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祭文》云："幸窃睹其始终，敢不明白而蔽覆！"二句说李伯康独立特行地"孤雊"、"不挠志"地与"彼忄佥人之浮言""相寇"到底，其全过程韩愈是始终目睹了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要在《祭文》中明白地予以揭示，不致使其"蔽覆"。这两句是理解这篇《祭文》关键所在。作为文体，哀祭文不同于与其类似的碑、志、行状之类。碑、志较出于客观，以逝者家世、行迹、功业等为主，哀、祭文则多出于主观，以生者与逝者交谊为线索，较少涉及其他。哀祭文的这种特点，在唐代，因多数作者的写作实际而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式，韩愈尤其如此，如他有名的《祭十二郎文》、《欧阳生哀辞》以及本篇（祭神文如《祭湘君夫人文》、《曲江祭龙文》及祭先烈前贤文如《祭田横墓文》等例外）。韩愈与李伯康的交谊，惟在他待命郴州这一段时间，故我们可以断定李伯康生前那一场颇严重的"不挠志于谗构，遭唇舌之纷罗"事件，无关其他，必与韩、张待命郴州的经历有关。这应当就是"州家申名使家抑"史实的注脚韩愈《祭文》这桩公案，为多数学者不理解，原因在此。如陈景云《韩集点勘》（卷一）云："按权文公《李郴州志》，言时宰盛推其理行，方图陟明；而韩子《祭文》则深惜其被谗，欲为之雪谤于身后，盖尝挂吏议，《志》特微其词耳。"就是没有读懂《祭文》之一例。。从《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可以推知，李伯康为韩、张申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昨者州前搥大鼓"以前，第二阶段在此之后。第一阶段40余日，李伯康因"申名"为观察使杨凭所"抑"，与使府产生"唇舌之纷罗"，且"申名"与"抑"是反复数次的，否则不会拖延那么长时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题径称张署为"功曹"，且张署歌辞云"判司卑官不堪说"、"坎坷只得移荆蛮"，标志着李伯康与使府第一轮抗争结束，而韩、张业已自叹天命准备就道赴新任了。但韩、张再一次推迟行期至9月下旬，这应当不是韩、张的个人意志所能决定，而是李伯康与使府第二轮抗争的开始。第二轮抗争的政策依据是宪宗即位所颁的第三次赦书。第二轮抗争又继续了月余，仍以李伯康失意告终。李伯康持续了80余日的抗争，惊动必然很大，不但与使府的矛盾相当尖锐，而且弄到"百舌其诟"的地步，不但开罪于观察使本人、使府僚属，牵延而及恐怕连朝廷有司也站在他对立面了。如上所说，李伯康能长时间与使府对立，有利于他的法律背景就是唐朝廷反复强调的观察使"但察访善恶，举其大纲，自余郡务，所有奏请，并委郡守"的规定，但在使府权力已经坐大的现实下，李伯康确实也够强项的了。
李伯康不久就"奄忽而逝"，这令韩愈非常感伤，所以《祭文》记录了他与李伯康短暂的交谊，尤详于李为自己申名与使府相争的这一段史实。
再进一步讨论湖南观察使杨凭对韩、张的"抑"。杨凭、柳镇（柳宗元父）与韩愈长兄韩会，当代宗大历间即是朋友（见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柳河东集》卷一二）。杨凭弟凝，贞元间与韩愈同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下，韩为观察推官，凝为判官。从汴州军幕到贞元十九年凝卒，韩与凝关系一直甚为密切（参见韩《天星送杨凝郎中贺正》、《哭杨兵部凝陆歙州参》等诗）。杨凭与韩愈年龄差距较大，官职高下亦悬殊，但韩、杨既为世交，韩愈对杨凭一直敬礼有加。韩愈为四门博士时有《送何坚序》一文，初贬阳山时有《送杨支使序》一文，盛赞杨凭之贤，语气恭维之至。《送杨支使序》又云："今中丞（时凭以湖南观察使兼御史中丞）之在朝，愈日侍言于门下。"当指他贞元中应进士试旅食京华时多次向杨凭干谒。按韩、杨的这种关系，杨凭是不会"抑"韩、张的；杨凭还是柳宗元的岳父，而韩、柳系文字至交，人所共知。然而事实却是如此相悖，而且问题正出在贞元、永贞之际韩、柳的关系上。
