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一妇人"很可能生有一男，但不是"颇离"。"颇离"即伯禽；"颇""伯"音同，因魏颢仅耳闻於李白致误。"黎""离"同音，复因"离""禽"形近致误。"伯禽"这个名字，郭沫若首以为是"伯离"之误，《李白家室索隐》说：""伯禽"本是西周初年周公旦的长子鲁公的名号，李白何至以古人的名字来名自己的幼儿？"按"伯禽"这个名字在李白诗文中准确无误地出现过五次之多，李华《墓志》、范传正《新墓碑》亦准确无误地书作"伯禽"。用古人的名号来名自己的幼儿，未必便不可能。前引李白《送萧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有句云："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用《论语》"鲤趋于庭"典，"伯鱼"（孔子之子鲤字伯鱼）正暗指自己的儿子伯禽。还可以举一个与李白有关的例子。许氏夫人的曾祖许绍，字嗣宗；嗣宗是西晋名士阮籍的字，这不也用了古人的名号吗？总而言之，"伯禽"应当无误。关于"鲁一妇人"所生之子，我以为即李华《墓志》中所提到的"天然"：
（白）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辩，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已矣。
这几句前人向来以为文字间有脱漏，尽管如此，"有子曰伯禽、天然"无论怎么读。"天然"也只能是与"伯禽"并列的一个名字。
"天然"是伯禽的异母弟，在李白诗中尚能找到一些旁证。至德二载（756），李白因从璘陷寻阳狱，狱中有《上崔相百忧章》诗，中云："星离一门，草掷二孩。"安史乱起时，李白仓卒间返宋城，与宗氏夫人南奔，寄在东鲁的儿女未及携带。以女儿平阳"既嫁而卒"在天宝十-载的推论，诗中的"二孩"必指伯禽和天然。同时所作的《万愤词投魏郎中》诗"穆陵关北愁爱子"句的"爱子"。我以为也包括了伯禽和天然在内。伯禽寄居在东鲁的充州任城，而穆陵关在沂州沂水县以北，任城与穆陵关，一在西南，一在西北，直线距离在三百里以上。李白不至于地理混淆到如此程度。其所以把"爱子"的范围划得如此之广，应该是天然已随其母移居到了沂州的缘故。
"鲁一夫人"显然也是与李白离异了的，离异的原因不明，时间当在天宝四五载间，约与李白与宗氏夫人结褵同时。据《寄东鲁二稚子》诗"抚背复谁憐"句，可证天宝八载"鲁一妇人"已不与伯禽姐弟生活在一起。而天然也是显然长期不与其父一起生活，亦与其异母兄绝少往还。天然的出生当在天宝元年，其母与父离异时，天然的年龄在四一五岁之间。安史之乱初起时，有任侠好义名武谔者访白，白有《赠武十七谔》诗，序云："余爱子伯禽在鲁，（谔）许将冒胡兵以致之。"诗云："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未及平阳，以平阳已卒故也；亦未及天然，以其依其母生活，武谔未必能致其南来故也。
"终娶於宋。""宋"为"宗"之误，王琦已言及。或不误，"宋"指宗氏所在的宋城。宗氏夫人是李白最后一位妻子，其时寓家宋城。她出身相门，父（或祖）宗楚客在武后、中宗时尝三为相。白与宗氏结褵的具体时间难以确知，据白几首诗推测，当在天宝四载他出朝不久。其一是《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的几句：
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
诗是写给宗氏夫人弟弟宗璟的。四句因叶韵次序上有些颠倒，顺读应该是："我非东床人，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令姊忝齐眉。"出朝后不久即与宗氏结婚，诗意是明白的。另一首是《双燕离》的数句：
柏梁失火去，因入吴玉宫；吴宫又焚荡，雏尽巢亦空。憔悴一身在，孀雌忆故雄。
此是白流夜郎时与宗氏夫人诀别之作。全诗用宗氏口吻，以雌雄双燕喻夫妇。"柏梁"句显指天宝初的出朝，"吴宫"句指至德元载的入永王璘幕。亦可证他们夫妻关系的建立与李白出朝时间是紧紧衔接的。天宝四载李白已四十五岁，宗氏夫人的晚嫁或与门第太高而失势已久择婚不易有关。
再看看李白出朝后的行踪。出朝后，李白先至洛阳，再到梁宋，四五载间白往返于东鲁与梁宋之间。五载末，白拟南游吴越，告别东鲁诸亲友後，复至宋城，滞留至六载春始南下。南下途中经扬州，有《淮海对雪赠傅霭》诗，中有云："兴从剡溪起，思绕梁园发。"梁园在宋城。天宝九载，李白自江南归东鲁省家，毕，又至宋城。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白虽然浪迹不定（十载、十一载还有一次幽州之行），但他一直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东鲁旧壑，是儿女居处；一个便是宋城，是宗氏居处。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就是宋城，用李白自己的话说，就是"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这和他与许氏夫人结婚，以安陆为漫游中心时所说的"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完全一致。安陆和宋城其所以是中心，因为那里有他的妻子，是他真正意义的家。
