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孙、刘和好，交换使者，孙权与蜀使邓芝语，亦云：
“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撤，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荆州虽然易手，但因“武溪蛮夷叛乱盘结”，孙权不得不依靠关羽部下降将潘浚，才在黄龙三年（231年）略为平息。可见真实原因并不在于刘蜀是否“假与印传，许之封赏”，而是民心没有宾服。前述《宋书·乐志》所载描述蜀、吴重结盟情态好之《吴鼓吹曲·通荆门》曲及注中屡屡谈及“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亦当于此处寻求脚注。
第三是关羽最初显圣，有“此祠鬼助土木之功而成”的说法，而“驱役鬼物”正是天师道的拿手本领。《后汉书·张鲁传》：
“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晋书》八十《王羲之传》：
《晋书》八十《王羲之传》：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教，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而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宋书》卷九九《二凶传》云：
“上（文帝）时务在本业，劝农耕桑，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本吴兴人，自言通灵，能役使鬼物。”
曹魏曾对祠祀巫祝悬有厉禁。《三国志》卷二九《华陀传》引曹植《辩道论》中，有“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匿以惑民”，“自家王与太子及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之语。同传引曹丕《典论》，亦有“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惟一人哉”的说法。《续高僧传》卷二三〇《释僧勔传》引曹丕黄初三年诏，也斥“汉桓帝不师圣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恐小人谓此为神，妄往祷祝，违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闻。”《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黄初五年十二月诏云：
“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左道论，着于令典。”
这显然是针对黄巾起义影响仍在而设立的，但与巴氐人信奉显然有悖，南北朝移民则又加剧了这种趋向。《宋书·诸志总序》云：
“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
《魏书》卷九六《李雄传》：
“李雄，盖廪君之苗裔也……祖慕，位东羌猎将。慕有五子：辅、特、庠、流、骧。晋惠帝时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特兄弟率流民数万家就谷汉中，遂入巴蜀。”
蜀人崇敬诸葛亮，故李雄入蜀后首建武侯祠于成都。或者也有信仰方面的原因。后其分散徙居，直入荆楚，对蜀汉之同情亦带至其地。信仰也一直延续下来。《陈书》卷一三《徐世谱传》：
“徐世谱，巴东鱼腹人也，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至世谱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战。梁元帝之为荆州刺史，世谱将领乡人事焉……江陵陷没，世谱东下依侯瑱。”
陈寅恪认为“侯瑱本巴地酋豪，徐世谱源出巴东，殆即所谓巴族。”此时巴人已为荆州世族。又《蜀书·先主传》云：刘备往依刘表时，“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多”。今见《蜀书》列传中的董和、霍峻、孔方为南郡人，蒋琬、刘巴为零陵人，马氏五常及杨仪、向朗、向宠、廖化为襄阳人，廖立为武陵临沅人，费炜为江夏人，都是刘备集团的骨干人物。则荆州士族虽附孙吴，而心存蜀汉，也是可能的。
按“城隍”本来是与“土地”相对应的概念。《周易》已有“城复于隍，勿用师”之语，《说文》解谓“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城隍”一词连用，则首见于东汉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唐代佛道两教盛行，城隍也开始成为泛神崇拜之一种。开元五年（717年）张说首撰《祭城隍文》，其后张九龄、许远、韩愈、杜牧、李商隐等继之。李阳冰、段全纬、吕述等撰有《城隍庙记》，杜甫、羊士谔有《赛城隍诗》。《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宣州司户”条引《纪闻》称唐代“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以致“水旱疾疫必祷焉。”五代十国时期，城隍神已有封号，宋代城隍神信仰已正式纳入国家祀典。《宋史·礼志八》载：
“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州县城隍，祷祈感应，封赐之多，不能尽录。”
一般认为，城隍本无姓名，宋后则多以殉国而死的忠烈，封为本城城隍。最早记述如《宋史·苏缄传》：“缄殉节于邕州，交州人呼为苏城隍。”但据2005年3月15日《武汉晨报》报导，在荆州沙市城隍庙出土一尊北宋陶制关公像，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关公造像。陶像身披长袍，绣有一只衔着梅枝，栩栩如生的白鹤，梅枝树叶纹理亦极清晰。
应为早期道教色彩之关公。如果此证不虚，则关羽当为最早的城隍人格神，而董侹所记可视为南北朝时有关“关公显圣”的最早传说。此刻荆州地方戌守军队，也可以视是第一个关公信仰的群体。
又唐代刘禹锡诗《自江陵沿流道公》尝言：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谣有渔父，风天气色属商人。沙村好处多逢寺，山叶红时总觉春。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
可知当时荆州不惟关羽立庙称神，其他名将奉为神灵者，亦所在多有。而楚中神灵传播之路线，亦由长江商道逶迤而东，渐至江淮。《宋会要辑稿》“蜀汉寿亭侯祠”及“关平祠”条言：
