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山东人"说起
编修于五代后晋的《旧唐书》，至宋时受到许多史学界有识者的批评。曾公亮谓其"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进新唐书表》），吴缜谓其"纪述取舍，乖戾舛差"（《进新唐书纠谬表》）。单就《旧唐书》的《李白传》而言，其"错误"诚然是在在皆是，其中尤以谓李白"山东人"，最为识者所鄙陋。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在《李白传》"山东人"下为校勘记云："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
对于《旧书·李白传》的这一错误（还加上其他一些错误，如谓李白移家东鲁是"父为任城尉，因家焉"等），在先我也是以鄙陋视之的，然而也未尝不感到奇怪：第一，《旧书》的撰修，并非仓卒和不负责任的，史料的搜集和一应准备工作，后梁即已开始，历后唐而未辍，何至在《李白传》中出现这样的错误？第二，《旧书》的编写人员固不如《新书》那么阵容整齐，领衔的宰臣刘昫，也不如《新书》宋祁、欧阳修来得名气响亮，但也都是饱学之土。关于李白族望、籍贯等，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以及范传正《李白新墓碑》、刘全白《李君碣记》都有比较详细而准确的叙述，《旧书》的编写馆臣理应能读到这些（因预修前朝国史，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四月诏，"禁人毁废所在碑碣"，见《五代会要》卷一八《史馆杂录》）。如果《旧书》馆臣没有读到这些，那么李白屡屡自称籍贯"陇西"，称蜀地为"故乡"的诗和文，总该能读到的罢？第三，李白生前生平资料不多，死后环堵萧然，没有门生故吏为撰《行状》以供国史馆收录，但李白毕竟有过短暂的辉煌，也不是当代的默默无闻者。当玄宗朝，他为翰林院学士前后几三年；当肃宗朝，他因从璘而成为朝廷"钦犯"，判流夜郎；当代宗朝，朝廷"搜罗俊逸"，曾征他为左拾遗（见范《碑》）。至于其诗文，更是名满天下。总而言之，无论其升沉荣辱，玄、肃、代三朝的国史馆中应当存有李白的有关资料。《旧书》的编写者去唐最近，最具有占有唐代文献资料的优势，似不应有此大疏漏。
王琦《李太白文集注》"附录"《旧书·李白传》，在"山东人"下疏云："按杜子美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元微之《杜工部墓系铭》："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王琦的疏在中华书局标点本《旧书》中变成了那一则校勘记。校勘记云《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是谁的错误？杜甫？抑或是元稹？按杜甫诗句见《苏瑞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句中的"山东"一般的解释是"关东"，是以函谷关而言，并非指齐鲁、即后世的行政区划山东（省）。李杜是至交，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是李杜兄弟情谊的写照。杜甫未必了解李白"凉武昭王九世孙"、"隋末一房被窜于碎叶"（范《碑》）那一段神秘的身世和经历，但杜甫起码是知道李白以陇西为籍贯，以蜀中为故乡的，何至于"因李白中年以后曾居住在山东"，便称他为"山东李白"？古人尽管有以临时居住地称代他人者，但更习见的则是称其族望，或称其籍贯、故乡，若将"山东李白"易为"蜀中李白"、甚至易为"陇西李白"，宁或更要顺当些。试再进而言之，李白曾在安州居住十年以上，又曾长期住在江南，可否径称李白为"淮南李白"（安州属淮南道）、"江南李白"？以李白挚友的身份、为诗又号称"无一字无来历"的杜甫，称李白为"山东李白"的原因，一定不是"因为李白中年以后曾居住在山东"，更不是杜甫有错误，而是其来有自，另有原因。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云："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去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稹是大诗人，距李白的时代非常接近（李去世十七年后元出生），他是在仔细阅读了李白的诗集之后才写出这一番很有名的抑扬李杜的话来的，他也必然读过李阳冰和魏颢为李集所作的序。作为中唐最有成就的大诗人之一的元稹，在提及李白籍贯时完全没有必要"沿袭"杜甫的"山东李白"。作为下一个世纪的诗人，元稹对李白神秘的身世的了解，可能还要详尽于杜甫。元稹"山东人李白"与杜甫"山东李白"一样，当非粗疏出错，而是其来有自，另有原因。
从杜甫的"山东李白"，到元稹的"山东人李白"，再到《旧书·李白传》，"错误"转相"沿袭"，这是今天设想出来的。我的看法是，所谓《旧书·李白传》的"错误"，并非"沿袭"杜、元而来，完全有可能另有所本（《旧书》编者无视李序、范碑以及李白自己的诗文，舍近求远地从杜诗、元文中勾稽出"山东"，亦与情理不合）。
