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对于李白来说，有两重意义。从地理上来说，"三峡"是李白的国门--家乡之门。唐代的行政区划，渝（重庆）、万（万县）、夔（奉节）州等属于山南道，但蜀人的传统意识，仍将渝、万、夔州及三巴之地视为蜀之东大门。所以出峡对李白来说就意味着离别家国，而入峡则是重归桑梓，其在李白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从创作上来说，"三峡"也是李白的国门--创作上获得突破发展的分水岭、里程碑。前一重意义是实，后一重意义是虚。以下就实、虚两方面，各谈一点感想。
囿居蜀中二十余年的李白，欲求个人发展，必要出蜀。出蜀之前和途中的李白是兴奋的，然而临当走出国门之际，李白却感怀万端，足迟滞而不肯前，《渡荆门送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恰是他以上两种矛盾心情的反映。出蜀之后，李白的人生道路流离坎坷，其间也有宦海的升沉浮降，但对故乡的怀念仍无时无有，集中思乡的作品很多，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为五万首唐诗中最为妇孺皆知的句子。
关于李白的故乡情结，我所想到的问题是：当乾元二年李白巫山遇赦后，他并未入国门返回家乡，而是掉头而东，挥舟直下江陵。为什么？一般的解释是李白功名心切，遇赦如同解脱枷锁，掉头而东，是为了寻求新的政治出路。这个说法颇合情理，但或者不是原因的全部。我有一个感觉：当乾元二年夏初之际，故乡在李白心理上有一个阴影，使他有家而不得归。这是一个人事的原因，具体说，就是因为高适的出刺彭州刺史。
高适曾是李白和杜甫共同的朋友。杜甫说："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昔》）"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遣怀》）晚年的杜甫与高适仍为至交，而杜甫以及世人皆不意李白已对高适心冷久矣。至德元载，李白入永王水军，后永王水师与唐朝廷军遭遇于丹阳，永王兵败被杀，白亦被收于寻阳狱中。为肃宗设谋力主讨伐永王水师者，即高适（见新、旧《唐书》高适传及《资治通鉴》至德元载）。李白误入永王幕而高适力主讨璘，肃宗以适言为善加适为淮南节度使，基于李、高二人对现实斗争的理解不同分别采取不同之立场，不必论。当白陷寻阳狱、死生不可卜时，白曾投诗求援于高适（时适以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御使大夫驻节广陵），见白《送张秀才谒高中丞》、《送张秀才从军》二诗。《谒高中丞》有序，云："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谒高中丞。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赠之。"以子房（留侯张良）明喻张秀才，未尝不以子房期许高适。《送从军》诗则云："抱剑辞高堂，将投霍将军。"以霍去病喻高适。盖高适当时肩负平靖江淮重任，犹子房霍去病之佐汉如擎天之柱也。然而高适对李白的求助寂无反应。政治派系斗争险象环生，高适谨于趋舍去从固其宜也，然而又如何理解张镐的为李白说项、宋若思的为李白雪冤呢？李白对高适的失望以及他愧辱交并的心情，可想而知。李、高之间的交谊，终于在严酷的斗争中断绝分裂了。
李、高交谊的决裂研究界普遍注意到了，然而因高适出刺彭州导致李白有家难归，尚未引起关注，原因在于李白遇赦在春三月而高适出荆彭州在五月，中间相距一月有余，似乎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然而细绎之，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旧唐书·高适传》："李辅国恶适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几，蜀中乱，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新书略同。"出为蜀州刺史，迁彭州"应为"出为彭州刺史，迁蜀州"之误，其考辨见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周勋初《高适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辩之甚详。高适出刺彭州的时间，史无明载，《高适年谱》定为乾元二年五月。"五月"是《年谱》据以下情节推断出来的：一、乾元二年三月壬申（六日）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兵溃于相州，时任太子少詹事留守东京的高适随东京留守诸官南奔襄、邓；二、适出为彭州刺史，先自襄州经上津入武关、至长安朝见肃宗后才赴任的；三、适赴彭州任，经蜀道，一路山行辛苦，于"今月七日所部上讫"（《全唐文》卷三五七，高适《谢上彭州刺史表》），"今月"，《年谱》定为"六月"；四、是年秋，杜甫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诗。
