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自石敬瑭拱手送给契丹燕云十六州以后五个世纪以来，河北一带始终存在着农耕畜牧混合的经济形态。但自明初大量移民由山西进入河北、河南、山东饱经战乱蹂躏之地，耕作作物、技术和相关民俗应发生变化。以北方麦黍产区而论，农历五月中旬意味着夏作播种季节，而雨水又直接决定着秋粮的收成。但中原和华北地区由于多年连续性垦伐过度，夏季经常发生干旱少雨，五月中旬的祈雨就成为影响民生国计的重要仪典。故明清以来，此日又以“磨刀雨”，“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等农谚盛行于黄河南北。以中国之大，农业区域跨越了若干个植物带，自然不能一概而论，需雨日期何以如此一致？我以为元代开始的棉业种植，或许能够提供思考线索。
综述元代历史者，往往把元初棉花的引进和种植看作是忽必烈祖述开国君主素来“重农”的结果。以今日视点观之，种植不过是棉业产品的技术开发，加工贸易才是拉动经济增长和商业税收的手段。随着元帝国版图的迅速膨胀，新兴的世界性市场开拓，亦尾随蒙古铁骑而跟进。这一时期的南中国就像一个“世界工厂”，源源不绝地供应着当时富于独有“高新技术”含量的产品，如丝绸、茶叶、陶瓷、铁器和棉布。史载至元七年（1270年）国内商业税银只有四万五千锭左右，而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就达到四十五万锭，二十年间商税收入增长十倍，繁荣可见一斑。其中作为新兴产业的棉布贡献不可忽视，难怪忽必烈要在这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了。以后又把江南夏税可用木棉布、绢丝绵等物输纳，变成了常年的“岁征”了。
棉田用水的需求虽然与稻麦不同，但是依赖于水却毫无二致，甚至更甚。现代科学统计表明，生产一吨小麦需水500吨，一吨玉米需水340～600吨，而一吨棉花需水达到2500吨。中国现代棉花种植技术认为，“苗期：春季回暖早，降水适时，利于棉花适时早播，培育壮苗形成丰产苗架。”“棉花全生育期需降水量450～600毫米，不同生育阶段耗水量差异很大，其中开花-结铃期需水最多，约占全生育期耗水量的一半。此时遇旱减产也明显。”以下现代棉花生长最需要雨水的时期：
上表所列日期是今之公历。元代历法虽然号为精密，但已不可详考，现代使用的阴阳合历，已是清初耶稣会士结合西洋公历所制历法，阴历一般较阳历晚一月左右。而传统技术条件棉花播种期也相应较晚，既然棉花种植以出苗-现蕾-开花期为有无收成的关键，以此推算，农历五月孟夏已是各地传统棉区植棉技术需雨的最后时刻，对于“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的企盼，已不仅仅是棉农的心愿，亦为依赖棉业加工贸易的其他乡镇居民的共同意愿，故“关公诞辰”或者“磨刀雨”的庆典和祭祀热潮，也由宋元延续到明清，由农村延伸到了市镇。今观元代“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管辖区域，明清两代仍多习惯于五月中旬求雨，或其遗俗。康熙《钱塘县志》、民国《杭州府志》、康熙《海宁县志》、光绪《（无）锡金（匮）识小录》、光绪《常昭合志稿》、民国《吴县志》、同治《上海县志》、光绪《孝感县志》、《咸宁县志》、同治《江夏县志》、嘉庆《湘潭县志》都记载有五月十三赛社祭祀关公，以求雨水。类似习俗，亦应因之流播，最终造成全国混一的风俗。
明清方志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棉业生产与祭关风俗之间的联系，但不等于并不含有这种因素，原因无它，只是因为世代沿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故略而不提。偏偏是钱锺书注意到了史料中这一类型的“历史失忆”：
“举世众所周知，可归省略；则同时着述亦必类其默尔而息，及乎星移物换，文献遂难征矣。……然一代之起居饮食，好尚禁忌，朝野习俗，里巷惯举，日用而不知，熟狎而相忘；其列为典章，颁诸法令，或见于好事多暇者偶录，鸿爪之印雪泥，千百中才得十一，余皆如长空落雁之寒潭落影而已。”
何况棉业一节，也还不是关公崇拜走向全民化的惟一原因。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很多理学人物，如楼钥、谢枋得、胡三省、丘浚都开始关注到国计民生的技术细节，如果配合理学“神道设教”的设计、“岳渎崇拜”的传统和“伦常日用”的功夫，也许更能领会到这一类的民间习俗形成过程之中，也有儒家的一臂之力。
（第五节）乡里神