以下要讨论"山东"的含义。"山东"是否仅指崤山（或曰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按"山东"的含义，先秦至唐，其地理范围的含义有三个：一是指崤山（或曰华山）以东地区，以函谷关而言，又称关东，约有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之地。二是指太行山以东，约有今河北一省。三是以泰山而言，指齐鲁一带，大略相当今山东一省。关于第三义，古已有之，并非后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山东"条云："汉时亦有称齐鲁为山东者，如（《史记》）《酷吏传》："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史记》）《儒林传》："伏生教齐鲁之间，学者由此颇能《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则齐鲁之地号山东，非无因矣。"杜甫诗中"山东"一词出现凡九次，具体所指以上三义俱有。第一义如《兵车行》之"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第二义如《洗兵马》之"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日报清昼同"；《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使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八之"浪漫山东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第三义如《又上后园山脚》之"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送舍弟颖赴齐都三首》其三之"诸姑今海畔，两弟亦山东"。杜诗的"山东"，以第二第三义居多，第一义的"山东"，仅《兵车行》一见。按之唐人诗文，亦是如此，而且，崤山（或曰华山）以东的第一义的"山东"，多是在指战国、秦汉之际人事时才用。又可以以李白的诗句为例。李白诗中"山东"一词凡用四次："长揖山东隆准公"（《梁甫吟》）用第一义，"高价掩山东"（《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用第二义，"学剑来山东"（《五月东鲁行》）、"山东豪吏有俊气"（《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用第三义。
那么，杜甫的"山东李白"、元稹和《旧书·李白传》的"山东人李白"究竟何指？指崤山（或曰华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大而无当，指太行山以东的河北于理不通，显而易见，"山东"指齐鲁之地，亦即今日之山东省。
李白自称籍贯"陇西"，现在看来，陇西仅是其族望而已。李白又自称隋末一房被窜于碎叶，神龙之初，当他五岁时，李的父亲才潜还广汉（绵州），定居于昌明县（今四川江油）。开元十三年，当李白二十四岁时出蜀，直到他去世，将近四十年间再也没有返回过。期间，他在安陆娶妻生子，"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又举家移居东鲁，娶妻、置产业，儿（伯禽）女（平阳）的婚嫁大约都在东鲁完成，前后又有十数年。晚年漫游无踪，最后客死当涂。李白的父祖辈，在遥远的西域碎叶生活了大半个世纪；李白在蜀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安陆、东鲁又各有十数年。假如我们对"籍贯"、"故乡"和定居之乡不看得太死的话，李白的籍贯（或者故乡、定居之乡）究竟在哪里？似乎碎叶、蜀中、安陆、东鲁（具体说即任城）都有充足的理由。李白死后，伯禽及其子女遂以当涂为定居之乡，对于伯禽、尤其是伯禽的子女来说，谓当涂是他们的故乡恐怕也是可以的。王琦在《旧书·李白传》下征引杜诗、元文之后云："疑太白寓家山东日久，故以山东称之"；仇兆鳌在"汝与山东李白好"下引钱谦益语云："盖白隐于徂徕，时人皆以山东人称之，故杜诗亦曰山东李白。曾巩以旧史为误，非也。"我以为王琦和钱谦益的说法多少触及到了"李白山东人"的本质，虽然这个说法未必就符合前面所说的杜甫、元稹和《旧书》编写者"另有所本"的本源。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旧书·李白传》的不误，更不在于论证李白就是山东人；我以为"山东人李白"的背后可能潜藏着一层我们尚未深究的李白家世和经历的秘密以及他内心难以言诉的痛苦和幽愤。揭示这层秘密，窃以为对把握李白天宝以前的思想、创作和行踪都有一定的意义。
二、李白的家世、出身和他的入仕道路
