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韦的迫害张正一等，在贞元十九年九月，即韩愈被贬阳山前三个月。这段史实，《通鉴》、韩愈《顺宗实录》均有记载（《顺宗实录》张正一作张正买）。《顺宗实录》载张正一上书乃他事，与叔文无关，张正一上书得召见，王仲舒，刘伯刍等依常例向他祝贺，然而王叔文多疑，就指使韦执谊陷害了他们。王仲舒，贞元十一年任拾遗时，曾与阳城联名上疏指斥奸相裴延龄，反对贬斥贤相陆贽，是个方正刚直之士。这说明了王叔文等永贞党人的气度多么狭隘。王、韦等的无端打击张正一等，在长安朝官们中引起了慌惧；当时也在长安的白居易后来曾回忆说："臣观贞元之末，时政严重，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众心无憀，以为不可。"永贞党人执政前，新老皇帝、新旧政治力量即将交替，使长安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王叔文为扩充自己的力量，曾广结朝官；他们执政后主要的革新措施与韩愈平素的主张并无分歧（如削藩镇、罢宫市、解除宦官兵权等），然而，韩愈与永贞党人中的柳、刘尽管同在御史台供职，为文字至交，但他却始终未与党局，这说明韩愈在政治上采取了与王叔文等疏远、不合作的态度。这必然要招致王、韦的嫉恨。韩愈其所以采取与王叔文等疏远，不合作的态度，原因之一是韩愈思想上有保守、因循的一面，另外，王叔文等政治作风的浮躁过激、诡秘多疑和狭隘，可能使韩愈对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偏见。基于此，脾性"狂疏"、"鲠言无所忌"（《新唐书》韩愈本传语）的韩愈，私下可能有一些不满的言语要讲出来，而这些言语并不曾回避柳、刘。王、韦等即是韩愈心目中的"冤仇"者，柳、刘即是韩愈心目中他与王、韦之间的"中介"人。
王、韦为什么要打击韩愈呢？就是因为韩愈不肯依附他们。当时的韩愈，虽然刚正式进入官场，但他倡导古文运动，鼓吹儒学，广泛建立师友关系，在文坛上已有很大名望。他对王叔文集团取什么态度，是比较触目的，这就种下了王叔文集团决心驱逐他出长安的根子。在韩愈来说，他对王叔文集团的冷漠态度和不满言辞，会从各种渠道传到王、韦耳里，并不待柳、刘的"语言泄"；对王叔文一方来说，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和陷害张正一一样，在韩愈上疏论旱、皇帝和宰相对所上之疏表示同意的时候，便不顾韩愈在政治上尚可引为同盟，不顾韩愈上疏系伸张正义、为民请命，借"他故"将韩愈三人远贬了事。
现在，很多研究者并不否认韩愈的疑心柳、刘就是疑心王、韦，但却肯定地说王、韦等永贞党人并没有打击韩愈，是韩愈多疑，错怪了王、韦。是的，韩愈的疑心是一回事，疑心得有无根据是另一回事；从李实和韦执谊（背后操纵他的是王叔文、王伾）的政治作风看，在韩愈上疏论旱时，都有打击韩愈的可能性。韩愈怀疑王、韦，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
正因为是王、韦打击了韩愈，所以连带牵连了韩愈御史台同僚张署、李方叔，当贞元二十一年顺宗即位大赦天下时，因为王、韦执掌大权，尽管"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句），而韩愈，张署仅得量移为江陵府参军，境遇并未好转；王叔文执政伊始，首先惩罚酷吏李实，召还德宗时被放逐的陆贽、阳城等，却没有召还韩愈，而一旦顺宗内禅、宪宗即位，王叔文等"八司马"纷纷被贬，韩愈就被召回京师，就任国子博士了。
张署对自己被贬也间接有表白，即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里录的张署的一句歌辞："州家申名使家抑。"州家指郴州长官，使家指湖南观察使杨凭。张署贬临武县，属郴州。这句歌辞说，顺宗大赦时，州的长官申报了他，却为湖南观察使所抑。杨凭是柳宗元岳父；王叔文执政，杨凭因柳宗元关系禀承王叔文意旨，压抑张署，是相宜的。
