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致力以宦官退老赡养组织黑山会的组织形式时，曾接续梁绍杰研究探及京西护国寺的问题，这是一处自明以来太监赡老的所在。《酌中志》卷二十二言：
“京师墨山会地方，有赠司礼监太监刚公讳铁之墓焉。寺中藏有遗像三轴，皆曰靖难时有功之太监，至今宛平县有祭，凡掌司礼监印者继续修葺。又曰‘三义庙’，盖祠先主、关、张君臣也。其五虎将军像，庞士元先生像，皆先监掌印时令经营内官率塑匠往钟鼓司，仿汉时装束服饰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传也。”
他认为：
“在明清各碑文中，这里并没有出现过三义庙的名称，但由于黑山神祠或护国寺的神谱在佛教诸神中，还有忠义之神武圣关羽，可能其伽蓝殿或后来的武圣殿中确塑有刘关张的塑像，而民间对于关羽的热衷远超神话了的宦官刚铁和释迦牟尼，因此以讹传讹，使其俗称‘三义庙’。”
据现存碑拓资料，有嘉靖八年张鹏举撰文的京师《关王庙重修记》，已言：
“我邑东村名曰饶乐府，古来有之，而义勇武安王庙，亦古之遗址也。成化十七年六月，内府甫政修之，仍其旧。”
这也是太监热心修葺关庙的明证。嘉靖以后更见热衷，如嘉靖十九年蔡文魁撰写，有多名“内官监等衙门太监等官”及锦衣卫官员参立的京师关庙碑文，额题亦为《重建关王庙记》。三十五年内官监太监郑玺在为宫廷修缮准备石料的房山建立关庙，有《大石窝关王庙竖立碑碣记》存世。四十三年又有掌外厂太监杨寅捐资，在京城帽儿胡同建庙，御马监、尚衣监、内官监、外厂掌厂官等内监四十三人立碑。同年又有太监卢添保供用库外厂诸臣供奉香火。万历三十年“御马监衙门太监等官”五人、“内府供用库署库事、御马监衙门太监等官”三十七人，“掌库太监二等官”数十人及其他太监立碑重修。事烦不絮，读者可自行翻检。可知明代太监、锦衣为关羽立庙，已经蔚然成风。
万历年间关羽被崇封为帝君，事实上也有太监们的推波助澜。《明宫史》“道经厂”条言：
“习演玄教诸品经忏。凡建醮做好事，亦于隆德殿或钦安殿悬幡挂榜，如外之羽流服色。而云璈清雅，俨若仙品。此厂掌厂林朝者，神庙时最有宠，如汉寿亭侯关君为‘敕封三界伏魔大帝’之号，实朝所奏请也。光庙登极，升朝干清宫管事。”
则崇祯容忍耶稣会士在皇宫内任意毁像灭佛，无论招致什么宫廷力量对抗，导致何种后果，都不能忽视太监的力量。
至于撤像原因，也有不同说法。耶稣会编《圣教史略》说，崇祯十三年（1640年）汤若望上书劝崇祯信仰天主教：
“皇上因左右不乏奉教之人，已习闻其说，阅若望奏本，颇为心动。虽未能毅然信从，而于圣教之真正，异端之无根，固已灼有所见。有一事可证，时有以军饷乏绝告急者，皇上即命将宫中多年供奉之金银佛像悉数捣毁，以充兵饷。远近哄传崇祯皇上弃绝异端，要奉天主教。”
将宫内毁像之举推诿于军饷不继。文秉所述却迥然不同：
“京师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南怀仁、汤若望也。凡皈依其教者，先问：‘汝家有魔鬼否？有则取以来。’魔鬼即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党取佛像至，即于幢上撞碎佛头及手足，掷弃池中。候聚众多，然后设斋邀诸徒党，架炉鼓火，将诸佛像尽行熔化，率以为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复建此会。方日正中，碧空无纤云，适当举火。众共耸视，忽大雷一声，将池中佛像及诸炉炭尽行摄去，池内若扫，不留微尘。众皆汗流浃背，咸合掌西跪，念阿弥陀佛。自是遂绝此会。”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说得比较平缓：
“隆德殿旧名立极宝殿，供三清上帝诸尊神。崇祯五年（1632）九月内，将诸像移送朝天等宫，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
王誉昌《崇祯宫词》吴理注则叙述玄妙：
