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排佛，哲学史上评价不一，但对以下却无异议，那就是：一、反佛态度最为激烈；二、反佛志向终身不渝。然而，结合韩愈的生平研究，我们会发现，当宪宗元和末年、具体说就是元和十四年至元和十五年的两年之间，韩愈的反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两次高潮，分别以元和十四年正月的《论佛骨表》和元和十五年七月间的《与孟尚书书》为标志。当低潮之际，韩愈不但出现了对自己谏迎佛骨的尤悔心情，而且试图对佛理有所认知、有所体验。由于时局的变化（宪宗崩，穆宗立）、个人处境的变化以及始料不到的舆论蜂起，韩愈终于与佛教擦肩而过，其欲认知佛理并予以体验的企图也终于浅尝辄止。
本文试图结合韩愈生平遭际，对其与佛教的这一段特异关系加以探讨。
一．宪宗迎佛骨与韩愈上《论佛骨表》
宪宗迎佛骨之议及初迎佛骨，在元和十三年末，及迎入禁中，在元和十四年正月。长安士庶，至于达官贵宦、后宫庭掖迷狂即是在这一段时间内酝酿、发展而达到狂乱痴迷状态的。当佛骨迎至宫廷后，百万人口的长安城内，出现了"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论佛骨表》）的现象，可以说是自唐立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宗教狂潮。然而，"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其所以如此者，是群臣和谏官知道宪宗迎佛骨的用心不止于"岁丰人安"，而在于个人的祈福延寿。于是，时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乃上《论佛骨表》，极言佛骨之妄和佞佛之非。
就《论佛骨表》的哲学意义而言，可以说并无多少新的理论建树，没有超出韩愈早年所为之《原道》。但是《论佛骨表》所反映出来的韩愈排佛的巨大勇气和坚强意志，在唐代，乃至在中国儒佛斗争史上，都堪称精采的一笔。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儒者以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维护社会秩序、人伦秩序的观点，对佛教界至尊无上的佛祖之骨所表示的巨大轻蔑，对事佛祈福的至高无上的皇帝佞佛行为所表示的严厉批判，客观上也是对陷于宗教迷狂状态的长安士庶的一个当头棒喝。
宪宗佞佛，却不在乎韩愈对佛和佛祖之骨的大不敬，表现出了最大的宽容，使宪宗不能容忍的是韩愈对当今皇帝的大不敬，《表》中"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数语，无异于预言、甚至是诅咒宪宗享年将不久。《旧唐书·韩愈传》：
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群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贵，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潮州刺史。
韩愈是一位颇躁进、汲汲于仕进的人物，于富贵、于功名的急切追求，不断为后世舆论所垢病。为人又孤傲自负，"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旧书》本传）。经了几十年的仕途坎坷，终因元和十三年平淮西军功擢刑部侍郎。韩愈对晚年已获取的高位是很矜惜的，他既非谏官，不承担言事职责，完全可以不去过问佛骨之事，退一步说，即使出于儒者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的责任心谏迎佛骨，亦可以不必言行过激，尤其不必以"夭促"、"得祸"等过份"上忤尊听"的言语去刺激宪宗。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上表奏疏，无非是要警动天听，最后的斟酌处置，仍取决于皇帝本人，如果对皇帝大事挞伐，言辞过于"乖刺"越轨，不但达不到上奏疏应有的效果，反而徒拂逆鳞，迁祸于己。
总而言之，《论佛骨表》成为韩愈元和末年排佛高潮的标志，不在于它具有多么深刻的排佛思想，而在于它措辞的激烈和毫无顾忌，也因为韩愈因此《表》而遭受到他平生最严重的谴谪。韩愈《论佛骨表》措辞为什么如此激烈而毫无顾忌呢？可以归纳出多种理由，例如出于他维护儒学道统、坚持排斥异端的心理，由于宪宗迎佛骨是一次性质严重的奉佛行为，而长安士庶的"老少奔波，弃其业次"不但严重扰乱了长安的社会秩序，"焚顶烧指"、"断臂脔身"等自残行为更是对儒家人伦天常的巨大破坏，由于他儒者的正义感和他对社会的责任心……等等。这些理由都不错，都可以说明韩愈何以要上《论佛骨表》且态度甚为激烈；但是，拿这些理由解释韩愈对佛及佛祖之骨的轻蔑和诅咒甚合，拿来解释韩愈对宪宗奉佛"得祸"致年寿"夭促"则不甚合。宪示云："愈谓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宪宗可以容忍前者而不能容忍后者，也说明以上理由或者是基本的理由而非直接的理由。另有几个原因，相较应当更直接一些：