“一在当阳县。哲宗绍圣二年五月赐额‘显烈’；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忠惠公；大观二年进封武安王。一在东隅仇香寺。羽字云长，世传有此寺即有此祠，邑民疫疠必祷，寺僧以给食。”
“在荆门州当阳县景德玉泉院。蜀将关羽子平祠，崇宁元年赐额‘昭贶’，仍封羽忠惠公。政和二年九月封平‘武灵’。”
颇疑即为北宋城隍神封号。随着中晚唐“社会转型”，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集散功能以及容纳居民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出来，因而与原有信仰结合奉祀城隍之神，尤其在经济发展的江南地带更为普遍，城隍神开始成为城市通衢的保护神体系，这也涉及关羽神灵护佑一方的“制度性宗教”问题。后话另说。
（第八节）“关公后裔”疑云
《三国志·关羽传》末尝言：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但自裴松之引注《蜀记》说庞德之子庞会当时随锺会、邓艾伐蜀，蜀破，为报其父之仇，“尽灭关氏家。”遂成历史定谳。
隋唐五代是否流传过关羽后裔的故事传说，史无明载，不能妄断。但也不无痕迹，似未经人道及，故特拈出一说。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唐代碑志中，关氏墓志最早的为山西平定出土的东魏武定八年（550年）之关胜墓碑（题为“魏故冀州刺史关宝颙诵德之碑文永记”），惟磨氻过甚，难以辨明。此后洛阳出土的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关楚征墓志》，首题：“唐故宁远将军□领□□□州襄城府折冲上柱国关府君墓志铭并序”，不署撰人。其开首即言：
“昔三国时蜀有名将曰羽，即公之族系。曾祖元敏，祖玄信，父思浑，并代推雄望，蔚为领袖。公讳楚征，陇西成纪人也。幼而孝闻，长乃特达。喜慢不色，穷通适时。”
此距邓艾灭蜀（263年）已近五百年，且不知何故拉扯到“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令人生疑。但观其三世先祖“代推雄望”及本人事迹，或者还是南北朝武将中崇尚关羽“万人敌”的遗风所及。国图所藏墓志中，还有同样在洛阳出土的《大隋开皇九年（589年）岁次己酉十月辛酉朔廿五日乙酉故曜武将军虎贲内郎将关君（明）墓志铭》、贞观元年（627年）《关道爱及妻管氏合葬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关英墓志》、唐庆五年之《关预仁妻茹氏墓志》等，籍里都注记为“河东安邑人”，其中《关明墓志》还自叙“其先夏禹之苗胄，大丞相关龙逢（逄）之后”。可知河东关氏此时已托祖夏桀诤臣关龙逄，俨然望族名门。关楚征以“陇西成纪人”而自称河东关羽后裔，说不定也是李唐王朝攀附郡望的一种风习。后世将关羽之祖系于关龙逄，应当于隋唐世族的此种习尚有关，但也悄悄开创了为关羽托祖名臣的后续传说了。
如果注意到唐五代时关公崇拜还远未普及，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裴松之所引注语未必属实，至少关羽故事还另有“托为后裔”的流播渠道，并且一直延续到五代。着名的《千唐志斋》也收藏有一方碑志，叫做《（后）晋故陇西郡夫人关氏墓志铭并序》（936～946年），其中说道：
“陇西郡夫人关氏，即同州冯翊县人也。其先春秋时未详所出，蜀将镇国大将军、荆州都督羽之后也。因徙陇西，乃郡焉。远则龙逢（逄）逆鳞，次则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世不乏贤。具载简编，此不繁述。”
亦自称关羽后人，并已明确将夏臣关龙逄作为关羽先祖，在现存资料中尚属首见。盖缘“安史之乱”将曹魏“九品中正”以来的“门阀制度”扫荡殆尽后，中晚唐已不甚重视贵胄阀阅，何况五代之君士大夫率出卒伍。但亦惟有率出卒伍，才偏好夸示华阀世家，不过多远托周汉支叶，不籍隋唐华胄。如五代前蜀主王建“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但“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其子王衍继为蜀主，却自称周室王子晋后。后汉刘知远“其先本沙陀部人也”，即位之后却自称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四代祖讳湍，帝有天下，追尊为明元皇帝，庙号文祖，陵曰懿陵。”注引“《五代会要》：湍为东汉显宗第八子淮阳王昞之后。”后唐李克用本沙陀人，缘父国昌军功，赐国姓李，“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其一目眇，及其贵也，又号‘独眼龙’。其威名盖于代北。”但在即位诏书中却处处以唐室自居，声言朱温构逆，友贞嗣凶，篡杀二君，隳残九庙，虺毒久伤于宇宙，狼贪肆噬于华夷。剥丧元良，凌辱神主，帝里动黍离之叹，朝廷多栋桡这位关氏夫人正是李克用的亲家母。《碑志铭》复言：
“郡夫人有女一人，男一人。女即唐明宗皇帝妃也。皇太妃九天仙态，都苞丽质之中；三洞灵仪，尽统元精之内。贞姿绝代，异贞倾城。夺越水之烟光，容超西子；比晋文之宠侍，羡过南威。崆山之空说云飞，洛浦之虚闻散雨。加以智匡邦国，贤质宫阙，九重之注意备隆，万乘之姿为斯托。及明宗宴驾，嗣帝承基，爰首膺礼册之文，宝贯古今之盛。今上自御宝历，圣泽频乃辉华。晋室之联姻□，耀唐书之史录。”
文笔犹带唐人传奇韵致，连引典故，极力赞颂妃子之美丽高贵，俨然又是一个杨玉环，只可惜唐明宗却没有唐明皇那样高贵风雅：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世本夷狄，无姓氏。父霓，为雁门部将，生子邈佶烈，以骑射事太祖，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太祖养以为子，赐名嗣源。”
按关夫人嫁王氏，而李嗣源后宫情况则是：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宪皇后曹氏生晋国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从荣、愍帝；宣宪皇后魏氏，潞王从珂母也；淑妃王氏，许王从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见其世家。夏氏无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国夫人王氏为淑妃，追封夏氏晋国夫人。长兴元年，立淑妃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为皇后，谥曰昭懿。”
其中后来册为皇后的“淑妃王氏”即关夫人女。既与皇室联姻，须要自高门第，而“云长战勇，其后代生俊哲”居然成为堂皇理由，可知五代藩镇将帅武夫之间，仍然以关羽之武勇引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