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李白和杜甫是两个高峰。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云："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李杜的诗，当时就散失严重。经唐末兵燹，其散失严重更可想而知。例如宋人裒辑的第一个杜诗集，仅得诗二百九十篇指樊晃所编《杜甫小集》。今已佚。此据万曼《唐集序绿·杜工部集》。。李杜的诗，自宋以迄明清，无不受学人重视，然而李杜诗之研究状况，却大相径庭：一寂寥，一热闹，恰成鲜明对比。考察李诗后世遭遇之寂寞冷落，固然有多种原因，而自宋以迄于近代，李诗一直没有一种编年的集子，乃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杜诗，单是宋代，编年的集子就不下三种，共《年谱》亦如是杜集的第一个编年本为北宋王洙的《杜甫集》，第二个编年本是北宋黄长睿《校定杜工部集》，第三个编年集为蔡兴宗《杜诗正异》，此后编年的还有黄鹤父子补注的《黄氏补干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以上均据万曼《唐集序录·杜工部集》。。明清两代，杜集编年的集子愈来愈夥，其注释、评点、训解也就随之愈来愈细密了。
宋李纲为黄长睿编年《校定杜工部集》所作序有云："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皆有次第，然后子美之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粲然可观。盖自开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共忠义气节，覊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寓于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时平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犂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绝唱也。"宋曾巩曾就宋敏求《李白集》三十卷本编年排次，其《后序》云："《李白集》三十卷，旧歌诗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今两宋本《李太白文集》题下往往有小字注明作地之语者，盖即曾巩所为。这些夹注，今天看来，多数意义不大。如卷六《襄阳歌》下注"襄汉"，《幽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下注"陕西"，卷十一《自梁圜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下注"宣州作"，卷十三《留别金陵诸公》下注"金陵"，《渡荆门送别》下注"荆州"等，均系题面所明有者。如果说曾巩的这个编次于了解李白行蹝有所裨益的话，其益处也就有限得很了。这是说杜诗，然而正道出了知人论世和编年集的好处。要完整而不是支离地了解诗人行迹、生平、交游及当时故实，要系统而不是零散地了解诗人思想的渊源肇始、发展变化及其情绪高涨颓落的原因，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了解诗人艺术风格的发展、演变以至于老成的轨迹，最好的编集方法自然是编年集。王国维跋《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尝云："杜诗须读编年本，分类本最可恨。"分类本自有其用处；然而要说到知人论世，仍以编年集最好。遗憾的是，李集自行世以迄于有清，却只有这种"可恨"的分类本。李杜二公诗，后世遭遇颇不同，今人仅感慨于千家注杜而注李者寥寥这些现象上，似没有充分留意到编年集的编辑上。
当然，李白编年集的旷久未能出现，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李诗多主观抒发而较少客观描绘。最早的宋薛仲邕《李太白年谱》，仅是粗陈梗概，难具规模。清王琦对李白集注释、考订用力最勤，是清以前李集研究的集大成者。然而，以王琦之渊博，其《李太白年谱》系白诗文亦不过二百篇而已。可见，前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为李集编年的重要性。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李白研究要向更深入更系统处发展，有待于一部尽可能详而准确的李白诗文编年集；而一部比较好的编年集的出现，也有待于一个李白研究更深入更系统开展的局面。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下今人在李白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多方面的成绩。因为这些成绩是本书得以撰写完成的先决条件。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四十年代出版的詹鍈《李白诗文系年》。《系年》继王琦《年谱》之后，大量地将李白诗文予以系年，并大致清晰地钩划出李白一生行踪。在训释、考证、版本校勘等方面，《系年》也有突出贡献，为此后李白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其次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关于李白》部分）。