，膊刀准此，引斗五十次，不令刀头低坠至地。并每营拣选二十人阅习放炮打。亲旨：长柄膊刀手本色相斗，并短桩神臂弓手，长柄膊刀手施用棍棒，各击虚三十次。”
这让我们想起《水浒传》描写的大名府中杨志对索超的比武。面临金人的铁骑，长柄大刀究竟何时开始成为“普及型”兵器，犹有可说者。有几则关于战事的记载描述了同样景象：
绍兴四年韩世忠在扬州大仪镇与金将挞也会战，“传小麾，鸣鼓，伏者四起”，“背巍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削马足。”
随从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参加过绍兴十年（1140年）年顺昌（今安徽阜阳）战役的文士杨汝翼，写过一篇纪实文字《顺昌战胜破贼录》说：
“四太子（按即兀术）披白袍，甲马，往来指呼，以渠自将牙兵三千策应，皆重甲铠全装。虏号‘铁浮图’，又号‘扦叉千户’。其精锐特甚，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官军杀伤。先以枪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极力斗敌。自辰至戌，贼兵大败。”
绍兴十一年王德在柘皋镇破兀术军时，也是“金人以拐子马两翼而进，德率众鏖战，（杨）沂中曰：‘敌便习在弓矢，当有以去其技。’乃令万兵各持长斧，堵人前，奋鋭袭之，金人大败。”
可知此前宋军破金兵铁骑的制式兵器，仍然以长斧为主。但长斧虽利，其刃较短，自不如膊刀刃寛而杀伤力大，所以建炎以后成为制式操练的必备项目。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长柄膊刀在南宋始成为作战时的常规兵器。
当然，或先有战将擅长长柄大刀者，着名的是《水浒传》中提到的“大刀关胜”。余嘉锡《宋江三十六如考实》尝言：
“关胜事不见于伪《齐录》、《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等书，《宋史》亦载之不详、以《金史》相参证，其情事乃粗可覩。盖（刘）豫请江南郡不遂，忿忿而赴济南，早怀不轨之心。及金人来攻，（关）胜为守将，骁勇善战，屡出城拒敌。豫所以不即投拜，且遣兵出战者，以有胜也。胜不死，豫不敢降。故反谋既决，遂先杀胜矣。胜诚烈丈夫也。”
又引梁学昌等《庭立记闻》中王象春《齐音》“金兵薄济南，守将关胜善用大刀，屡战兀术”语，谓“其人当即《宣和遗事》中之‘关必胜’，足为梁山泺生色。虽不知所据何书，当非杜撰。”虽然含糊，不失其例。南宋末年龚开赞曰：
“大刀关胜，岂云长孙？云长义勇，汝其后昆。”
这是因为关胜在姓氏、兵器和义勇三方面类似关羽，故有是说。也从另一方面证实关羽所用之兵器为刀，在宋、金、元之际始为南北所共识。
三、赤兔马
与后世流行的关公阵营黄金组合相比，此图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失，这就是三国戏曲小说以及民间故事里津津乐道的“千里追风赤兔马”。传说里的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更不能没有好马快刀。可惜《三国志》中没有为关羽提供这样的神骏，惟一提及他的坐骑，是“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却并没有提及他的骏骑有何令名。倒是《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说，吕布“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盖源吕布本来就“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将”之所以能“飞”，当然有赤兔马一份功劳。故裴注引《曹瞒传》语，证实当时确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时谚。唐朝李贺《吕将军歌》曾掇拾故典咏歌曰：
“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北方逆气污青天，剑龙夜叫将军闲。将军振袖挥剑锷，玉阙朱城有门阁。榼榼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大旗下。恒山铁骑请金枪，遥闻箙中花箭香。西郊寒蓬叶如刺，皇天新栽养神骥，厩中高桁排蹇蹄，饱食青刍饮白水。圆仓低迷盖张地，九州人事皆如此。赤山秀铤御时英，绿眼将军会天意。”
保持着诗人一贯的怪异风格，也是借英雄宝马之相得益彰，叹息时彦英俊之难以遇合，“九州人事皆如此”也。
