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漕运神
漕河及漕运也是形成关羽崇拜普及的重要因素。交通状况向来是商品流通量的天然尺度之一，故论列经济史者不得不予以特别关注。鉴于中国传统社会中运河漕船载运量约相当于陆运十倍，故通达漕运亦是历代政府的主要考虑。
事实上大运河修通不久，就在徐州修建了“关尉神祠”以护佑吕梁洪险段的安全。皇庆年间赵孟撰写的碑文说：
“有元混一天下，凡东南贡赋之输，皆引道自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万艘。有庙在洪之西陾，所祀二神，一为汉寿亭侯关公，公事汉昭烈，尝为徐州牧；一为唐鄂国公尉迟恭。传二公治水吕梁，徐州盖有二公遗迹。二公生为大将，殁而为神，其急人之患难，夫岂愆于素志也哉？”
明廷徙燕，例需江南漕粮物资源源供应京师，输纳边饷，故漕运不啻帝国的生命线。傅维麟《明书》曾有“倚漕为命”之说。但河、淮常灾，直接影响到南北运河的交通流量，这在中明一度成为严重问题。漕运如何趋利避害，一直困惑着治河臣工：
“黄河自古为患，惟我国朝则借之以济渠之利。故今之治河与古不同。古也专除其害，今也兼资其利；古也导之北，以顺乎就下之性；今也导之南，以避其冲决之虞。”
万历年间商业勃兴，又加剧着这种利害算计。李乐《见闻杂记》亦言：
“大禹治河易，今日治河难。大禹时直欲除害，今并欲兴利，以故甚难。既欲顺其流不逆水性，必难得济漕运；既欲济漕运，难保淮西陵寝无冲决之患。”
正是这种兼顾两难的心理，使得治河、治漕工程在中明反反复复，难以用一致之思坚持下来。这一问题终于在万历时期由于潘季驯的主持，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他“以水治水”，“束水攻沙”，“导归阳海”的创举，得以“治河济运”。其间有一细节，论者少有提及：
万历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准礼部咨，该总督河漕右都御史潘季驯题称：本年五月内，因上源、汝宁、寿泗一带淫雨连绵，淮水暴涨，至二十七八日，雷雨交作，西风骤急，高堰将危。此时，从工所看到黄云一片笼罩武安王庙上，良久方散。又本庙僧人宗权有徒远归，从十里外望见庙前灯火盛张，至庙寻访无踪，须臾风转雨收，水势遂定，高堰溢而后安，实系武安王神功之力……臣因思关圣为炎刘社稷之臣，负乾坤刚大之气，淮北郡邑，因其用武之地，忠肝义胆，万古如生，故以其忠于炎刘者，而效之于我皇上；而以其昔日不忍溺此一方之民于孙曹，滔滔浊流者，而不忍渔其民于今日也。高堰未成之先，则为成之；既成之后，则为守之；烈风暴雨危急之际，则为阴培而力护之。此固我皇上诚格天，百灵效顺所致，而明神翊相之功，亦有不可诬者。所据该司历陈显异之状，与封号岁享之乞，似应陈请，伏望敕下该部再加查议……
“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为照高家堰之设，所以扞御淮、颍诸流，而屏护淮、扬二郡，乃二百年来运道之关键也。自此堰冲废，无所堤防，而运道阻矣。据称武安王关某显应效顺，当筑堤之始，则反风拒水，以助兴之；及既成之后，则阴护默佑，以奠永绩。即梦寐之感通，见精灵之昭格。委当特加崇祀以报神庥。除封号着在令甲，未敢别议外，所有遣官祭告，似应俯从。仍宜赐额题庙，未昭报贶，恭侯命下……万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土于慎行等具题。三十日奉旨加封尊号，特颁《衮冕肆辑图》，首冕服，次巾帻，又次公幞。赐庙额，遣官致祭。”
这应该是关公神像着帝王衮冕的开始，也是关羽晋封为帝的重要前奏。高家堰关庙后世且“屡着灵异，保障河流”。潘季驯本人也是关公崇拜的热心参与者。有人记述说：
“陈明卿《无梦园集》：归安昆山关侯庙，潘少保印江季驯建门额曰‘武安王庙’，殿额曰‘汉寿亭侯’。旁署羽书，出鸾笔。又题柱曰：‘昭昭与日月争光，悠悠共乾坤不老。’”
田艺蘅尝言“天妃宫（妈祖庙）为漕运奉祀之神。”晚明以后随着关公崇拜的普及，漕运中逐渐替代天妃。《关帝圣迹图志》言关公预报水患：