钱仲联释"州家申名使家抑"句云："杨凭为柳宗元妻父，自必仰承伾、文一党意旨，公与署之被抑，宜也。"按德宗晚年，政乱年荒，一个标志是陆贽的罢相，另一个是幸臣集团的形成。《旧唐书·韦渠牟传》："陆贽免相后，上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韦）渠牟，皆权倾相府。"裴延龄、李齐运俱卒于贞元十二年，韦渠牟卒于贞元十七年，王绍"谨密"、"不矜炫"（《旧唐书·王绍传》），事实上，当贞元末，得德宗宠信而权倾相府者，李实、韦执谊二人而已。李实是唐宗室，封嗣道王，贞元十九年为京兆尹兼司农卿、工部尚书，"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旧唐书·李实传》）。韦执谊少年得志，时为翰林学士，"出入禁省，略备顾问"，"德宗尤宠异"（《旧唐书·韦执谊传》）。李实强愎蛮干，是真正的气焰熏天、炙手可热者，而韦执谊则属聪俊便敏佞巧之徒。当贞元之末，政局中最可留意者，是韦执谊与太子（即位后为顺宗）侍读王叔文等人的联手。《旧唐书·韦执谊传》："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又《王叔文传》："（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这是一个联结比较诡秘的集团，一股政治上的潜在力量，只待太子登基乃施展其政治才能。但当时的要务，却在于隐秘其事，不露圭角，此所谓"定为死交"本义所在。秘结党人，犯朝臣大忌，何况当老皇帝行将即世之际。
而韩愈不属于这两个宠臣集团。韩愈与李实有一些关系，他初罢四门博士时，曾上书京兆尹李实希求提携。其后韩愈任监察御史，也有人认为或得力于李实，然考之史实，并非如此。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说到自己入御史台云："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陈景云云："谓御史之擢也。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荐授，……公之入台时，李汶为中丞，盖由汶荐也。时同官中名最著者，如柳宗元、刘禹锡、李程、张署等，俱汶所荐。"（《韩集点勘》卷一）愈写此诗时，李实已贬通州长史，臭名昭著，若由李实荐，他不会公然将这位"公卿"写进诗里。上书干谒，干谒时讲些奉承的话，在唐人是极普遍的事，何况韩愈御史台上疏，矛头直指李实，已公开表示与李实的断裂。韩愈与韦、王这个集团亦毫无联络之迹，贞元十九年三月，长安大雪，韩愈有《苦寒》诗，极写长安苦寒，诗末说"褰旒去耳纩，调和进梅盐。贤能日登御，黜彼傲与俭"，将节令的调整有序与政局的开明、时相的贤能联系起来。有人说诗中的"黜彼傲与俭"指韦执渲，不无道理。韩愈虽与韦、王党人无联络，却与已与韦、王"定为死交"的柳宗元、刘禹锡友善，愈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同年入御史台为监察御史。现在看来，贞元末，韩与柳、刘的关系大约仅止于文学创作上的"偏善"而已。倘是道义上的、政治上的至交，为什么韩御史台上疏与张署、李方叔共署而不及柳、刘？这一点很值得深长思之。或者是韩愈已知柳、刘与韦、王结党而有意与他们保持距离，或者是柳、刘谨遵韦、王警告政见上深自韬晦不露圭角，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总而言之，韩愈与韦、王集团的关系是冷漠而疏远的，在人格上对他们是反感而厌恶的。韩愈与柳、刘文学上的交密使他可能较早地获知韦、王等人的结党秘事，又复因此使韦、王预知韩愈对他们的疏远甚至反对。这一点对韩愈后来政治态度的变化非常重要。
杨凭贞元十八年九月以大常少卿为湖南观察使，其时正是韦、王党人秘密"定为死交"之时，柳宗元为韦、王网络其中，杨凭焉得不知？柳、杨为通家之好，又兼儿女姻缘，杨凭对柳宗元仕途理当格外关注。贞元二十一年初，顺宗即位，韦、王用事，凡党人皆得超升，柳宗元自监察御史里行（正八品）擢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杨凭焉得不喜？杨凭未必与于党事，但因为女婿柳宗元深交于韦、王，所以杨凭的好恶因此而移易，是顺理成章之事。顺宗册太子毕，颁布赦书，韩、张待命郴州，虽有李伯康之申名，而杨凭仰承韦、王意旨，予以"抑"之；宪宗即位，赦书又颁，其时韦、王失势，出于一种偏执的心理，再予"抑"之。《旧唐书·杨凭传》说凭"性尚简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李伯康的反复申名，强项不屈，州、使之间的矛盾闹得沸沸扬扬，杨凭执意地一再压抑韩、张，完全符合杨凭的心理和性格。
四、郴州待命后韩愈思想、创作的变化
郴州待命期间"州家申名使家抑"的严重事实，于韩愈以很大的震动，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影响还相当深远，如与柳、刘的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几乎伴韩愈一生。变化之一是，韩愈认定他的阳山之贬与李实无关，而是韦、王党人对他实施打击排挤的结果。韦、王其所以打击排挤他，主要原因又是由于柳、刘的"语言泄"。