韩愈写《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诗时，对王、韦打击他是肯定的，只是对柳、刘是否"语言泄"怀疑不定。因为他断定王、韦是打击他的"冤仇"者，所以他虽然模糊地推翻了对柳、刘的怀疑，其实并没有释然于怀。永贞元年（贞元二十一年）十一、二月间，即他写《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后两、三个月，他又在长诗《岳阳楼别窦司值》中谈起自己被贬阳山的悲愤，重新用了较肯定的口气谴责柳、刘的无行：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日，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
其时韩愈由郴州出发往江陵，在岳阳与窦司值（名庠，字胄卿）相别。"爱才不择行"两句即指柳、刘出卖了他。从诗题看，诗是写给窦庠的，但又是写绐刘禹锡的；时刘禹锡坐王、韦党贬朗州司马，与韩愈同在岳阳窦庠处相会。韩愈的诗，不但写给刘禹锡看，并要刘禹锡相和。对韩愈的这种作法，何焯《义门读书记》中曾批评他态度"毋乃强直"、"疏浅"，确实的，这个场面，无论对韩愈、对刘禹锡都太难堪了。但是，"强直"、"疏浅"正说明了韩愈的率直，又因为他胸中长期积襞着疑窦，也欲一决为快。刘禹锡和诗题为《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值>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诗末有：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
两人当时的气氛相当欢洽。统观刘禹锡的和诗，写得比较闪烁其辞，并没有直接回答韩愈"爱才不择行"的质问，只是有如下数句，隐约地算是对韩愈质问的回答：
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己。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陋容昧俯仰，孤志无依倚。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
首二句说他对韩愈的以他为知己感到惭愧。末二句似说韩愈遭贬，他无力援救，原因是他自己尚且立足未稳，难以自保，所以当韩愈被贬时，他只能有"漏川空叹蚁"的叹惋而已。当然，以上刘禹锡诗句，也可作别种解释（所谓"诗无达诂"罢）；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刘禹锡此诗是和韩诗的，无论怎样隐约其辞，总得对韩愈的"或虑语言泄"、"爱才不择行"作出回答。从当时韩、刘的欢洽气氛看，柳、刘并没有"语言泄"；不过刘禹锡终对韩愈的被贬抱着一点惭愧，抱着"漏川叹蚁"的遗憾，证明了韩愈对王、韦打击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韩愈被贬咎在李实或其他什么人，则刘禹锡对韩愈何惭之有呢？这是从韩、刘之间唱和诗寻绎出来的结论。另外，韩、刘在岳阳，至少有一、二日盘桓，私下的剖白更不可免，这些剖白不用悬揣，仍然少不了柳、刘是否"语言泄"及韩愈被贬等问题。韩、刘岳阳分手后，韩愈写有《忆昨行》、《永贞行》诗，更加愤不可遏地攻击二王、韦，攻击永贞党人的革新措施，一面又替柳、刘说了许多同情的话，一反从前怀疑柳、刘的态度。刘禹锡则有写给杜佑的长信《上杜司徒书》，他在信中援引韩愈在岳阳劝慰他的话几达三百字之多。这说明韩、刘在岳阳相会，私下有推诚的剖白，否则，韩愈不会丢弃他对柳、刘的怀疑，韩与柳、刘的友谊也断难继续下去；另外，韩愈也不会变本加厉地更加恶毒地攻击二王、韦（《忆昨行》《永贞行》是韩愈攻击永贞党人措辞最激烈的两首诗）。
已故历史学家黄云眉先生在谈到韩愈阳山之贬时说："当时的王叔文集团，已获得太子（顺宗）一定的信任，如果柳宗元为了交情，打算替韩愈说话，也未尝不可以通过太子的营救，中止韩愈之贬，而柳宗元没有这样做；柳宗元的所以没有这样做，我们以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种不为，就柳宗元来说，是不能算作"抱友朋之愧"的。因为柳宗元深切地了解了韩愈是他文学上的朋友，而不是政治上的朋友，韩愈的官御史，是会给予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以较大的阻碍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5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五七年版）这段话基本未顾及历史事实。