第一，《论佛骨表》的过激言辞，反映了韩愈对淮西胜利以来误国荒惰的宪宗的严重失望；
第二，《论佛骨表》的过缴言辞，是自淮西胜利以后韩愈久被压抑、屈辱情绪的第一次恣意发泄。
这两个原因，向为研究韩愈生平、思想者所未充分留意，所以有必要略为详述之。
淮西战争，自元和九年八月起至十二年末吴元济授首，前后经过四个年头。宪宗于元和初平四川刘辟及夏绥杨惠琳，至淮西平，他的武功达到了辉煌鼎盛的局面。然而在辉煌成功面前，宪宗渐生骄侈之心，种种误国荒惰行为接连发生。一曰亲小人远贤臣，小人谓皇甫镈、程异之流，贤臣谓裴度、崔群之徒。二曰好财货，钱谷吏皇甫镈（时为户部侍郎判度支）、程异（时为盐铁转运使）逢君之恶，数进羡馀以供其费，并由是得宠。三曰好神仙，企长生，用方士柳泌为台州刺史入天台山采长生之药、迎佛骨于法门寺皆其好神仙之事。十三年九月，宪宗以皇甫镈、程异为相，"裴度、崔群极陈其不可，上不听，裴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上以度为朋党，不之省。"十一月，以方士柳泌权知台州刺史，复赐金紫，使入天台山采灵草，谏官多论奏，上曰：""烦一州之力而能为入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由是群臣莫敢言者。"（《通鉴·唐纪五六》）自淮西平后，韩愈目睹宪宗自堕大业、使四方解体的种种骄侈行为，深感宪宗已非复往日锐意进取颇能自断的英明睿智之君，但因避朋党之嫌，诸事只得保持缄默。迎佛骨之事，亦属事关"入主致长生"而"群臣莫敢言"者，于是挺身而出，与数月来裴度崔群的进谏取呼应之势，其不惜以激烈、"乖刺"的言辞直接戳破宪宗迎佛骨致长生之愚妄者，以其面对的不再是"中兴"英明睿智之主，而是骄惰误国积弊甚深的荒佚之主、已对其严重失望的缘故。
《论佛骨表》云："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风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韩愈执笔临纸之初，未必不谙君臣之礼，未必不欲为宪宗回护并以委婉含蓄之辞出之，但是行文之间，盛气之下，强健辛辣乃至"乖刺"不轨的言辞不由汩汩然来至笔下。韩愈的这种盛气，与他个人抑郁既久的某种情绪有关。此则必须说到他《平淮西碑》的不公正遭遇。元和十二年，淮西平，"群臣请刻石纪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宪宗允之。十三年正月，宪宗将撰写碑文的任务交给韩愈。对于一个文词之臣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观韩愈"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具所任，为愧为恐，经涉旬日，不敢措手"（同上）的心情可知。远在柳州的柳宗元自撰《平淮夷雅》、远在连州的刘禹锡对韩、柳二文评头品足予以抑扬，也可以证明受命撰碑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见《唐语林》卷三）。至三月二十五日，韩愈撰碑文成，呈上，受到宪宗称赞，诏以副本分赐立功节将，树碑于蔡州紫极宫。然而树碑未久，就发生了李愬之妻唐安公主女诉碑文不实及所谓"石烈士"石孝忠、一个粗鄙不文猛悍多力但知效愚忠于李愬的人推倒韩碑的事件，宪宗"亦重忤武臣心，诏斫其文，更命翰林学士段文昌为之"（《新书·吴元济传》）。韩碑被诬不实、皇帝诏磨去重镌，是韩愈文字的一大冤案，此处不予详细论列。总之，韩愈殚精竭虑精心结撰的一篇项美淮西之役的文章被丧失原则的宪宗否定掉了，韩愈直书实录的名誉扫地，韩文的名誉也扫地，韩愈蒙受了巨大的侮辱。今存韩愈诗文，看不到韩愈对此事件的反映，因为这是当今皇帝的处置，与韩愈作对的表面上是李愬之妻唐安公主女，和一个鲁莽不文的"石烈士"，但其背后却是颇有儒将气度、入蔡州擒吴元济、朝廷倚为肱股的李愬。这一番羞辱，韩愈只得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四月，郑馀庆拜尚书左仆射，宪宗以郑为详定礼乐使，郑奏韩愈及礼部侍郎李程为详定副使，这是一个钦命的临时写作班子，郑馀庆是韩愈老上级，他请韩愈为副使，暂时脱离尚书省刑部机关，说不定是他特意安排，因为当时正是韩愈情绪最沮丧，羞辱感最强的时候。礼仪详定工作结束，约在十三年夏秋间，韩愈仍归刑部理事，但他的情绪似乎仍然没有恢复过来，有《独钓四首》，是其情绪极度抑郁无聊赖的反映。其一云："太平公事少，吏隐讵相赊？"其二云："坐厌亲刑柄，偷来傍钓车。"其三云；"所嗟无可召，不得倒吾瓶。"其四云："所期终莫至，日暮与谁回？"韩愈在这种抑郁情绪中缄默了整整一年，到宪宗迎佛骨、草《论佛骨表》之际，久积在胸的羞辱感得着了一个突破口，于是便恣意地来了一次宣泄。