尽管以《大诰》强行规范和推行了社会设计，但朱元璋也深知，光靠一时“民众运动”并不能持续久远，关键还得靠相应的制度体系运作来维持保障。这两件事情可以视为互为因果，即为了建立他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制度，必须掀起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民众运动；而大规模民众运动的目的，也正是建立一套与元代形态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
朱元璋于此深谋远虑，他曾认真总结元朝政权倾覆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礼仪不修，导致的“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使天下骚动。”就连元末各股义军队伍的先后失败，他认为也是由于“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所以朱元璋初登吴王之位，便把“制礼”作为要务，告谕群臣说：
“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民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筒、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这些白衣秀士大多出于江南理学重镇，而宋濂却未能参与修礼大典。罗仲辉于此曾有详尽考订，可以参看。
笔者注意到，《大诰》中还涉及鬼神祭祀的案例，如《初编·祭祀不敬第五十七》：
“开谕：为一郡一邑之主，岂止牧民而已。其鬼神必欲依之。阴阳表里，以行人道，故谕之。出则辞于神，入则告于神。官长既敬，民必畏从之。民人既敬，鬼神莫安，一方善恶，灾临福临，必不至于妄加。谕后，曾几人虔恭敬畏？岂止不畏，江浦县知县刘进等，盗其祭帛；巩县知县饶一麟等，未祭而先食其牲牢脏肉；闻喜县丞周荣，以活鹿送人为玩物，以死肉奉祀于山川社稷之神。呜呼！人有不才者如是，然不旋踵而亡者几人，其祸安得而逃耶？”
受到惩罚的具体案例及责任人的情况，也明白标示于《大诰》中，如：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宁国府教授方伯循，实封宁国府知府韩居一，其辞曰‘于斋戒未祭，先食牲牢肉脏，又且饮酒。’及其勾问，其官府并无二项非为，余罪不律者有之。询其所以，府官严督学校，以致方伯循，生员张恒等五名憾是督责，遂于祭祀之际，窥伺府官饮茶，教授方伯循自行饮酒，径率诸徒诣斋所，将府官祭服四面揪打。若奉上司明文，擒拿有罪者。如此非为，人神共怒。且府、州、县教官，礼义风俗忠孝出焉。凡遇祭祀，则当训诲生徒，明以持心守戒之道，至期率赴坛所陪祀群神。非独本礼诚敬，将后生徒为政，不劳祀神，熟矣。其宁国府教授方伯循，不独不本礼以奉神，于坛所大辱掌祭之官，可谓罪不容诛。又有余罪，出纳学粮不明，改换文案，以致本府检举，非止一端。呜呼！有司提调学校，助君之急务也。生徒有奸顽者，师卒不能化，且得府官助其威严，以成成效，岂不美欤？奈何反与不才生往，诬辱提调宫，罪当皆死。所在学校，想宜知悉。”
也被判了死罪，表明臣民对待国家祭祀仪礼虔奉与否，也是《大诰》查究的重点之一。
朱元璋是中国惟一有过底层职业宗教者经历的皇帝，这对于他的成长经历和人格究竟发生了哪些影响，是个很有兴味的问题。揣想这类案件所以激起他的勃然大怒，或许和他开国之初曾建立一整套“神道设教”的文化设计攸关。出于自幼贫穷失怙，流落异乡的切身感受，他切望建立一个以农耕文化为社会基础，以乡里为基本区域，以神鬼为祭祀中心，均贫富。等弱强，互助互济的社会形态。
基于这一认识，他着手将人间政权“神道化”，以作为与城乡政权系统平行的基本体系，从而把宋元理学承认的“神道设教”组织化、制度化。除祖陵太庙等攸关皇室血胤崇拜的祭祀体系之外，他还建立了一套以先儒崇奉的天地山川，岳镇海渎、风雨雷电等自然神崇拜的“坛壝”制度，以及儒家奉祀“文庙”，军神崇拜“旗纛”的等级制度，作为国家祭祀的原点。这也是各级礼志、方志不可或缺的内容，此为常识，不待多谈。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政权体系的补充，创立了城市-里社祭祀体系以及乡饮制度，影响颇广。后世关羽崇拜所以能够遍及城乡，正是借助这个祭祀体系，得以实现的。
朱元璋的这个制度设计，在嘉靖“抗倭”时却大大促进了关公崇拜在江南闽广的普及。明军初始可谓懵懂打仗，既不知彼，亦不知己。“倭寇”数量虽然不多，但出没飘忽不定，于是不得不利用里社，结乡兵以自保，成为各地防务的首要选择。但乡兵仓促应战，作战素质不高，于是有士大夫开始以“神道设教”，增强凝聚，鼓舞斗志。起初并无固定神选。田艺蘅自述他在杭州参与“抗倭”的亲身经历时说：