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彻底弄清李白神秘的家世和出身几乎是不可能的。本节不是企图要对李白的家世和出身作一番别出心裁的想象和考索，但有必要强调以下两点，因为以下两点差不多是本文一切论述的基础：
第一是他显赫非常的家世门第。李白"凉武昭王九世孙"、"其先祖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以及"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见李阳冰序，范传正碑）等等关于他家世的自述，一定有重大细节隐瞒和错位，因而显得极不能自圆其说，但他的先世曾十分高贵显赫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据此作出种种推测和想象，似仍缺乏有力的佐证，但说这个身世"是李白本人或其先人所捏造，目的就是抬高自己的门第"（郭沫若《关于李白》）却未免厚诬古人。值得注意的是，李白一生并未张扬自己的高贵门第，以上自述，是他在当涂"病亟"之际才向李阳冰公开的，而范传正在李白孙女处看到的已经"字坏纸缺"的伯禽手书"谱牒"，也是父子相传，秘不示人的意思。
第二是他富商的家庭出身。李白的父祖辈在西域碎叶生活了百年左右，赖以生活的方式除经商之外别无他途。李白的父亲侨居蜀中后，生活的手段仍以经商为主，或亦商亦隐。这从青年时代的李白的富有和挥霍无度可以得到证明。要而言之，李白先祖虽出身高贵而"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李阳冰序），当李白之际，他已是标准的富商子弟了。
显赫高贵的门第和富商出身，在唐代是一对难以融合的矛盾体。按唐代对御下的百姓有"四民"之说，即：士、农、工、商。士大体上相当于官宦之家，虽占有土地但生活的本体是仕宦以及仕宦所得的或丰或薄的俸禄，并不完全依赖土地，其上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地主、大官僚阶层。其下层则往往耕宦兼之，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小地主阶层。李白的"凉武昭王九世孙"的家世门第意味着，他的阶级地位应当不为"四民"所限，在上层的士之上，属于大贵族之列。大贵族子弟的特权之一就是可以以"门荫"人仕，甚至"封建"为王侯。而商贾之类，即使富甲天下，在"四民"之中仍属末流，政治地位是最低下的，《唐六典》卷三"户部"云："辨天下之四人（人即民，避太宗讳以民为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又云："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天下之利。"（《旧唐书·食货志》所载与此同）也就是说，工商之家及其子弟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从而进入仕宦之途。"辨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有贸易保护的一面，但主要反映了唐代残存的封建门阀意识。
李白有显赫高贵的门第却完全地生长在一个富商的家庭里，高贵与低贱这一对矛盾体在他身上差错地统一在一起。这个家庭有浓厚的文学气氛，使李白从小读了很多书："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通诗书"（《新唐书》本传），"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显然与一般的子承父业的商人家庭不同，说明李白的家庭虽沦为商贾却不坠其贵族传统家风，也说明李白父亲逃归蜀地后意欲要儿子脱离商贾阶层而进入士林。李白当然更不待说，他的人生目的是要成为古今名相、社稷重臣，商贾贸易是因为祖辈遭谴、流落异域不得已而为之，他的血管里格外活跃地奔腾流淌着"凉武昭王九世孙"的血。对于李白来说，进身士林不是改换门庭，而只是门庭的恢复和家声的重振。
然而，连名字也不能公开的商贾的父亲以及讳莫如深的家世又给李白进身士林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新唐书·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拔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牒"即是谱牒，是记述家庭世系三代名讳类似自传的文字。"四民各专其业"和"怀牒自列于州县"是唐代对地方"不由馆学"的考生最基本的报名规定，并无严苛之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规定能得以执行。但是，这些规定对李白来说都是难堪而无法接受的。二十四岁李白离蜀远游，此前李白没有在故乡参加乡贡考试，商贾子弟被拒于科场之外的规定以及家世谱牒无法开列是惟一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