“泰、邮创帝庙，始于有明丙辰（1496年）。居兑向震，背路甓湖。一日帝显示庙僧，谓水溢己酉（1549年），泛溢二十年。邮人将为鱼鳖，速迁吾庙居坎坎。待水乡吾镇之，邮城水厄可免。庙僧性定矢愿，易兑为坎，焕然改观。嘉靖间倭寇犯邮城，见丈许金身挺立阵前。寇惧，披靡去。”
至有关公曾在湖漕泛滥时“用刀分水”的说法。又扬州江都县本为导淮入漕的要段之一，淮水一旦泛洪，将直接影响漕船安危，咸丰五年《甘棠小志》记载：
“邵伯更楼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冲决，长五十六太五尺，水深四尺，难堵塞。三十九年，（张）鹏翮恭奉圣谟，下埽堵塞，克月成功。四十年，置铁犀一座镇之。”
顺着运河迤逦北上，沿途关庙不断，而以北通州漕运终点形成了另一组自元代以来陆续修建的关庙群落。其中不乏河道仓场的官员的敬奉。对于关羽在中国漕运史上的独特价值地位，似未经人道出，故絮之以期引起更多关注。
作为漕河运输的保护神，关公又延伸为漕河水利神。晚明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三言：
“大涨泾为潮泥淤塞，方议开浚，忽九月内，渐深六尺，两岸如刀斧斲削，人工所不及也。桥边有关帝庙，颇赫奕。故一时居民，皆归功祷颂矣。”
宋懋澄《祭武安王文》三篇，其中两篇都是针对当地漕河淤塞，影响农业水利而发的，其于关羽百般求祷，甚至攀扯到“关帝斩蚩尤”事，声言“德无大小，斩蚩尤于盐泽，而泽半天下，大王甚盛德也。今疏故流于一隅，又孰非大王无疆之德乎？”最后终于清淤疏浚，复其旧貌，于是再设隆重之祭，昭告神灵。鉴于华亭、松江居于漕运起点的重要地位，这种崇奉自然别有意义。
（第二节）财富神
关羽为什么，又是何时成为商业护佑神，或者商业道德神的？这是很多朋友一再问及的问题。
其实财富何以会按照几何级数迅速增值的奥秘，即便连现代经济学、金融学尚未能完全参透，何况古人！故备感“神奇”。中国人从来就不缺乏对于“快速致富”的幻想，但“财神”的人格化形象，毕竟来自佛教的灵感。西汉阜财，早铸“摇钱”之“树”；中唐流转，亦有“青蚨”之说；宋人重商，复版“财神”之“像”。晚明商业繁盛，财神供奉也愈加普遍。即与今日“改革开放”，各路“财神”亦大行其道，原因亦相仿佛。不过关公之所以为财神，作用、意义都与比干、赵公明、五显神有所不同。
关羽与佛道两教的“财富之神”其实早有渊源，然而关羽正式为商家敬奉之初始，还是应当聚焦晚明时期。
中国诸位“财神”起源既杂，功能也不相同，反映的社会心态颇为复杂。对于财富的追求本为自然心态，但佛教为了夸饰西天极乐，每以连篇累牍之章句，形容财富之无限。钱锺书曾以宋人笔记中记叙李后主佞佛，宋太祖遣僧为问，“以导其侈”，僧因问调后主曰：“陛下不读《华严经》，安知佛富贵”一事为由，谈及佛经中对于财宝描写铺张之甚，言：
“夫《华严经》反复描摹‘佛富贵’，不过以琉璃、摩尼珠、璎珞、宝华诸物，张大其数，至百万千亿（如《升夜摩天宫品》第一九、《升兜率天宫品》第二三）；更可笑者，复以此等物堆迭颠倒，如云：‘五百宝器自然盈满，金器盛银，银器盛金；玻璃器中盛满砗磲，砗磲器中盛满玻璃；码碯器中盛满珍珠，珍珠器中盛满码碯；火摩尼器中盛满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满火摩尼。’（《入法界品》第三九之三；参观《入法界品》第三九之四：‘白银国土放黄金色光，黄金国土放白银色光；琉璃国土放玻璃色光，玻璃国土放琉璃色光’等，又《长阿含经》记东方小王迎转轮圣王，以‘金钵盛银栗，银钵盛金栗’），想见其思俭技穷矣。即持较后主《浣溪沙》：‘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地皱’等排场，亦犹以李庆孙《富贵曲》：‘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较‘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晏殊所谓寒乞相而非富贵气者（参观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后主读之而为所耸炫，殆祸来神昧欤！”