“嘉靖乙卯（三十四年，即1555年），倭寇大作，直攻会城。余鸠集乡兵千人，为保障计。犹恐人心不安，乃择日筑高坛于西郊，以顺金方肃杀之气。刑性【牲】插【歃】血，为文告天，以求诸于古今名将，自武安王而下三十余人。后贼临方山，四日不退，乡兵迎敌，不战而遁。四方被掳人回云：‘贼人西望，见云中神兵众多，金甲神将形甚长大，旗帜分明，是以不敢交战而去也。’众皆闻言，踊跃感悦灵应，已略载之《回澜桥记》中。余忆古今，此事常有。”
遂不厌其烦，缕述自晋王导求助钟山之神以御符坚，唐太山阴兵助战以破李师道，一直到明指挥使祭告岳飞墓，“请岳云所贻神枪以破桃花洞贼”等等“显应”诸事，复自解嘲言：
“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当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诵咒祈禳，宋之宰相闭门修斋诵经，则不可耳。”
但也承认：
“方倭寇焚烧湖市时，城中官府及士夫亦有就寺观设醮烧香，祈保退敌者。左道惑众，可耻之甚也！正神乃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国制，旗纛上所图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昉于天宝间不空三藏之术也。”
所谓“金甲神将，形甚长大，旗帜分明”云云，则分明踵继了佛教毗沙门天王显迹安西城楼，或道教关羽于宋宫现身“大身克庭”之旧事，笔者在《伽蓝天尊》一书中已经详述，于此可知明代军队旗纛上犹存天王等像。至于设坛求助“古今名将三十余人”之“正神大道”，则分明展示出宋后理学敬祀鬼神之新发展。
但遍祷之三十余“正神大道”中，毕竟只有关羽才能够汇集综合各阶层信仰之大成，脱颖独出，成为“抗倭”斗争中的主神。此后战争一直在“半人半神”中进行。嘉靖“抗倭”战争中不仅涌现了一批杰出将领如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而且经办此事的文官或文人如杨博、王忬、唐顺之、张经、赵文华、徐渭等人也纷纷虔敬关羽，流传有与关羽崇拜有关的文章或事迹，用以号召民众，鼓舞士气。江南、闽广也形成了关羽崇拜的浓烈风气。
如沈德符言：
“唐以前，崇奉朱虚侯刘章，家祠户祷，若今之关王云。然自壮缪兴而朱虚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岂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设教或相禅而兴也？”
此外如嘉兴梅里、嘉定、苏州双凤里、无锡里睦、南通狼山同一时期兴建的关庙里，都充斥着类似记述，碑刻亦遍及江南各地。对于这一过程比较完整的叙述，当属唐顺之《常州新建关帝庙记》：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督察赵公文华统师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帝灵响，助我师者。已而师大捷，赵公请于朝廷立庙嘉兴以祀帝，事俱公所自为庙碑中。明年倭寇复乱，赵公再统师讨之，师过常州，军中复若见帝灵响如嘉兴，赵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几，赵公协谋于总督胡公宗宪，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赵公益神帝之功，命有司立庙于常州。帝之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庙帝，自今始……东南不淑，天堕妖星，岛酋海宄，凶逊复生。竞为长蛇，荐食我（疑缺一字）。帝灵在吴，能无怒乎？夷刀如雪，手弯不展。渠魁倔强，悉就烹脔。帅臣避让，岂我之力？阴有诛之，实徼帝福。维何作庙以祀，东南庙地，自今以始。毗陵巽隅，古庙将坛。若有待帝，鬼兵踞蟠。天阴仿佛，长刀大旗。生欲拯吴，没而来思。帝德吴民，无间生死。幺么小丑，永镇不起。郡人入庙，踊跃欢喜。竞起赴敌，强跳弱起。谁鼓舞之？帝有生气。”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通过了这次磨难，关羽崇拜才迅速经由乡镇里社神只，达到“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程度，而与当时《三国演义》刊本是否普及，三国故事传播到何等程度，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反而是江南关公崇拜的兴起，既与理学儒士与官方“神道设教”的运作颇有关系，藉以动员民众结乡邻以自保，提高军队的士气，或者才是明儒插手《三国演义》整理刊行，或者书商竞相翻刻贾利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