“乾清宫梁拱之间遍雕佛像，以累百计。一夜殿中忽闻乐声锵鸣，自内而出，望西而去。三日后奉旨撤像，置于外之寺院。”
《崇祯宫词》注言：
“内玉皇殿，永乐时建。有旨撤像，内侍启钥而入，大声陡发，震倒像前供桌，飞尘满室，相顾骇愕，莫敢执奏。像重甚，不可动摇，遂用巨绠曳之下座。时内殿诸像并毁斥，盖起于礼部尚书徐光启之疏。光启奉泰西氏之教，以辟佛老，而上听之也。”
此中有无关公神像，不得而知。但永乐所建玉皇殿都敢动用暴力撤毁，其他可知。
耶稣会士所以会利用崇祯奉信时机，采用激烈手段灭佛传教，且敢于把正在隆盛的关公崇拜也列入“淫祀”，可见毁坏佛像神像的真实原因，还是出于宗教斗争。而毁佛灭神之举戏剧性的收煞，当然不会有“大雷摄物”之类神异，推测很可能是出于崇祯信仰之突然改换，又不愿意声张，并有严词禁止天主教泄露于外之故。经此一役，耶稣会士终于明白了关圣帝君这样的神像，虽未正式列入佛道之列，但宫廷地位亦难动摇，自然对此莽撞之举噤若寒蝉，甚至连“崇祯入教”这样的“特大喜事”，载记也讳莫如深。所以有关天主教传教论着虽有多种，似乎都未明确道及于此。
明清之交的激烈战事，逼使天主教士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待时再起。但满洲新贵入关前已接受喇嘛教，对于佛教正在兴头之上，耶稣会只能退而求次，重新以修历、制炮和工程规划设计获得新朝廷的信赖。但是自雍正元年驱赶宫外传教士于澳门，宫廷传教士则沦为才艺侍从，却以关羽比隆孔子，以儒家礼仪、谥法尊崇以后，天主教士也根本没有机会再提关公崇拜是否“淫祀”的问题了。
崇祯毁坏宫内佛像之事，《明史》本纪未载，或者出于乾隆时清代馆臣对于天主教一度灭佛的隔膜。
（第四节）清代崇封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属辽宁新宾）建都称汗时，已经修建有关帝庙。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定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建国号为“大清”，亦建有关帝庙，并于崇德八年（1643年）赐额“义高千古”。
入关以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顺治八年正月十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开始亲政。也是在这年，洪承畴为地安门原明廷祀典关帝庙撰碑言：
“恭惟关圣帝君殚心汉室，力扶皇极，口烺烺于史册间。英风正气，昭垂今古，威灵显应，震慑中外。是以历代以来，追王追帝，精禋口口也。至于京师内外，庙宇颇多，而于此建而圮，圮而复修者，大都以北面居中，具瞻尤切，各致其诚云尔。我国家开基定鼎，示民向化，凡神之能庇于人，人得祀之。荷兹帲幪，谁不祝愿我后，安社稷于灵长，受共求于无疆。于此口等所以乐于从事也。”
语气中特别加进了为孝庄皇太后祝福平安长寿的意思。文风平缓，毫无忠烈节义的慷慨陈词。此刻洪承畴本人官衔，署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实支正一品俸、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碑阴则有以“内翰林院学士院掌院事大学士范文程”领衔具名的官员三百五十余人之多，但尽为汉官，不杂满人。其言“力扶皇极”云云，也许还寓有代表汉臣向清廷，尤其是皇太极之孝庄后输诚尽忠之意。这时江南抗清已渐平息。回念当初洪承畴带着“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的衔头前往招安时，曾有多少故人朋友唾弃劝降，不屈而死。在这块碑记文字的背后，已经走过了黄道周、金正希、江天一、顾咸正、孙兆奎、阎应元、夏完淳、张煌言……等一长串明代的烈士忠魂。
