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漫议
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是李白以诗论诗重要篇章，历来被视为他关于诗歌发展史的重要论述。在李集中，其编排居五十九首第一，无论是出自李白本意或李阳冰、魏颢之手，皆足见其重要。古今论者对此篇评价亦甚高。古之论者如赵翼，其《瓯北诗话》云："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己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千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卷一）今之沦者如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云："李白继陈子昂之后，大力进行以复古为革新的诗歌创作实践……李白在诗歌创作上以复古来革新的主张，鲜明地表现在《古风》（其一）中……他推崇《诗经》为正声，鄙薄建安以后的创作，把文学改革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其宗旨是很明确的。"（第三编第一章《唐代的文学批评》）所论皆甚是。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有三点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本文写作的前提：一是其复古中蕴含的诗歌革新主张，二是对当代诗歌（亦即盛唐诗歌）现状乐观的高度评价，三是对自己担承诗歌革新重任的自信。然而，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客观存在的严重不足（甚至是较严重的阙失），却未经古今论者指出，至少未经明确指出：一是李白此篇的复古主张导致了较严重的诗歌"今不如昔"倾向，二是此篇在"宗经辨骚"，即诗骚之辨方面存在的保守的"正统"思想。
先说第一点。李白《古风》其一首句"大雅久不作"的"大雅"，就是《诗》"六义"之一的《大雅》，并非用来借作《诗经》的代表，下文"王风委蔓草"的"王风"，也只是《诗经》中十五国风之一，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风诗"。此前许多注释或解释李白《古风》其一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大都以为"李白在诗里以《大雅》和《王风》代表《诗经》"，其实是不对的。李白此篇的本意很明白：《大雅》与《王风》各为《诗经》之一种，时间上《大雅》在前，《王风》在后，是两个层次，或者说是两个"档次"；《诗经》的地位当然是不能动摇的，但就《诗经》而言，《大雅》是最好的。《毛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这个思想李白屡屡表述过，如他说"大雅思文王"（《古风》其三十五），"大雅歌螽斯"（《感时赠别徐王延年》）等。与《大雅》相比，《王风》就差一等了，所以说"王风委蔓草"。关于《王风》，朱熹总结汉以来诸儒之说云："王，谓周东都洛邑……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与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戏。晋文侯、郑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诗集传》）这是李白评价诗歌兴衰很重要的观点和依据之一，即：王道兴则诗道兴，王道衰则诗道衰。在陈述诗歌发展历史时，于风诗，李白不举《周南》、《召南》或《豳风》……而单举《王风》与《大雅》比对，原因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循此而下，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所体现出来的诗歌发展观就不难理解了：自宗周而下，至于战国、狂秦、汉代，王道愈来愈坏，所以诗道也每况愈下，《王风》不如《大雅》，楚骚不如《王风》，扬马复不如楚骚（汉人辞、赋不分，汉以后的文体家仍旧将辞、赋归为一类），表面上看，文学固然是在发展着、变化着，但"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到了东汉建安及建安以后的南北朝（为了行文并贯彻其观点的需要，李白在诗里以"扬马"辞赋代表两汉文学而略去了汉乐府诗歌）。诸侯割据，南北分裂，战乱不息，王道崩溃至于极点，其诗歌，虽然"绮丽"，则统统"不足珍"了。同样的原因，论及当代诗歌，因为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政治上"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王道大兴，诗歌也呈现着"群才属休明，承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的大好局面。面对着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大好局面，李白振奋精神，"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干春"，立志如孔圣一样，有巨大贡献于这个时代。
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中仅一句"哀怨起骚人"论及楚骚。他将楚骚置于多"荆榛"、"兵戈"的战国和狂秦之后，故虽是一句，却是千余年来"宗经辨骚"即诗骚之辨的反映，而李白则代表了"正统"、保守的观点。在汉代，《诗》被视为"经"，汉儒遂习惯于以《诗》的"经典性"衡量其他文学作品。西汉立国百年之间，刘安撰《离骚传》，高度评价屈原及其《离骚》，司马迁《史记》依刘安《传》为《屈原列传》，稍后，又有刘向编成《楚辞》十六卷；至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在《诗》之后出现的楚骚，以其诡异的辞采、非凡的想象和奇绝的抒情，无疑比《诗》更具有震撼意义，于是，"宗经辨骚"即诗骚之辨在西、东汉之际已然展开。对屈原和楚骚，褒者以刘安、司马迁、王逸为代表，刘安《离骚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涅而不淄，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贬者以班固为代表，其《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若思，强非其人，怨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之事，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值得注意的是，当西、东汉之际，贬楚骚者，其着眼似乎主要在屈原的人格和楚骚的思想，并不过多涉及楚骚瑰异的文采。至魏晋南北朝之际，诗骚之辨不似两汉那样针锋相对、旗鼓相当，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如钟嵘《诗品》，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都肯定楚骚在艺术上对当代诗歌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称赞的声音一如诗歌的主流是"缘情绮靡"一样，也占据着主流。但也有儒者站在宗经的立场上，反对当代诗歌"绮靡"的倾向，并把绮靡的源头，归于屈原及屈原以后的汉赋作者。最著名的是裴子野《雕虫沦》，其云："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待，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文中强凋《诗经》劝美惩恶的作用，借以指责屈原、司马相如弃却《诗经》传统、"思存枝叫，繁华蕴藻"，至于其后的辞赋作者，俱是"随声逐影之俦"。离弃指归，徒尚华丽。文中还严厉批评刘宋"江左颜谢"及其以后"摈落六艺，吟咏性情"的诗歌，暗示这些"其兴淫，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诗歌，皆屈原、司马相如为其源头。仔细揣摩裴子野《雕虫论》，令人竟然有与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何其相似的感觉！