所以历代佞佛之君主，每以大量金银珠宝制为宝器，供张佛堂，以表其诚，同时也表示对于佛教彼岸的向往。盛唐佛教流行，大量珠宝也用于佛堂供张。宋初《艺文类聚》特设有“宝玉部”详细搜罗历代记载中的外方珍宝，不厌其烦，略可窥知北宋君臣对于此物的艳羡。蒙古黄金贵族礼佛，亦踵继安乐公主、李煜之动辄万金，故藏密圣地至今仍然为金妆银饰，珠宝粲然之地。为止阻凡人觊觎之心，又特为造出经文，以表毗沙门天王为其财宝的护卫神祗，故佛教来源之“财神”，多是财富之“保护神”，而非“创造神”。随着毗沙门天王在中国佛教中渐隐，其职司亦主要为为关公所取代。这也是关公所以自然而然，列于后世财神之本义。至今藏密中犹有类于毗沙门之“黄面财神”，担负此项职责。道教摹仿佛教造神，为求简捷，遂直指人心，造出投合信众需求的各路财神。其中赵公明骑虎挥鞭的道士形象，几可与张天师执符仗剑之像配为一对。他最初亦擅“驱雷役电”，也是接近道教之“商业道德神”观念的神只，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其职能为：
“驱雷役电，唤雨呼风，除瘟剪疟，保病禳灾，元帅之功大焉。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
商贾如果不能取得垄断地位，就退而希望公平竞争。竞争公平，这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普适性的要求。中国财神所以要取“公明”二字，其实正为此设。如果现实世界难以实现，就祈求神明世界中能够得到公平保障。万一有欺心瞒骗等事，则赵公明之“雷神”功能亦可彰显，以惩恶扬善。大概为了把赵公明与关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万历年间江南有些地方还产生了迳以赵公明为“赵子龙之堂兄弟”的说法，今见最早的说法为成化年间王鏊所撰《姑苏志》提出的：
“玄坛庙：在玄妙观前。神姓赵名朗字公明，与关羽同时，即赵云子龙之从兄弟也。”
后代江浙多个地区均有记述。这种传统误读虽然浅陋，却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江南地区明清两代三国戏曲故事借助关羽崇拜的流行影响。
从道教观念出发，关羽作为财神还另有一个隐性的引申层面，即嘉靖以后关羽位应南方，为“赤帝，赤熛怒之神也”，五行属火德，亦正与关羽“扶汉”之“汉室”五行属火，故称“炎汉”相同。因此中明之后民间盛行关公是“火德真君下凡”的传说。《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曾以南方火德真君为“主长养万物，烛幽洞微。如世人运气逢遇，多有灾厄疾病之尤，宜弘善以迎之。”其中“长养万物，烛幽洞微，运气逢遇”都是商家所谓“生意”（即《易》“生生之谓易”之意，或《大学》谓“生财有大道”，此与西文以“忙碌”为词根的business差别很大）所必须条件。人类以火为食物、温暖和安全的象征，上古祭天以“燔祭”，就是熊熊大火以载歌舞，其炽热燃烧的形态，颇能令人联想到“兴旺”、“火爆”、“热烈”的意象。故“火神”或者“火德真君”亦被纳入财神之列。且有多家关庙同祀火神，或者火神庙同祀关公。《扬州画舫录》记载也说扬府关帝庙侧建有火星庙，不谓无因。旧时专门设立有一种财神组合，为“关公、财神、火神”，其实也是摹仿佛教“西天三圣”，或者道教“三清”的“三位一体”神。而以隐然身兼财神、火神的关羽居中，就是为此而设。
选择关羽这样的历史人物来充当商业的保护神和道德神，也说明了儒家制度下的两难处境：既要维护商贾的合法利益和要求，又要限制他们的“惟利是图”，所以才会从商界传出“以义制利”，“以义取利”的种种说法。早在中明，蒲州商人王文显就说：
“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放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京师仙城（潮州）会馆清代碑文更以长篇大论，反复述说及此：