马是人类最早的伴侣之一，无论是耕作运输，还是驰驱应敌，好马宝驹都得到主人特殊的珍爱。传说里的中华名驹即有“飞兔”、“腰褭”（或称“要袅”、“骠褭”）。实际上在上古传说中，大禹即有名曰“飞兔”的神骏了。《吕氏春秋》言大禹之骑“日行万里，马也如兔之飞，因以为名。”南朝沈约在《宋书》中也曾写过：
“飞兔者，神马之名也。日行三万里，禹治水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应其德而至。”
周穆王“八骏”则有赤骥、飞黄、白蚁、骅骝、耳、（轮）、渠黄、盗骊。《拾遗记》曾记述周穆王八骏说：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三国时“赤兔马”确为稀见之宝马，其名亦当结合“飞兔”、“赤骥”而来。
蒙古向来是“马上民族”，且以铁骑征服天下，从他们心理来看，良将之于骏马，不啻美人之于粉黛，不仅平添威武，更是上阵杀敌之利器，何况神勇如关公乎？于是欣然为之转借增益，借曹操之手，将三国时代最快神骏赤兔，转赠给当时“威震华夏”之最勇神将关羽。无名氏元杂剧《刘关张桃园结义》中形容赤兔马说：
“这马非俗，浑身上下血点也似鲜红，鬃尾如火，名为赤兔马……不是红为赤兔马，是射兔马，旱地而行，如见兔子，不曾走了，不用马关踏住，以此言赤兔马。又言道：马若遇江河，如登平地，涉水而过。若至水中，不吃草料，食鱼鳖。这马日行一千里，负重八百余斤。此马非凡马也。”
至治本《三国志平话》最早表出赤兔马时，也有类似话语：
“此马浑身上下血也似的鲜红，鬃尾如火。能日行千里，负重八百余斤。在旱地见了兔子，不曾走脱一个；若与江河，如履平地，在水中不吃草料，只食鱼鳖。”
两本说法基本接近，或许出自同一来源。乍听起来马能“撵兔子”，像是在附会“赤兔马”之“兔”，“吃鱼鳖”则与后文“单刀会”渡江或“水淹七军”接榫。但戏剧和说书艺人这种夸张的形容，也许是为了“现挂”，随时可以用“兔子”“王八”插科打诨，是最容易现场出彩的。
其实历来关公乘骑也曾有不同说法，如元杂剧《单刀劈四寇》曾说关羽本来坐骑是“黄骠马”，仿佛《兴唐传》中的秦琼；又朱棣自称曾得到骑白马之关羽的神助，故京师独有“白马关帝庙”，可知民间流传对神骏的颜色也各有喜好。这也曾一再引起信徒们的疑惑乃至争议。康熙时张潮《虞初新志》卷十四王谦《平苗神异记》言湖广宝庆武城步县城向有关庙，其康熙癸亥任知县时，恰遇全州西延峒苗杨应龙入侵，惊险之中：
“恍惚有赤面长髯大将，乘白马自天而下，指挥神兵八面旋绕，不得脱。余始惊异，旋问我军，所见无异辞。日既晡，振旅归，亟登城谒帝，仰见帝面，汗浃如雨，如甫释甲状，益加悚惕……独怪帝乘马故赤色，此独白。或疑马援尝伏五溪蛮，得毋伏波将军来耶？余谓不然，神像既汗浃，示灵爽矣。余非疑乘马者非帝也，疑帝之马何以白也。姑阕疑，以俟考。”
文后又附吴宝崖言：
“按明初明勋戚家畜一白马，肥且健。一夕关帝梦示曰：‘某省寇乱，欲假尔马助兵。’旦起视厩中，马僵卧不起，盖摄其神往矣。殆奏凯，勋戚益敬服。京师人异之，因建白马庙奉帝。自是帝现身显灵，扞倭破贼，辄骑白马以为常。今大司马遂宁张公尝云尔。”
则说张鹏翮曾以京师白马关帝庙之白马，为明廷专用之关帝坐骑，显然误解了明成祖征蒙古部的传说。
后世谓关圣显灵，亦每以庙前赤兔马塑像“流汗而喘”为据，亦踵前人故说。《管锥编》言：
“《韩生》（出《宣室志》）有骏马，清晨每‘汗而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怪而夜侦之，则黑犬为妖，骑马适城南古墓。按西方志怪亦云人晨起见厩马疲顿，乃夜来为魇鬼所乘骋也（Nachtsre-iteteroftdie Pferde，sodassmanihnonmorgensanmerkt，wie Sieabgemattetsind）。卷四六〇《户部令史妻》（出《广异记》）家有骏马，恒倍刍秣，而瘦劣益甚，盖妻为苍鹤所魅，夜骑之行千余里，事与《韩生》此节略似。……令使之马如《庄子·人间世》所谓‘绝迹无形地’，电腰风脚，一宵能返千馀里，亦必不暇自运，何至痡而‘瘦劣’哉？”
以此观之，这类故事的原型很可能是由西域传来的。
四、周仓
后世关公“黄金组合”中，周仓最为实用，经常代替关公行使神权。如果说关平、青龙刀、赤兔马还多少有点影子的话，在《三国志》中却绝无周仓的任何记述。直到元代《全相平话三国志》中也没有出现周仓。但是在前引描述《单刀赴会》的插图中，关公身后站立着一位持刀牵马虬髯壮实的亲随。戏曲中最早明确出现周仓形象，也是明抄本杂剧《单刀会》第三折开场，注明“正末扮关公领关平、关兴与周仓上”，关羽吩咐“孩儿与我准备下舡只。领周仓赴单刀会走一遭去”后，还有周仓的一段宾白：
“关公赴单刀会。我也走一遭去。志气凌云贯九霄。周仓今日逞英豪。人人开弓并蹬弩，个个贯甲与披袍。旌旗闪闪龙蛇动。恶战英雄胆气高。假饶鲁肃千条计，怎胜关公这口刀。赴单刀会走一遭去也。”