以上两个原因直接导致韩愈写出了代表他晚年反佛高潮的《论佛骨表》；与此同时，我们还不能忽视韩愈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旧书》本传谓其性情"褊僻"，"褊僻"，易于冲动失控制之谓也。在徐幕时韩愈与张建封发生冲突，御史台时上《论天旱人饥状》，分司河南时与郑馀庆冲突，以及晚年为京兆尹时与李绅的冲突，都多少与他"褊僻"的性格有关。而谏佛骨时，韩愈"褊僻"的性格似乎发作得格外厉害、格外冲动而处于失控境地，《论佛骨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唯其如此，韩愈高涨的反佛情绪，又有暂时性、不稳定性的一面，所以，当远贬潮州的结局降临、情绪冷静之后，他又易于陷入反思和自咎的境地，从而再导致他降低反佛情绪，甚至逆向地产生了亲近佛理、试图体验佛理的欲望。
二．眨潮途中的反思及与元集虚的相遇
贬潮之初，韩愈的心情是悲愤与激昂的交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在为国事献身的正义感和恣意宣泄后的快感驱使下写的一首绝唱，李光地《榕村诗选》曰："《佛骨表》独映千古，而此诗配之。"在高亢的情绪中，此诗也仍然有蹈入绝域之地必死无疑的莫名悲怆。随着远贬的现实越来越残酷地摆在面前：遭途的遥远，潮州的僻远穷恶，举家老幼的遭谴，幼女的夭亡，以及原来优裕舒适的家居读书生活的丧失……，韩愈很快陷入了冷静的反思之中。第一，自己年已衰朽，馀日无多，而宪宗年仅四十二，仍富于春秋，此生必无回朝之日；第二，宪宗近年虽颇多骄侈荒惰之事，但与此前的肃、代、德、顺宗相比，仍不失为英主，平刘辟、夏惠琳，讨淮西，安定淄青及镇州，诚是旷代之功；第三，宪宗于自己，有引擢之力，君臣际遇，毕竟是基本的事实，而《论佛骨表》严重触犯宪宗，言辞确有冲动鲁莽之处……。越过秦岭，进入邓州地界，韩愈有《路傍堠》诗：
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吾君勤听治，照与日月敌。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何当迎送归，缘路高历历。
其况味就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大异其趣，"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释"，甚悔其《论佛骨表》的出言孟浪。这种尤悔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他抵达潮州之后，如《次邓州界》："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食河曲驿》："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乖角，图史弃纵横。下负朋义重，上孤朝命荣。杀身谅无补，何用答生成？"至于《潮州谢上表》中"臣以狂妄戆愚，不识理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云云，则更是尽人皆知的哀怜之词了。
行至衡、郴一带时，韩愈得遇元集虚，使韩愈的反思尤悔心情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元集虚，字克己（见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行十八。于当时文士之中，元与柳宗元、白居易特别交厚。
元集虚时在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幕下为吏，其职为协律郎，所以韩愈诗中称他"元十八协律"。裴行立与韩愈元和初为河南令前后任，交往不多，但他出于对韩愈贬潮的同情，着元集虚持书及药物慰劳韩愈于途次。元集虚在入桂幕以前，是一位不乐世务的"山人"，但极有学问，柳宗元在永州时，有《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对元集虚的治学之道有过概括和归纳。大抵元集虚以为孔、老、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以及后世传入的释家之学，其间并无"抵牾而不合者"，"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于同道。"韩愈对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深不能同意，有书致柳宗元，时在元和五年（韩致柳书今韩集不存）。孔老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间有"通而同之"之处，韩愈是不会反对的，他有《读鹖冠子》一篇，云："《鹖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又有《读墨子》一篇，云："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所不能同意的，是孔、释之间的"通而同之"，柳宗元继有《送僧浩初序》，对韩愈的指责有备细辩答：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其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髠曰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