可知以上情节，仍然不是直接的证据。高适出刺彭州的时间，明确的座标有两个：一是乾元二年三月壬申（六日）的相州兵败，高适等弃东京出奔邓、襄；二是秋七、八月间杜甫寄高、岑的诗。《年谱》定高适出刺彭州在五月，是在三月至七、八月之间选定的一个适合的点而已，尚不能作为确断。事实上，三月或四月高适出刺彭州的命令皆有可能颁出，因为高适的三月初出奔邓、襄正是李辅国寻隙的重要借口，不必要等到五月才对高适作出出刺彭州的惩罚决定；另外，岑参的黜为虢州长史正在"夏四月"（见岑参《佐郡思旧游序》），杜甫有可能同时获知高岑贬黜的消息才寄诗给他们的。
假定高适出刺彭州令四月颁出，则李白夔州遇赦时，就会同时获悉高适出刺彭州的消息。肃宗"以旱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新唐书·肃宗纪》）的大赦令是乾元二年三月丁亥（二十一日）发布的，以夔州的僻远和交通不便，赦令抵夔，当已在四月初，何况赦令抵夔时，流放途中的李白未必恰好赶到，赦令已抵夔州而李白迟数日始到夔州的可能性极大。
夔州遇赦的李白，放舟大江，先到江陵，再到江夏。从现存资料看，李白在江陵并无耽留，随即顺流而下到了江夏。这是因为江夏故旧甚多、往来朝廷官员也多，便于干谒谋出路的缘故。白抵江夏，时间在五月夏至以后，其诗《将游衡岳过汉阳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云："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今兹大火落，秋叶黄梧桐。"这是李白对他遇赦返至江夏和离开江夏往游衡岳时间的追述。"景风"谓夏至以后和暖之风也。《淮南子·天文》："距冬至日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类推可知"景风至"在夏至以后。曹丕《与吴质书》："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蕤宾，乐律名，以配五月，"众果具繁"与白诗之"蒲萄开景风"吻合。李白《过汪氏别业》（其二）云"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亦可证。按乾元二年夏至在五月甲申（十九日），可知李白抵江夏已在五月二十日以后。倘李白四月初遇赦夔州随即放舟大江，抵江陵无耽留，再顺流抵江夏，途中经历至少四十五日，未免太长。所以我有两个估计：李白夔州遇赦，时间还要推后旬日以上；或者李白夔州遇赦并没有立即掉头而东，在夔州竟有旬日以上的耽搁。这样一来，李白在夔州获知高适出刺彭州的消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彭州（今四川彭县）地处成都西北邻，相距不足四十里。南距李白故里所在绵州不足百里。李白要返归故乡，成都是必至之地。彭州虽非必经之地，但彭州与成都近在咫尺，李、高的猝然相遇几不可免。何况李、高至交，人尽皆知，白既至成都而回避彭州，李白将以何辞自解？高适并没有成为李白的宿怨或仇人，然而高适昔日的冷落刺激并伤害了李白的自尊心。当故里之大道，有一位自己既不能回避又不愿重见的人横亘在那里，李白自然"归不得也"，只好掉头而东了。
这是关于李白生平一个小小的臆测，难免牵强之处，愿识者教之。
"三峡"于李白第二重意义，是三峡还是李白诗歌创作上的"国门"所在；明确一点说，出峡之前的李白诗歌是一个样，出峡之后的李白诗歌又是一个样。借用苏颋的话，就是"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天才英丽"是李白的质地，"风力未成"表示他蜀中之作虽有渐变而尚未引发质变的飞跃。然而待到出峡之后，李白的创作虽然仍有发展变化，但"风力已成"，其面貌已迥非蜀中之作可比了。
考察李白创作上的这个变化，有三千着眼点，一是要综合考察他蜀中之作，二是要综合考察他出蜀之后所作，三是要研究作为地理上的"三峡"何以能引发李白创作如此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