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刚刚正式跨入仕途、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因上疏言事被贬阳山。同时被贬的，还有他的御史台同僚张署、李方叔。上疏的事由，两《唐书》韩愈本传所载都是错误的，如《旧书》本传说："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新书》略同）韩愈上疏，非因宫市之弊，乃为关中天旱人饥，请求皇帝缓征租税事，弹劾的是谎报旱情、专务聚敛的京兆尹李实。其本事见于皇甫湜撰《韩文公神道碑》，《资治通鉴》所载，即据《神道碑》：
（德宗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二月……京兆尹嗣道王实，务求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兔，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卷236，唐纪52）
这记载符合韩愈自己的叙述，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见于他的文集。
直接打击、迫害韩愈的人是谁呢？两《唐书》及《通鉴》均未提及，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和李翱《韩吏部行状》只是约略地说：
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出为阳山令。（《神道碑》）
选授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为幸臣所恶，出为连州阳山令政。（《行状》）
其中的"专政者"，"幸臣"，依《通鉴》所载韩愈贬官的经过看，极有可能是李实。《旧书·李实传》说：
李实者，道王元庆玄孙。以荫入仕……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寻封嗣道王。自为京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实为政猛暴，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宠，百姓所诉，一不介意……陵轹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二十一年，有诏蠲畿内逋租，实违诏征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笞罚，剥割掊敛，聚钱三十万贯。胥吏或犯者，即按之……京师贵贱同苦其暴虐。顺宗在谅逾月，实毙人于府者十数……（《新书·李实传》略同）
就在韩愈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之前，长安优人成辅端编歌谣嘲讽李实，"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通鉴》卷236，唐纪52）。李实既是德宗晚年宠幸的大臣之一，又贪赃枉法、残贼暴虐，韩愈上疏弹劾他，他于是迫害、打击了韩愈。一般来讲，这个推论是令人信服的。
但是，韩愈自己不相信遭贬是因为上疏言事，也未怀疑是李实的报复。他在被贬两年后即永贞元年（贞元二十一年）九月写的五言长诗《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的开头回忆自己被贬说：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
"汗漫""恍如"都是怀疑的口气，对自己的被贬既感到冤愤，又感到莫名其妙。"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则断然否定上疏言事是致贬的直接原因。他在诗中还说：
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
这几句说论早之疏上呈后的反应。起初的反应是良好的，皇帝（德宗）感动了，司空也同意韩愈缓征租税的主张。司空指杜佑，时杜佑以平章事检校司空。可见，上疏言事和弹劾李实是成功的，然而，对韩愈的处分却是那样出人意料："乃反迁炎州"--贬官到距长安数千里外的荒蛮之地阳山！这是个陡然的变化。这个陡然的变化必有非常的原因，而这个非常的原因并非上疏言事本身。韩愈在诗里，是这样揣测的：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还断不。
怀疑自己被贬与柳宗元、刘禹锡有关。"同官"即御史台同僚，时刘禹锡为监察御史，柳宗元为监察御史里行。这几句意思是说，同僚当中，最要好的是柳、刘二位，是不是他们将"语言"泄露出去了，传到"冤仇"者那里？韩愈虽然模糊地推翻了这个怀疑，但他首先疑心柳、刘，这个心思的萌起，很值得推敲。
"传之落冤仇"的"落"，可作传到解，也可作构成、成为解。无论作哪种解释，韩愈心目中一定先有一个"冤仇"者在，因为他的构成冤仇的"语言"是客观存在。这个"冤仇"者就是迫害、打击他的人。不过韩愈觉得他和"冤仇"者之间的冤仇并未公开化、明朗化，"冤仇"者打击他，那么在他与"冤仇"者之间必有"中介"人。一想到"中介"人，韩愈首先就疑心到柳、刘。这就是韩萌起这一心思的原因。