魏颢《序》未提及宗氏夫人有无儿女。我以为《序》提到的"明月奴"当即宗氏所出。李白曾以托孤的口气将"明月奴"托给魏颢，明月奴"当是幼女。前已言及，兹不赘。明月奴为宗氏所出，一个佐证便是白天宝十载所作《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诗序云："白久在庐霍，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情深，出处无间，岩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有云："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所谓"举家就之"，包括了"拙妻"和"娇女"。"拙妻"谓宗氏，"娇女"必指明月奴。天宝十载（751），平阳已经二十一岁，称为"娇女"未免措词失当。既是"举家就之"，应当包括东鲁的两个孩子，而只及女儿，不及伯禽，也难所圆通。另，据李白诗文，宗氏夫人一直未与白前妻所生之子女生活在一起。乱前，伯禽姐弟在东鲁，宗氏在宋城；乱后，宗氏与丈夫南奔，先后居於庐山、豫章、宣州，前妻子女有据可查者仅伯禽曾住当涂。出身相门的宗氏不肯承担继母的责任是不难想象的，何况伯禽姐弟后来的年龄也足以互相照拂。所以这个"娇女"为宗氏所出当可以肯定。魏颢记忆有舛，误将明月奴派在许氏夫人名下。以明月奴出生在天宝五载计，十载时年仅五、六岁。五、六岁的幼女在家庭浓厚道家气氛熏染下"爱飞鹤"，并非绝无仅有。开元、天宝时长期隐於庐山的女道士蔡寻真、李腾空，"幼并超异，生富贵而不染，遂为女冠"（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引《庐山志》），"幼并超异"，完全可以理解为十岁左右。中唐诗人柳宗元有幼女曰和娘，受其父影响，笃好佛教。和娘死时仅十岁，据柳宗元《下殇女子墓砖记》载，和娘"初病时，尝曰：佛，我所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病中又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和娘的"初病"，"病中"，也应当在八岁左右，其初好佛，还要更小一些。德宗时果州南充县有贫女谢自然者，幼即好道，韩愈《谢自然诗》云："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呆无所识，但闻有神仙。"（《韩昌黎集》卷一）方世举注引《集仙录）："谢自然居果州南充县，年十四，修道不食，筑室於金泉山。"谢自然十四岁即已修道不食，其家居"童呆无所识"之时，亦当在十岁左右。所以李白的明月奴五、六岁即喜闻神仙乘鹤冲举之说，并不难理解。
李白与宗氏夫人的感情是相当融洽谐合的。天宝十四载（755）李白在秋浦，有《秋浦寄内》、《秋浦感主人归燕寄内》及《自代内赠》诸诗写给宗氏。下面是《秋浦寄内》诗：
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余。结荷见水宿，却寄大雷书。虽不同辛苦，怆离各自居。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红颜愁落尽，白发不能除。有客自梁苑，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江山虽道阻，意合不为殊。
是宗氏先自梁苑（即梁园）有信问及归期，白乃有此诗作答。诗成，意犹不尽，复为《自代内赠》诗：
宝刀裁流水，无有断绝时。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别来门前草，秋巷（王琦注：巷当是黄字之讹。王说是）春转碧。扫尽更还生，萋萋满行迹。鸣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游云落何山？一往不见归。估客发大楼，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有旧歌管，凄清闻四邻。曲度入紫云，啼无眼中人。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窥镜不自识，别多憔悴深。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
唐诗人虚拟妇人在家思念在外的丈夫、借以表达丈夫对妻子的思念的诗不少，但这些诗中实有所指的"自代内赠"体大约始自李白。前文所提的《久别离》及《寄远十二首》中部分诗即"自代内赠"体，而唯此首迳题作"自代内赠"。撇开此诗中实际的叙事成分（如"妾家三作相"等），此诗情意之缠绵宛转，几可与其早年所写《长干行》（"妾发初覆额"）并读，说明作为诗人的李白直到晚年仍跳动着一颗热烈追求爱情的年轻的心。诗中"呜凤始相得，雄惊雌各飞"二句，当指结婚两年后李白的南下吴越。李白南下吴越，其动机固可作一般的漫游理解，但极有可能由某件猝发的事件所刺激，其《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全诗惊怖的气氛及诗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愤怨呼号，岂不正透露着其中某些消息？