关于韩愈的阳山之贬，两《唐书》本传皆云由韩愈"上疏极论官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所说误，论者已辨其非。李翱《韩吏部行状》云"为幸臣所恶，出守阳山令政"，稍近事实，但"幸臣"为谁，则语焉不详。按常规理解，李实为德宗晚年最炙手可热的"幸臣"，而韩愈又是上疏弹劾他，"幸臣"自是李实无疑。想来韩愈本人初贬阳山，也应作如是推理，但其后事态的发展，不能不使韩愈渐生疑问乃至疑窦丛生：德宗崩，顺宗立，赦书初颁，然而何以与自己无缘？韦、王用事，其取人心的措施之一是远贬李实并召回德宗朝被贬的陆贽、阳城等，韩愈曾弹劾李实，何以不在召回之列？韦、王执政，与自己交密的柳宗元、刘禹锡俱得超擢，然而柳、刘二人何以不一顾及自己？从疑窦丛生到彻悟，就是80余日的郴州待命以及待命期间发生的情节甚为严重的"州家申名使家抑"事件：顺宗立太子，赦书再颁，宪宗即位，赦书三颁，与自己素有通家之谊的杨凭何以凭借上司的权力一再"抑"他？当韩愈离开郴州赴江陵判司新任途中，他在诗、文中屡屡提及对柳、刘的怀疑便是他这种彻悟的表现：
孤臣昔放逐，血泣追愆尤。汗漫不省识，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还断不。（《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岳阳楼别窦司直》）
诗中对柳、刘的指责指名道姓，写诗寄（赠）人，以期广为传播。另有同期所作两篇文章，用语虽然含混，但都可以判断所指仍在柳、刘。第一篇是《送孟秀才序》，作于韩愈自潭州往江陵途中。文中郑重地以自己交友的教训告诫这位青年：
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
"吾常（义同尝）折肱"犹言自己在交友方面有大失误，岂不就是说他"爱才不择行"，与柳、刘的相交吗？
第二篇文章是《五箴》，作于韩愈抵江陵不久，其中《言箴》、《好恶箴》分别检讨自己：
幕中之辩，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言箴》）
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前之所好，今见其尤；从之为比，舍之为仇。（《好恶箴》）
《言箴》中"幕中之辩"指佐张建封幕时一段往事，"台中之评"则指御史台上疏，"人反以汝为倾"之"人"，谓柳、刘也。《好恶箴》犹言自己所好、所恶之人，"前之所好，今见其尤"，意谓从前所好之友，今而反被其陷，隐指柳、刘。韩与柳、刘关系的恶化，是双方面的。韩因疑柳、刘失于友道而公开指责柳、刘，柳、刘也因韩的讦直而不能无憾，但有机会也要对韩施以反击或讥刺。我曾有旧文语及，此不赘见拙作《韩愈的阳山之贬析》（载中华书局《学林漫录》十二集）、《说韩愈佚文五篇》（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总之，当永贞、元和间，韩与柳、刘的关系，出现了浓重的阴影，阴影的形成，则始于郴州待命后。这个阴影几乎伴韩愈一生，其消释要到元和后期韩愈贬潮后，柳宗元卒前以后事相托，而韩为柳撰《墓志》是他们重新理解消释隔膜的证明。刘禹锡的个性似乎更激烈一些，直到穆宗长庆初韩愈卒，刘禹锡在《祭韩愈文》中认真检讨他与韩的关系，言语之间才完全释然于怀。
郴州待命后韩愈的又一变化，就是开始对韦、王进行猛烈的批评，其攻击最烈、措辞最严的一首诗是作于永贞元年末的《永贞行》：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韩愈笔下的韦、王等，不但是佞幸、庸夫，而且是居心叵测的谋逆者。诗中如"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数语固然是攻击韦、王，却又分明包括了柳、刘等人在内。韩愈一生从仕30几年，朝中执政大臣奸佞者时有，然而韩措词激烈予以公开攻击如此诗者则无。原因何在呢？主要的原因是韩愈自感韦、王打击排挤自己甚为严重，致使个人仕途极受挫折的缘故。当郴州待命经历了"州家申名使家抑"的压抑之后，韩愈的这种心理刺激格外强烈，再加上适当其时宪宗严厉地惩罚了韦、王党人，于是满腔的冤苦一泄为快。元和元年韩愈奉旨调回长安，心情渐趋平静，对韦、王的攻击遂停；元和八年韩愈为史馆修撰，作《顺宗实录》，他终于可以平心静气为韦、王执政时期的作为作公平的历史评价，个人感情色彩差不多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