至初唐，魏徵倡南北文风融合，被认为是批评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实仔细想来，也不尽然。当贞观之际，太宗君臣之所好，仍旧是南朝绮靡风气，太宗欲写效齐梁体的艳诗，为虞世南所谏拒就是明证（见《大唐新语》卷三）。魏徵如是说，不过是迁就当时诗歌大势折中的说法。到了初唐中后期的"四杰"登上诗坛的时候，开始对南朝诗风进行清算。"四杰"对南朝绮靡诗风的清算，又继续前代的诗骚之辨的余绪，将屈宋、枚马（或扬马）与南朝诗风联系起来，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有意思的是王勃的两句话正是对沈约《谢灵运传论》中"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的改造。蹈袭沈约的话而将"清源"易为"浇源"，"芳尘"易为"淫风"，说明王勃有意与南朝史家的言论针锋相对。对南朝绮靡诗风的清算并连带批评、贬抑屈原、枚（扬）马，作为一种社会舆论的主流，一直延续到中唐。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总论诗歌发展今不如昔，与裴子野、王勃同；《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勰《辨骚》说屈原"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而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忿怨沉江"，李白"哀怨起骚人"，与班固同一语调。总而言之，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就是初、盛唐之际这种"社会舆论主流"中的一个声音。
就诗论诗，我以为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的含义主要就是如此。
但是，有一个题外的意思必须予以强调：《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虽然是李白以诗论诗重要篇章，却并不代表、至少不完全代表李白的诗歌主张。例如关于《诗经》，李白接受《风》诗的影响显然大于《雅》诗；关于屈原，李白说过极敬仰屈原的话："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至于他的创作，则更是"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李阳冰《草堂集序》）；对于建安及建安以后诗歌，李白说过"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话。建安诗人中，曹植诗固然有"绮丽"之倾向，但曹植诗真正的审美倾向是"华丽"，李白诗中屡屡称颂或引用过曹植的诗。曹植以后，有阮籍、嵇康等正始诗人，正始之后，又有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太康诗人，其成就皆不能以"绮丽"概括之。其后还有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庾信……的诗，所以杜甫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比拟李白的诗。至于谢脁，几乎被李白时时挂在口上，景仰他，爱慕他，每每念及他的诗句、诗境，恨不得起谢脁于九泉之下而与之同游，真正是"一生低首谢宣城"。认真说来，建安以后诗歌的"绮丽不足珍"，只能从南朝的齐梁、或梁陈算起。诗歌史的这些实际，李白心明如镜，他何至于以一句"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予以抹煞呢？
既然如此，李白又为什么庄重地写出《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这首诗呢？我以为，作家创作的实践和他创作的"宣言"是不尽相同的："宣言"常常是在一种特殊的别样的场合说给他人听的，作家不一定拿这个"宣言"去指导或规定自己的创作。换言之，作家可以如此说而不一定如此作。这样的实例太多了，古往今来作家的理论与他创作实践不相符、脱节的现象不胜枚举。就唐代而言，杜甫的诗歌理论、韩愈的古文理论是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比较相符的两个作家，而白居易则是创作理论与创作实际最不相符的作家，否则，以白居易杰出的《新乐府》诗歌，杜牧何至于有"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的骂詈呢？（见杜牧《李府君墓志铭》）唐孟棨《本事诗·高逸》引李白语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又引李白语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与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本旨极相似。孟棨《本事诗》颇多小说家色彩，然而引用的李白这些言论却不像小说家言。李白才气横溢，固不欲多受格律束缚，但他对五律有很好的修养，蜀中少作多为五律，其入律的五七言绝句亦复不少；至于四言、五七言之别，李白固然有数首四言诗（如《雪谗诗》），平素也喜以四言句式嵌入乐府、歌行（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四言句式），但他的诗仍以五、七言诗占大多数，代表他诗歌艺术最高成就的正是他的七言歌行。所以，《本事诗·高逸》所引李白的话与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一样，都只是他的诗歌"宣言"而非他真实的诗歌主张，更与他创作实际不符。
李白何以有此"正统"、"主流"的诗歌主张呢？"诗云"吾衰竟谁陈"，说明李白为此诗时尚未"衰"。当然也不可能是青年李白的作品。大凡人在年轻时不会说到自己"衰"时的事。所以我推断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的作年或在他中年（四十岁左右）时期。其作年或在天宝初待诏之时欤？其时他居于长安，暂居"庙堂"之高，这就是前文所说的"特殊的别样的场合"。李白或者以为待诏翰林正是他早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抱负将要实现的地方，其诗歌意识中"大雅"、"正声"的理念一时得到加强；另外，处于这个地位，他也有将自己"正统"、"主流"的诗歌理论"发表"出来（公之于众）的需要。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或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这只是一种揣测，姑妄言之。
（原刊于《中国李白研究》2008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