“然而利与义尝相反，而义与利尝相倚者也。人知利之为利，而不知义之为利；人知利其为利，而不知利自有义，而义未尝不利。非斯馆也，为利者方人自争先后，物自征贵贱，而彼幸以为赢，此无所救其细，而市人因得以行其高下刁难之巧，而牙侩因得以肆其侵凌吞蚀之私。则人人之所谓利，非即人人之不利也耶？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洽，义洽然后市人之抑塞吾利者去，牙侩之侵剥吾利者除，是以是为利而利得也，以是为义而义得也。夫是之谓以义为利，而更无不利也。”
关公作为“义神”，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制衡作用。
（第三节）行业神
行业本为社会分工之不同，从秦汉间“士农工商”的粗略之分，到明人的“三百六十行”之说，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发展、专业分工和社会演进的产物。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曾详细记载万历十年（1582年）“宛平、大兴二县原编一百三十二行”的情况，包括本多利厚如典当行、布行、杂粮行等计一百行，本小利微如网边行、杂菜行、豆腐行、裁缝行等计三十二行。另据洪焕椿对于现存苏州明清工商业碑刻的统计，当时有三十多种“主要行业”，五十多种“商业铺行”。可以见出当时城市商贸及服务行业的大致分类。
行业所供诸神虽然来源不一，但大多都是道教系统，甚至明清间流行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人物，这正反映着它的素朴。所奉神只大底表示着四种意向：第一种是与行业创始神话有关的，其中最多的是轩辕黄帝及其臣属；第二种是财富创造神；第三种是财富保护神；第四种是共神，即社会普遍供奉的神祗。具体分类可参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其中谈及行业“借神自重”一节，尤可注意。
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省赊旗镇因市场上戥秤问题，经行会协商，遂立石道：
“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秤，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称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校准均匀，公平无私、俱备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乖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发批钧谕，水除大弊。”
同治九年（1876年）又重刻石，告示商民，以维护市场公平交易。这又是超越各业，“借神明誓”的又一实例。
现据手头可以查询到的资料，将明清以降崇祀关公的行业按所辑资料年代前后加以排比（《基尔特集》单独列出），共得三十余种，可以分为五大类别。第一类与关公历史形成的各种功能有关，包括盐业、茶行、军界、监狱、银钱业、典当业、武师、教育界、绸缎业、洋布业、成衣业、盲瞽业、命相业等；第二类与其工具有关，如刀行、骡马业等；第三类取其大刀快利，如皮革业、木作业、木商、纸业、厨业、屠宰业、皮箱业、肉铺等；第四类与祭祀有关，如漆作业、描金业、香烛业、棚行等；第五类则与“贱业”提升地位有关，如豆腐业、粪业等。此外烟草业取其“火”。至于面业、水炉业、洋货、酱园业、糕点业、干果业何以推举关公为其行业神，则待再考。
（第四节）会馆神
会馆源出于各地生员赴京应试时居停止息的“试馆”，殆无疑义。故其首先出现在京师，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