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元十三年为界，李白蜀中之作因散佚严重，而李白尤不惜少作，尝"悉焚之"，今所保留者，仅诗16-18首、赋四首（因各家编年不同，约略为此数）而已。这些作品，多拟前人之作，是其一个特点。《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云："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今《别》赋亦亡，唯留《恨》赋。"三拟《文选》"，当然不限于赋；《文选》共60卷，计赋、骚约20卷，诗约15卷，文约25卷。李白的模拟仿效，数量极其庞大。大量的拟作，是古今学习创作者必由之径，李白亦莫能外，《文选》卷三〇专列"杂拟"一目，收入陆机、张载、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江淹等十位作家杂拟诗60余首，对李白的模拟前人，应是一个启示。上文提到李白诗歌创作的积累、量变，"三拟《文选》"是一个重要过程。另外，蜀中之作就体裁而言，诗多五律（排律）也是一个特点。王琦《李太白集》"诗文拾遗"录自《文苑英华》的五首诗，皆为五律。其他，《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赠江油尉》、《春感》为五律，《寻雍尊师隐居》、《登锦城散花楼》、《冬日归旧山》为五言排律。以上共计十一首，占蜀中之作大半。《唐诗纪事》卷一八引杨天惠《彰明逸事》云："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蜀中所作文，除几篇赋外，他作未存，然可以推知当多为骈文。李白的蜀中之作，多模拟，所作多五律、赋和骈文，原因何在？时代风尚所致。时代风尚为何？以进士考试以诗赋取仕故也。李白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写作受到浓厚的世风浸染，目的就是为了参加进士考试，博取功名，不能因为李白终于没有参加进士科考试就说他不屑于和同俗流辈去应试，进而说他如何高远超迈。至于李白为什么没有参加常科以及非常科的制科考试，应当另有原因，可以去作其他的探讨，此不赘。
以上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都反映了李白"天才英丽"的质地而"风力未成"之际的创作形态。按照对李白蜀中之作的总体把握，以下几首今人断为蜀中之作的几首诗，都有疑问，值得提出商榷：
其一为《白头吟》。《白头吟》为乐府诗，而李白蜀中之作，殊无乐府，乐府之作，始于出蜀之后。详见下文所论。
其二为"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当为李白晚年掇拾、整理其诗作时，将一大组无题或阙题的五古（古人为诗，如果不是纪实、酬答、寄赠等应用型的诗，往往先有诗而后有题，尤其当这些诗与社会、个人某些重大事件有关，主题比较隐蔽时，索性始终无题）编在一起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阅历较丰、见闻较广时所为，不可能出现在蜀中时期。
其三为《别匡山》。应该说此诗很明晰地反映了当李白告别读书之地匡山、走向社会前的心理（"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但此诗体裁为七律，结合李白蜀中之作的创作规律，以及当时唐代诗坛的现状，李白此期不可能有七律创作的尝试。《别匡山》为近年发现的李白佚诗中较重要的一首，所以要略为详细地讨论。
七律一体，始于初唐高宗、武后之际，沈、宋为主要作手。意其初起之因，原为一批中央宫廷诗人探索声律而作。据孙琴安《唐七律诗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统计，"初唐作七律诗者五十余人，七律一百余首"，平均每人二首。作品最多者为沈佺期，今存16首，格律尚少完整如后世者。第一，初唐七律作者，率皆供职于长安的宫廷诗人，"四杰"及陈子昂一首并无，至于长安、洛阳以外的诗人，更无试手者；第二，初唐七律，内容十之八九为宫廷应制之作，风格不脱齐梁余风，如沈《独不见》（题一作《古意呈乔补阙知之》）之作，几为仅见；第三，玄宗开元时期，七律一体仍为多数诗人所未涉，风气未见强于初唐，偶一试手的诗人，一如初唐，所作七律内容，亦一如初唐。盛唐诗人孟浩然，集中七律有四首，其中三首为宋本所无，一首与崔涂重出（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孟浩然无一首七律之作；王维有七律26首，其第一首《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之作，在开元二十年以后（据赵殿成《王右丞集》，其第二首七律《大同殿生玉芝龙地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已在十数年之后的天宝八载；杜甫七律甚多，计159首，但其第一首七律《题张氏隐居》之作，约在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第二首七律《郑驸马宅宴洞中》之作，也在十年以后的天宝五载（据浦起龙《诗杜心解》）；高适七律6首，其第一首《东平别前卫县李寀少府》作于天宝五载（据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岑参七律11首，其第一首七律为有名的《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作时已在肃宗至德二载了（据陈铁民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当开元十二年之际，李白蜀中作品出现一首七律，实属突兀。若谓李白好发新体、新意，则出蜀之后应有继响，但到天宝五、六载，他才有《登金陵凤凰台》之作，终其一生，七律一体也仅8首而已。《别匡山》诗，首见于宋碑，已有可疑；又过早地出现于蜀中之作中，又可疑也。