天宝十四载末安史乱起，李白仓促间北上宋城，携宗氏南奔，有《北上行》及《奔亡道中五首》诗。郭沬若《李白家室索隐》已述及。旋至庐山，与宗氏偕隐，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次年春，白有溧阳、杭州之行，秋归庐山，隐屏风叠。岁末，永王璘水师东巡，邀李白入幕，遂与宗氏别，有《别内赴征三首》。相门出身的宗氏可能预感到从璘或潜伏着危机，不欲李白冒险，所以诗中有"出门妻子强牵衣"之句。白下山后，宗氏亦离庐山，寓居豫章。不久璘败，白陷寻阳狱中，宗氏自豫章跋山涉岭至寻阳为白缓颊，白在狱中有《在寻阳非所寄内》诗。这场官司可能惊动了宗氏一家，她的兄弟宗璟亦赶至寻阳。然而李白终不免于长流夜郎的处分。至德三载（757，即乾元元年）春，白流夜郎首途，宗璟尝相送，据《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二句，宗氏可能水程送了李白一程。夫妻分手时，白有《双燕离》诗。据白流途中《南流夜郎寄内》诗"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句，知宗氏其后仍居豫章，直到白遇赦归。白去世前两三年，白与宗氏的关系难明。郭沫若《李白家室索隐》曾据《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郭系此诗于上元二年），说："李白送宗氏单独去庐山，而没有陪着同去。……然而宗氏则愈益醉心隐逸，看来他们两人可能是那时作了情投意合的最后诀别。"其中臆想的成分太多，难以确立。我以为宗氏与李白一直相守，直到李白辞世。这里有必要插述一下伯禽的行踪。
安史乱起时李白曾托武谔将伯禽带至身边，看来显然未能实现。或者武谔未能兑现诺言，或者因中原的战局渐得到控制，东鲁一带尚属安定，而伯禽也不愿抛离家业。乾元二年（759）李白流寓江湘一带时，有蜀中故亲曾造访他，白有《门有车马客行》诗，中有"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句，可知伯禽在父亲遇赦后即来到父亲身边随侍。此后伯禽一直在父亲身边。宝应元年（762），李白因病依族叔当涂宰李阳冰，"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范传正《新墓碑》），伯禽于是在当涂定居，看来终于下决心抛离了东鲁的田产。白《游谢氏山亭》诗（亭在当涂）云："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伯禽是年已二十七岁，这个稚子应当是伯禽的儿子了。李白死葬当涂，伯禽及他的子女遂永久定居当涂，祭扫父、祖的坟墓。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范传正《新墓碑》），享年大约五十六岁。伯禽的儿子后来出游不知所终，洒扫坟墓的只有伯禽两个女儿。以上情况范传正《新墓碑》有详尽的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晚年的游踪。从上元二年（761）到广德元年（763）李白享年，旧说多以为六十二岁，即卒於宝应元年（761）。作者以为当卒於广德元年（763），享年六十三岁。见拙文《李白卒年刍议》。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3期。，三年之间，他先是往返于宣城、金陵之间，后又往返于宣城、当涂之间，去世前写于宣城的诗有《宣城见杜鹃花》《哭宣城善让纪叟》《宣城哭蒋征君华》等。其所以始终将宣城作为游历的中心，很可能是因为宗氏夫人寄居在那里。上元二年所写《赠刘都使》可以作为例证。刘都使名字不详，但其为官正在宣城，诗中说到刘都使"衣锦华水乡"，"铜官几万人，诤讼清玉堂"可证。说到自己："归家酒债多，门客粲成行。"宣城有他的"家"。这个家的含义就是宗氏夫人住处。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即范传正为李白迁墓并作《新墓碑》后二十六年，秘书省校书郎裴敬谒当涂李白墓，作《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述及李白之死，云："（白）死宣城，葬当涂青山下。"裴敬谒墓时，尝询及墓左农夫毕元宥，毕云李白"二孙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裴敬谓白"死宣城"当有所据。照这样看来，宗氏夫人的不与白前妻子女住在一起一如既往，而李白却确实病逝在宣城的"家里"，最后乃归葬于他的儿孙们所在的当涂了。
（原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