王叔文未执政前，一面广交朝官，笼络人力，一面戒劝太子（顺宗）深自韬晦，不要过问朝廷政事，免得引起德宗疑心，动摇太子将来的地位。《通鉴》载："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耶？"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指德宗）在位久，如疑太子收入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卷236，唐纪52）韩愈被贬，太子岂能为之力争？另外，顺宗即位前，柳、刘只是单方面与王叔文交结，史籍未载此时柳，刘与太子有直接关系。韩愈被贬，柳宗元绝不可能面请太子去中止韩愈之贬。正因为是王叔文打击了韩愈，使柳、刘处在进退皆难的境地中，柳、刘的不解救韩愈，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黄云眉先生是抑韩扬柳的，他企图从革新的觉悟上拔高柳宗元，事实上却先陷柳宗元于不义了。
元和元年夏，韩愈被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从此以后，韩愈在诗，文中停止了对二王、韦的攻击（他以史官身份写的《顺宗实录》除外），但仍有数次提及自己的阳山之贬，而那谴责，皆是暗指着二王、韦，并非李实或其他人：
直道败邪径，拙谋伤巧诼。（元和元年夏，韩、孟《纳凉联句》中韩愈句）
自从别君来，远出遭巧谮。（元和元年夏、秋间，韩、孟《同宿联句》中韩愈句）
（署）自京兆武功尉拜监察御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俱为县令南方。（元和十一年，韩愈《张暑墓志铭》）
贞元十九年，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峙。彼婉娈者，实惮吾曹，侧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飘临武，山林之牢。（元和十二年，韩愈《祭张署文》）
其中的"巧诼""巧谮"，显然指二王、韦。尤其是《祭张署文》中的"彼婉娈者……"数句，更是韩愈在准确地描画着的二王、韦的形象。《诗·甫田》："婉兮娈兮，总角卯兮。"婉娈，盖少年美好之貌也。以"婉娈"形容女子，是妩媚、娇好之态；以之形容男子，则谄佞、卑贱之态。这当然不是门第高贵、凶焰万丈、暴虐不仁的李实的形象。韩愈在《永贞行》中攻击二王、韦说："睗睒跳踉相妩媚。"可见，前后十多年中，韩愈攻击二王、韦使用的词汇一贯是一样的。由于二王、韦的永贞革新以惨败告终，加上二王出身微贱（伾、叔文分别以书法、棋侍太子），当时的史籍几乎都众口一词地用这些大致相似的污蔑性语言说到他们：
伾阘茸……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所亵狎。（《旧唐书·王伾传》）
伾本阘茸，貌遳陋，楚语……帝亵宠之。（《新唐书·王伾传》）
（韦执谊）便敏侧媚，得幸于德宗。
（元）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以前时王叔文、王伾猥亵待诏，蒙幸太子，永贞之际，大挠朝政，是以训导太子官，宜拨正人，乃献《教本书》……（《旧唐书·元稹传》）
从《资治通鉴》、《顺宗实录》中，我们还可以列举更多的类似的材料来。总而言之，韩愈阳山之贬，他本人始终断定是二王、韦打击、迫害了他。韩愈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能成立的。
韩愈刚刚正式跨入仕途，就因为弹劾贪吏和为民请命，遭了这样一次无妄的打击，韩愈心情的极度悲愤是可想而知的。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在围攻永贞党人的大合唱中调门最高，攻击最力，这是因为夹杂了他个人难以掩遏的情绪在其中的。当然，弄清韩愈被贬阳山的真相，不是要原谅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攻击，否定他政治上、思想上有保守的一面；但我们可以更公允地评价韩愈的政治立场。另外，从韩愈的被贬，对我们客观地总结永贞革新的失败原因，也是有好处的。
（原刊中华书局《文史漫录》1988年第14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