关羽崇拜曾经振奋过明代士夫的纲常节义，将帅兵丁的团结奋战，乡社里民的保境绥靖，这在朝代交替的血雨腥风中经受着又一番荡涤。历史沉重的一页，就这样被翻过去了。
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三年以后，年轻的顺治皇帝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简短的《皇帝御制重建忠义庙碑记》：
“朕闻国家灵长之运，必凭藉高穹元贶，而乃永于无疆者，其明社崇报，当何如耶？兹都城北德胜门外土城前，旧有关圣庙一座，创自明朝，已历多年。其间污漫倾颓，瞻礼不雅。朕念神威赫奕，忠义昭然，有感必应，有祷即灵。随发诚意，遣官重饰庙宇，庄严圣像。”
文从字顺，典雅得体。只是树碑地方原为明代于谦修建的中央禁卫部队祀关之所。《日下旧闻考》一百七言：
“（关帝庙）一在西红庙东，旧称团营关帝庙。考明景泰间，于谦迎三大营兵，分十营团练。英宗复辟废之。成化间复立，增为十二。此庙乃明代团营所祀之神，俗称东红庙，与西庙对峙者也。本朝顺治十二年奉敕重建，赐名‘忠义’。”
无疑宣告清军正式承袭明军传统，以关羽为“护佑军神”。
八岁康熙仓促登基，在接受皇帝教育的期间是否受到关羽崇拜的影响，尚不能确知。但洛阳关林现存一方碑刻多少透露出一些消息。这就是康熙五年立碑的《敕封碑记》（全名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林》，又名《关圣帝君行实封号碑记》）。该碑洋洋洒洒，长达四千五百余言，几乎把《三国志》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甚至小说戏曲不载，只在宗教或民间传说中才有的关羽所有故事神迹都复述了一遍。即称之为当时流行之《三国志演义》缩编本，料亦不为过份。时年玄烨十三岁。而撰碑者董笃行的具衔中，有“陪侍经筵”一职，恐怕也就是现今初中老师的意思。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石碑体量宏大，通高4.7米、身高3.1厘米、宽1米，厚0.3米，实属关庙碑石中的“巨无霸”。加之立于八角碑亭内的规格和碑后具衔列名众多官员，无论如何都应当算作今存关庙的“第一碑”。也就是在这块碑额上上，康熙宣布一口气儿加谥关羽“灵佑、仁勇、威显”六字，并正式将洛阳关庙命名“关林”，比配曲阜孔林。毫不夸张地说，这篇碑文为同时而稍后的毛纶、毛宗岗父子编定《三国演义》提供了相当自由宽松的想象空间。同时开启了清代官方民间崇尚关羽的又一轮高潮，也预示着今后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等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及其史观，再次君临天下。《钦定日下旧闻考》载，二十多岁康熙还曾为正阳门关庙赐额：
“康熙十六年御书‘忠义’扁额。（《大清一统志》）”
从方志记载看，各府州县未建或者颓圮复建的关庙，大都是在康熙年间新建复建起来的。这也为雍正年间关羽崇拜的再次升温预伏了条件。钱锺书曾注意到，雍正是熟读《演义》而不读《三国志》的，也同乃父少年时一样：
“姚伯昂《竹叶亭杂记》卷八：‘雍正间，札少宗伯因保举人才，举孔明不识马谡事。宪皇帝怒其以小说入奏，责四十，枷示。’原奏语不识如何措词，若夫孔明忽先主遗诫，不察马谡之‘言过其实’，致贻后悔，事见《蜀书》谡本传，非《演义》臆造也。雍正知小说有之，而浑不知正史亦有之，足见其曾读小说，复见其未曾究正史。挟人主之尊，浅学自雄，妄作威福，其不信《演义》与京朝土夫之误信《演义》，楚固失而齐亦未为得矣。此段掌故是《演义》脍炙众口之一证，雍正与札某君臣均熟读斯书也。”