柳、刘并没有泄露什么语言给"冤仇"。不过，这是后话，下面再作辨析。我们可以顺着韩愈的疑心作一个假设：柳、刘所泄的"语言"指什么？泄给了谁呢？清人徐震《韩集诠订》说："观此二句（按：指"或虑语言泄"二句），则退之上疏论早，当为密疏。"即是说，韩愈论早密疏的内容，不曾避开柳、刘，柳，刘遂传到"冤仇"者那里了。那么，这"冤仇"者显然指李实。唐故事：谏官上密疏，应不为外人知，倘有泄露，就是失职。杜甫《晚出左掖》诗，"避人焚谏草"一句，就反映了谏官谨慎的心情。李实如果预先知道了韩愈密疏的内容，可以先为防范，也可以密疏泄露为借口反罪韩愈。今人卞孝萱先生亦有此看法，他认为应从柳、刘与李实的交谊上来考察韩愈的怀疑（《刘禹锡年谱》34页，中华书局63年版）。这说法似难以成立。一、柳，刘与李实虽有交谊，但他们与王叔文等订立政治上的"生死"交后，他们与王叔文等的交谊已远远超过与李实的交谊；二、顺宗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皇帝位，即位后第二十七天，就"诏数京兆尹道王实残暴掊敛之罪，贬通州长史"（《通鉴》语，卷236，唐纪52）。远贬李实，是王叔文等永贞党人执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可见，王叔文等早已将为政暴苛的李实视为政敌，只待时机一到就翦除他，柳、刘怎么会泄密疏内容给李实？这一点，韩愈十分清楚，因为他写《赴江陵途中寄赠》诗时，王叔文早已远贬了李实；三、前已说过，韩愈上疏论旱，起初的反应是好的，"天子恻然感"或是韩愈对德宗的开脱和美化，"司空叹绸缪"绝不是他凭空虚拟。如果李实预先作了防范，或是以谏官失职反诬韩愈，则论旱之疏初呈不会有这样好的反应，韩愈也不会有"上疏岂其由"的断然否定；四、倘是李实打击了韩愈，有几个现象难以得到圆满解释：为什么韩愈上疏，会株连了张署、李方叔二人？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文公历官记及年谱，以谓京师旱，民饥，诏蠲免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与同列上疏言状。"似乎韩愈上疏与张、李联名。这是从韩愈三人被贬的现象作出的判断。按之史籍，都没有联名的说法，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提到上疏人凡四，曰："臣伏以今年以来"、"臣愚以为"、"臣窃见陛下"，"臣至陋至愚"。皆是韩愈自称，可见不是联名张署《赠韩退之》诗云："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左宦一联翩。"（见《韩愈集》所附）足证御史台所上状是韩、张联署。撰此稿时，未见于此，特作此更正。。另外，顺宗即位后远贬李实，为什么不召回因弹轨李实而贬在阳山的韩愈等？而直到顺宗内禅、宪宗即位。王叔文等永贞党人纷纷远窜后，韩愈才被召回到长安？
我以为韩愈疑心柳、刘"语言泄"的潜台词，就是暗指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永贞党人打击，迫害了他。韩愈将柳、刘视作他与王叔文等"冤仇"之间的中介人，所泄的"语言"，不是论旱的密疏内容，而是韩愈平时对王、韦等不满的"语言"。柳、刘与韩愈同在御史台供职，韩与柳、刘为文字至交，他的不满王、韦的私下议论并没有回避柳，刘。葛立方《韵语阳秋》说："（退之）阳山之贬，伾、文之力，而柳、刘下石为多，非为李实所谗也。"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也说："退之出官，颇猜柳、刘泄其情于韦、王。"葛立方等据韩愈诗作出的推断是有道理的。
不同意这个推断的理由主要是：韩愈被贬时，王伾、王叔文只是东宫属官，尚未参与政权，且绝不是德宗的"幸臣"。二王固是东宫属官，而永贞党人中重要成员之一韦执谊却和李实一样，在德宗时即是炙手可热的"专政者"和备受德宗宠幸的"幸臣"。《新唐书·韦执谊传》说：
韦执谊，京兆旧族也。幼有才，及进士第，对策异等，授左拾遗。年逾冠，入翰林学士，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宠相埒，出入备顾问。帝诞日，皇太子（即顺宗）献画浮屠象，帝使执谊赞之，太子赐以帛。诏执谊到东宫谢太子，卒见，无所籍言者。（太子）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执谊由是与叔文善。……补阙张正一以上书召见，所善王仲舒、韦成季、刘伯芻、裴茞、常仲孺、吕洞往贺之。或谓执谊曰："彼将论君与权文钩党事。"执谊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窥望。帝诏金吾司，得相过食饮状，悉逐出之。（《引日书·韦执谊传》略同）
方崧卿《（韩文公）年谱增考》云：
德宗末年，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李实、韦执谊辈耳。
《资治通鉴》云：
（德宗贞元十九年）叔文……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卷236，唐纪52）
这几段记载说明了：一、韦执谊也得幸于德宗，其权势气炎不在李实之下；二、顺宗即位前，韦执谊已与王叔文等永贞党人相友善；三、王叔文在未掌握实际权力前，已利用韦执谊的得幸，迫害无辜朝官，他们迫害张正一等，即一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