其四为《上李邕》。此诗先前多据钱谦益《少陵年谱》系于天宝五载，时李邕为北海，白与杜甫、高适谒邕，俱有献诗。但此诗白言语轻漫，又大言自夸，殊无后进之礼；况一年后邕为李林甫所杖杀，白为之鸣冤，激昂慷慨，情见乎辞，所以终觉未安。于是乃有转而疑此诗为伪者。其后李邕生平继有发现补充，据《金石萃编》卷七一邕《修孔子庙碑》署名，知邕开元七年尝为渝州刺史，于是系此诗于开元七年，以李白蜀人，开元七年容有渝州之行。这样以来，白之少年唐突、大言自夸等情绪均有很好解释。但是，按蜀中时期李白创作之实际看，亦似不应有这首飘逸不群、点染随意的七古出现。将此诗系于开元七年，大体而安而已，终有未尽惬意者。按李邕享年七十，从宦近50年，当时文名著于天下，而今存者仅文五卷60余篇，诗10余首而已。其生平细节，今但知其梗概，尚待细细考定。白《上李邕》之作，随着研究的深入，当有更妥贴之系年。
又略及七绝《早发白帝城》之作年。此诗作年有二说，一说为开元十三年白初出蜀时，一说为乾元二年白遇赦夔州放舟大江之顷。后一说更切合诗之实际，所说不备录。此处仍欲沿着李白蜀中之作基本风格的思路再申述之。白蜀中之作，七绝仅一首，即有名的《峨眉山月歌》。王世贞谓此诗"是太白佳境"，"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后人为之，不胜痕迹矣。益见此老炉锤之妙。"（《艺苑卮言》卷四）《峨眉山月歌》佳处，在"炉锤"之妙、不见痕迹，而《早发白帝城》浑不见炉锤之妙，已臻太白化境。唐人七绝，以王昌龄、李白为最，并肩为第一；明清选家又屡有唐人七绝"压卷"之作的推荐，约而计之，有王翰一首，王之焕一首，王维一首，王昌龄二首，李白一首……等，李白入选的"压卷"之作，就是这首《早发白帝城》。此首诗，沈德潜谓"若有神助"，顾乐谓"作者殊不经意"，施补华谓"天才超逸，而神韵随之"（俱见刘拜山、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所引），格调与《峨眉山月歌》不同，亦与李白蜀中之作虽"天才英丽"而"风力未成"异，宜是李白诗歌达于化境的中年以后所为。
李白出蜀之后，诗歌创作总的面貌焕然改观，长时间的模拟、学习和数十年积累发生了质的变化，风力强劲，气骨超迈，成为盛唐第一人，成为后世艳称的"盛唐气象"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出蜀之后的八百余首诗作，除个别疑伪之作外，绝无稚气未脱、风力未成之作。要对李白出蜀以后的大量诗作作综合考察，殊非易事，此处所要探讨者，是：李白诗歌发生质的飞跃的契机是什么？在这个质的飞跃中，作为地理范围的"三峡"究竟起了何种作用？
李白诗歌发生质的飞跃的契机是乐府、民歌，而"三峡"，亦即渝、万、夔及巴中一带，正是当时民歌蕴藏最富有的地方。
先秦之际，楚地民歌即较中原为丰富。南朝乐府民歌数量、曲调，亦较北朝丰富。隋唐统一局面形成，随着大唐辽阔疆域的开拓及东西方交通的形成，中国传统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江南、亦即楚地的音乐却相对稳定地保持着旧有的风貌，唐代诗人大量的南朝乐府旧题诗是一个证明，晚唐杜牧泊舟秦淮商女仍能字正腔圆地唱起数百年前流行陈朝的《玉树后庭花》也是一个小小的证明。其中尤以巴渝、沅湘一带民歌最丰富。长庆间，刘禹锡在夔州刺吏任上连续创作了《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六组诗歌，就是他根据夔州一带流行的"巴歈"之曲写就的，如同屈原据沅湘间其民迎神之曲写就《九歌》一样。刘禹锡《竹枝词引》云："岁正月，余来建平（郡名，三国吴置，即夔州），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杨抉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哀思宛转，有淇濮之艳。""以曲多为贤"的情景，今天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得其仿佛。李白出蜀途中所经之三峡，就是盛行"巴歈"的巴渝地区，出蜀之后，亦是盛行同类歌曲的荆湘地区。
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此诗是李白出蜀途中所作，观题目"经瞿塘峡登巫山"之自西向东方向可知。此处不详论）诗云："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诗又云："巫山高不穷，巴国尽所历。"可知李白在渝、万、夔及三峡一带，盘桓甚久。李白出峡在开元十四年春，真正开始他的江东之游，已在十四年之秋（《秋下荆门》："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复可知李白在荆湘一带盘桓亦甚久。在这一年有余的时间内，李白在广游历、增见闻的同时，必然受到这一地域民歌的熏染陶冶，证据就是他开始学习民歌创作乐府诗，如《巴女词》、《荆州歌》、《江夏行》、《白纻词》、《长干行》等，即此可知《白头吟》必不作于蜀中。
唐人中乐府诗创作最多的是李白，广泛采用汉魏南北朝乐府旧调的作者也是李白。李白之后有韦渠牟者，"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左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且以瑰琦轶拔为己任。"（权德舆《左谏议大夫韦公（渠牟）诗集序》）写作乐府诗、且把乐府诗的作法作为创作专门之学加以研究、向人传授者，李白也是第一人。李白的乐府诗，构成了他诗歌最具精华的一部分。李白诗歌的质的飞跃，完成于他出峡之际和出峡之初。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对于李白，其重要意义大于作为地理意义的"三峡"。
出峡之后，李白的乐府诗创作，仍然有发展变化，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也是饶有兴味的题目，留待以后再做吧。
（原刊《中国李白研究》2007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