《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李白家世、李白几次重大的政治活动有准确而有益的论述，由稗山首先提出的李白两入长安问题，在《李白与杜甫》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论证。李白除在天宝初奉诏入朝外，开元年间还有一次长安之行，是近年李白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不但李白生平中最大的迷团渐次解开，一系列重要作品如《蜀道难》《行路难》《梁甫吟》《梁园吟》《将进酒》等得到了最好的解释和归属，而且，他的思想也得到了一次明显的裎露。此后，阅于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在长安的遭际和创作，以及李白天宝初再入长安的荐主、首途的路线线等等，学术界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提出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以及关于李白家世的考证，也引起了学术界进一步的兴趣，有关李白出生地、家世、生卒年月、游踪、交游等方面的考订文字愈见其多。就中，郁贤皓《李白丛考》在考订李白交游和生平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今人的李集注释本，仅有的一部便是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此书竣工较早而印刷较晚，在订正王注错误，补充詹鍈系年，特别是在校勘方面，《校注》有很大的贡献。应该提到的还有，关于李白两入长安也首先是《校注》编者发现其端倪的（此据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后记》）。
李白研究，近年仍有方盛不衰之势。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关李白研究的文字、论著之多，几乎首屈一指。这说明李白诗歌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拥有广泛的演者群。这些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填充了李白生平、思想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李白编年集的编写也就有了可能。
本书的编写者安旗、薛天纬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了《李白年谱》。《年谱》的编写，是他们多年潜心研究李白的心得，也是他们对前贤、尤其是对今人李白研究成果的总结。虽然《年谱》还比较疏略，"于其人梗概而已，于其诗大要而已"，但是，在此基础上为李集详细编年一直是我们的愿望。感谢巴蜀书社给了我们这个机会。翌年底，即由安旗教授主持，成立编写组，开始了本书的编写。历时三个多春秋，在大家不懈努力下，终告竣工。虽然这部编年集可能仍是粗疏不成熟的，但是想到历经千余载，我国伟大诗人李白终于有了编年文集；想到这部纶年文集的出版或将引起学界同人的讨论和批评，而讨论和批评的结果，又必将李白研究的水准向前推进一步，我们的心情便感到非常欣慰。
编年集的特点即在编年。关于本书的编年，此处稍为饶舌数句。李白诗文今存约一千题（首）。本书按年编排的李白诗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在先，詹鍈《李白诗文系年》曾系李白诗文近七百题（首），约占总数百分之七十有差。因为《系年》为詹先生旧作，限于当时李白研究状况，《系年》开创之工虽巨，其不足也是明显的。所以本书所系篇目与《系年》不同者又约有十之三、四。确定李白诗文作年，最可靠的办法自然是依据原作中提供的时间、地点、人事交往及历史故实，予以准确系年。然而李白固是重主观情绪抒发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中的人、时、地、事，颇不易捕捉。再加上他一生浮游四方，足迹不定，要准确判定李白多数诗文作年的非易事。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的体会和作法是：既要有考订者微观的目光，还要有评论者宏观的目光，再加上艺术鉴赏者的目光。以微观考订其作品中的人、时、地、事，以宏观考察其思想发展的轨迹、情绪抒发的规律，复以鉴赏明其艺术风格形成的阶段。将考证、评论、鉴赏的方法结合起来，大面积地解决李白诗文系年始有可能。姑举敷例说明之。白有《上李邕》诗，诗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搏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此前旧说俱以此诗系于天宝四载李邕为北海太守时，按天宝四载白以翰林赐金还山，虽然这是他政治活动的大蹭蹬，然未尝不荣耀无比。李邕素有重义爱才之名，当不致有轻慢李白的举动。白其时已四十五岁，既多经世事，而如此措辞，殊不得体，尤不得自谓"年少"。今考《通鉴·唐纪》开元六年冬，宋璟尝奏请以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为渝州（即今重庆市）刺史；又《金石萃编》卷七十一载《修孔子庙碑》，碑末署云："朝散大夫持节度渝州诸军事守渝州荆史江夏李邕文，……开元七年十月十五日立。"可知李邕开元七年以后曾出任渝州刺史。此节事实，两《唐书》李邕本传阙载。揆之于本诗，验之于史籍，《上李邕》当作于此时。其时白二十岁左右，自称"年少"，合其年龄，大言自夸，符其性格。此所谓考证者目光。又如白《行路难》、《梁甫吟》、《梁园吟》诸诗，旧说均以为天宝三载去朝后作。