这也是剧中为周仓设定的惟一表演。可见直到元杂剧，周仓也还是无关轻重的角色。作为虚构人物的周仓何时何地进入关公信仰组合，同时担负着许多重要神职，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现存关公文献最早明确出现周仓的，是元末明初人鲁贞的开化（今浙江衢州市开化县）《武安王庙记》之“迎神词”中“乘赤兔兮从周仓”。《四库全书》馆臣特意撰写了一段批评文字说：
“其文亦闻见颇狭，或失考证。如《武安王庙记》迎神词中有‘兰佩下兮桂旗扬，乘赤兔兮从周仓’句。考周仓之名，不见史传，是直以委巷俚语，镌刻金石，殊乖大雅。”
也许就是四库总裁纪昀的个人疑惑所至。但细想之下，觉得这个挑剔并无道理。鲁贞既为“迎神”之词，需要描绘的只是当时祀神之风俗，自然无需考据历史。但这项资料说明至迟元末周仓已然正名正位，堂而皇之地进入关庙祭享之中，即使是在浙江山区相对偏僻之地。原其初始，如果确实得之“委巷俚语”，又进一步证明小说戏剧已将此形象扩散流播。事实上，讨论周仓形象究竟是民间祭享首先出现，还是“委巷俚语”首先出现，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论证。
四库馆臣这句基于理学，义正辞严的公开质疑，不但没有破解周仓形象出现之秘，反而为乾嘉考据派添了一块心病，纪昀弟子梁章钜在《浪迹续谈》卷六“周仓”条中说：
“《三国志演义》言关公裨将有周仓者，甚勇，而正史中实无其人。惟《鲁肃传》云肃邀关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关云云。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操刀起，谓曰：此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之使去。疑此人即周仓。明人小说似即因此而演。‘单刀’二字，亦从此传中出也。然元人鲁贞作汉寿亭侯碑，已有‘乘赤兔兮从周仓’语，则明以前已有其说矣。今《山西通志》云‘周将军仓，平陆人，初为张宝将，后遇关公于卧牛山，遂相从。樊城之役，生擒庞德。后守麦城，死之。’亦见《顺德府志》，谓与参军王甫同死。则里居事迹，卓然可纪，未可以正史偶遗其名而疑之也。王椷《秋灯丛话》云周将军殉节麦城，而墓无可考。稽其遗迹，即长阪坡曹刘交兵处也。因访麦城故址，在邑东南四十里，久被沮水冲塌成河，仅存堤塍，名曰麦城堤。有任生者，梦将军示以葬所，遂告知县陈公，掘其地，深丈许，露石坟一座，颇坚固，乃掩之，而封树其上，植碑以表焉。或有疑任生之作伪者，夫去地丈余，乌知有墓？且一经掘视，昭然不爽，则英灵所格，岂子虚哉。”
这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反证出元代以前周仓还不曾出现在关羽身边。梁氏以博闻多识着称，所以要迂曲反复的说明周仓之必有，实在是因自己信心也不足的缘故。又清代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第七载：
“嘉庆间，御史程世淳请避关帝神讳，增赵累、王甫等从祀。仁宗（嘉庆帝）以‘前代帝王，往哲明神，其名概不避用，盖临文不讳之义。至关平、周仓塑像，相沿已久，到处皆同。其赵累、王甫遇难事实，史传所载不同，毋庸增设从祀。’”
程御史所奏为何，今虽不能详知，但自然是以《三国志》信史立言。惟嘉庆谕旨何以突兀出现关平、周仓“相沿已久，到处皆同”的问题，应是奏疏对于此二者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盖嘉庆为清帝中崇信关公最尤者，尤以林清“夺门之变”以后为甚。其以传统习俗偏袒关平、周仓，而又语气含混，颇有可究之处，亦待另论，此不枝蔓。我怀疑周仓之形象其实来源于宋金之际的另一神只。元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神明门》“周将军”条曰：
“周将军乃灵顺庙部神。宋朝尝以马百匹，连鞍辔售于江北。索价太高。买者曰：‘马有何奇而价如许？’曰：‘吾马能行水上。’试之果然。议价定，明日再以数百骑来。北军骑之渡江，俄顷黑风四起，人皆坠水，但见蔽江纸马而已。忽见周将军旗于云间。宋赵制置奏于朝，封‘翊应侯’。诰词曰：‘大起风马之威’，指此也。”
按明成化间储巏《泰州修庙记》虽谓“泰之庙不知何所始”，但在颂词中却用了“帝之去兮荆之野，联云旗兮风马。”这正与“旗于云间”，“大起风马之威”的说法相似，而泰州正是淮南之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