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三国志演义》在当时朝野的流行程度。雍正虽然在处治兄弟政敌上，大有违悖“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的古训，但在“守制三年”中却极表恭敬之仪，每月朔望必亲诣恩佑寺拜祷康熙灵位，对于祖庙也毕恭毕敬，以此显示“孝为天下先”。他正式追封关公三代的时机，其实也与此有关。《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一：
“（雍正三年四月）庚午……礼部议覆给事中李兰奏，追封关帝祖父爵号。据称：《圣迹图志》一书所载关帝系夏臣关龙逢后裔，祖讳审，父讳毅，世居解梁常平村宝池里等语。查《圣迹图志》乃系近时卢湛所撰，与正史不合。尊崇正神，理宜详慎。亚圣孟子之父，未详名讳，止称先贤孟孙氏，所以阙疑也。应照此例，追封关帝三代俱为公爵，牌位止书追封爵号，不着名氏。于京师白马关帝庙后殿供奉，遣官告祭。其山西解州、河南洛阳县冢庙，并各省府州县择庙宇之大者，置主供奉后殿，春秋二次致祭。从之。”
不假时日，急切如此。而这些官祀庙宇则受北京地安门国家祀典关庙的统辖。这显然是在模仿朱元璋对于城隍神的制度设计。
由于雍正正式排除了卢湛《关帝圣迹图志》传说及解州知州王朱旦等造出的“关帝祖系”，于是官方重新厘定关羽诞辰为五月十三，三代祖考也仿孔孟之例，只写封赠，不书姓名，并且成为后世制度。于是解州关庙、当阳关陵、洛阳关林也与曲阜孔庙、孔墓、孔林“三孔”一样，成为国家重要祀典所在。此外还在这三处以及许昌、荆州命地方官员寻找关氏后裔，受封世袭五经博士，以承关帝庙血胤之祀，也是仿照孔庙祀典。经此封祀，除了祭孔为三跪九叩，祭关为二跪六叩的差别外，其余皆与尊孔相当。以致称为“武圣”、“关圣人”，也由此而起。
据赵慎畛《榆巢杂识》记载，康熙初禁戏剧“不得装（扮）孔子及诸贤”。雍正五年“禁演关帝”，也是照葫芦画瓢，沿着尊孔路数走的意思。事实上，正是雍正这次不次崇封，奠立了关羽在儒家中的尊隆地位，也使关羽崇拜达于斯极。自此关羽崇拜正式进入了国家祀典，全国府州县关庙又掀起了一轮重修关庙后殿，官方春秋致祭的高潮。这是比配儒家祭孔祀典，与明代崇奉关羽的意义已截然不同。如果没有儒家议礼的正式参与，关羽也决不会登上中华民族的最高圣坛。其实现代以后中国学者对于关羽崇拜现象的叙事、议论或者“消解”，每每大谈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影响云云，也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清人叶名沣《桥西杂记》言：
“雍正三年，奉上谕，孔子圣讳，理应回避……嗣后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丘）字，并加阝（邑）为邱……庶乎允协，足副尊崇先师至圣之意。”
又民国年间齐如山先生撰写《京剧之变迁》时，曾特意讲明了一个典故：
“戏中每遇关公的戏，皆不许直呼其名。本人则称‘关某’，通名时则名只称‘关’字，别人或敌方则都称其‘关公’。比如《战长沙》，黄忠则说‘来者可是关公？’一般学者对此极端不满，且讥为不通。其实这也有个来源，在清朝以前，文庙武庙，几乎是一样的郑重。故孔、关二人的名字，皆须避讳。字虽不能严避，而特将其笔划缺末两笔。字本为三撇，后特改为两点，就是因为关公名字的关系。所以乾隆年间，张得天奉旨编《鼎峙春秋》，每遇关公之名，皆不敢直书。自己则说‘关某’，他人则呼‘关公’。戏界至今，尚相沿袭。但此亦不必讥其无知，如果讥其无知，则学界现在写‘羽’字仍写为两点，是与戏剧界无知等。”
至于关公名讳禁忌乾隆是否特别在意，还有另一条史料可供参酌。嘉庆丁丑（1817年）翁方纲为法式善所着《陶庐杂录》作序，曾言：
“梧门姓孟氏，内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运昌，以与关帝（云长）字音相近，诏改法式善。法式善者，国语‘奋勉’也，其承恩期望如此。”
连谐音都要“诏改”，可知关帝“避讳”之说得自传言，或非虚妄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