按《行路难》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梁甫吟》云："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山儿屼当安之。"《梁园吟》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诸诗总的情绪，都是既悲愤失望，又寄希望于将来。这种情绪只能是李白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干谒失败后所有；天宝三载被谗去朝后，李白心境就大不相同了。此所谓评论者目光。又如白《白头吟》诗，旧说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事在成都，且诗中有"锦水"字样，遂系此诗于蜀中时期。今全面考察李白蜀中作品，并未有乐府诗之创作。开元十三年出蜀后，始有大量乐府诗出现，如《荆州歌》、《江夏行》、《长干行》、《越女词》等。所到之处，学习民歌，大量创作乐府诗，是李白创作艺术发展和风格形成的重要标识之一。而此篇独孤立于蜀中时期，殊不符李白创作规律。按白天宝初有《妾薄命》诗，诗旨与《白头吟》相类。《白头吟》中有"相如作赋得黄金"，"一朝将聘茂陵女"等句；相如富贵而圃新欢，致文君有白头之叹，其本事在长安。今改系此诗于长安时期，既合李白创作演进规律，亦与诗句相惬。此所谓鉴赏者目光。凡此等等，书中例子很多，兹不赘。总而言之，我们以为，编年工作不仅仅是资料的排比，史实的考订，更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研究工作。将考订、评论、鉴赏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正是这种综合研究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和途径。岂曰能之？心实向往之。我们只是有会于此努力为之，至于能做到几分，则有待于专家和读者的裁定了。
本书编年，建立在编者对李白研究的心得上，同时尽可能地吸收了国内李白研究界的新成果。杜甫的诗，号称集大成者；杜甫研究，目前似乎也已具备了集大成的条件。李白研究，目前还不能这么看，还不具备集大成的条件。李白生平，空白之处尚多，一些重大的活动始末，学术界仍在争论方酣。一个时期内，无论何种李白集的编年整理，除了它的学术性、研究性，不可避免地还有其争鸣性。我们的这部编年集（包括本书的注释、编者的按语等），不避独倡其说之讥，正是抱着"建一家之言"的想法进行的。例如关于李白开元十八年的初入长安及他在长安的遭际；关于天宝初李白奉诏入朝的荐主及入朝的路钱；关于天宝十一载李白幽州之行的动机，以及幽州归来李白可能有的三入长安之行；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二岁）而卒于广德元年（享年六十三岁）等，都是学术界尚未定论的问题，有些问题干脆就是我们的首倡。至于具体到许多诗文的系年理由和作意的判断，问题就更多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我们未尝不感到更稳妥一些好，但为了繁荣学术，为了促进对这些问题的争鸣，只要我们觉得此说能够成立，甚至只要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也就把它反映在本书中了。无论我们的这些看法最后能否被确认，但我们的初衷，想来是能够得到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的理解的。关于本书校勘体例，"凡例"已有较详细的说明。版本搜罗务求齐备，凡各本之异文一一胪列，对研究工作自然是极有益处的，但同时不足之处也就不少。那就是繁琐、重沓，有些时候，于理解原文并无多大裨益，反而徒扰读者心目。这种"死校"的办法，我们是不赞成的"死校"是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之一。"死校"派有相当成绩，为"活校"派建树了不可少的基础。这裹说不赞成他们的方法并不是抹煞他们的贡献，而是不赞成他们那种为校雠而校雠、繁琐重复的弊端。。另外，本书校勘的范围，除个别本子外，大致与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同，一一出校，势必舆《校注》本重复。所以本书不再一一罗列异文，也不再专列校记一栏。这种作法，也希望得到学术界同人和广大读者的理解和支持。本书由安旗教授担任主编，主持通盘，编写者各负其责，分工而又合作。全书的体例、编年排列，均由全组讨论拟定。具体的案头文字工作，则作了分工。最后由主编安旗教授主持，对注释草稿逐一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定稿后，又由安旗教授通审一过。安旗教授作为主编，对全书通盘考虑，对书中重点问题作重点研究，又以编写者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本书编写过程中，教学相长，切磋砥砺，学术气氛民主、融洽。本书自编写起，就一直得到前辈张秀熟先生热情关心和支持。张老以九十高龄，曾审阅了本书最初的部分样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而且鼓励有加。王文才、刘君惠二位先生也曾不惮烦劳，看过部分样稿，条分缕析，及时指出了一些舛误。在此谨致谢忱。巴蜀书社的几位编辑为此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为我们提供了李集珍贵版本。西北大学将此书列为学校文科重点科研项目，予以很大的支持。新疆师范大学也给了我们以合作和协助。并在此表示谢意。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