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侠客行》《李太白集》卷三。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日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追弄沧海月，战罢阴山空。卢照邻《结客少年场行》
一身能擘两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王维《少年行四首》其三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四首》其三
这反映了唐人所承继的自北朝以来的尚武精神和重边功的心理，也与当时文士普遍具有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鲁儒甘被笑，对策鬓皤然"的心理相同分别为杨炯《从军行》句、王贞白《少年行二首》其一句，见《全唐诗》卷五〇、七〇一。。这些侠少们在长安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呢？且看唐人笔下这一群体的形象：
十八羽林郎，戎衣事汉王。臂鹰金刚侧，挟弹玉舆傍。驰道春风起，陪游出建章。
侍猎长杨下，承恩更射飞。尘生马影灭，箭落雁行稀。薄暮随天仗，联翩如琐闱。
玉剑膝边横，金杯马上倾。朝游茂陵道，夜宿凤凰城。豪吏多猜忌，毋劳问姓名。
李嶷《少年行三首》
金紫少年郎，绕街鞍马狂。身从左中尉，官属右春坊。戋刂戴扬州帽，重熏异国香。垂鞭踏青草，来去杏园芳。
追逐轻薄伴，闲游不着绯。长拢出猎马，数换打球衣。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
邀游携艳妓，装束似男儿。杯酒逢花住，笙歌簇马吹。莺声催曲急，春色送归迟。不以闻街鼓，华筵待月移。
游市慵骑马，随姬入座车。楼边听歌吹，帘外市钗花。乐眼从人闹，归心畏日斜。苍头来去报，饮伴到倡家。
李廓《长安少年行》其一、二、五、九
……斗鸡下社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双双挟弹来金市，两两鸣鞭上渭桥。渭城垆头酒新熟，金鞍白马谁家宿？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新酒新君家。小妇春来不解羞，娇歌一曲杨柳花。
崔颢《渭城少年行》
轻薄儿，面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双镫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
顾况《公子行》
少年初拜大长秋，半醉垂鞭见列侯。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玉萧金管迎归院，锦袖红装拥上楼。更向苑西新买宅，月波春水入门流。
于鹄《公子行》
大体可以看出侠少们的生活状况。他们臂鹰挟弹，"陪游出建章"、"侍猎长杨下"，护卫、陪伴皇帝出游或狩猎，这应是他们的职事；至于奉差公干之外，他们或者结伴骑马游冶，或驰马于街衢，或鸣鞭于渭桥，有时携妓出游，妓女则"装束似男儿"。他们或者斗鸡、走马、打球，"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绝不受长安宵禁的限制，"豪吏多猜忌，毋劳问姓名"，官吏知道这些不受约束的人就是皇帝的近侍，哪里还敢询问他们的姓名？至于宿在何处，则无一例外的是宿于娼家。他们少年得志，"少年初拜大长秋"（"大长秋"是宫廷近卫武职名），"闲游不着绯"，"绯"（朱红色官服）已是文武官五品的服色。他们总是有贵戚、贵宦的家庭背景，有特权，又有金钱，面如玉、熏异国之香，买甲宅，放肆地游玩、豪饮，无节制地眠花宿柳。他们的生活，代表了长安城中最无忧无虑、最放纵无检束的一群人。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长安侠少，每至春时，结朋连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络，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从之，遇好囿则驻马而饮。""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渊薮。"可证以上所引诗，正是所谓长安侠少们的生活实录。试想，在长安大道、坊里间，在歌楼酒肆里，处处可以看到这些下直或轮休的禁卫军士们，他们以游侠自居，个个鲜衣怒马，日日呼朋引伴，斗鸡飞鹰，纵酒豪赌，挟妓浪游，这光景，不是比上朝的官员们，携卷的举子更引人注目顾盼吗？本文前面曾说，最能体现长安政治意义的是天子和百官，最能体现长安文化意义的是口不绝吟的举子生徒们，最能体现长安商业意义的是工商贾客们，而这些游侠少年的禁卫军士们，则可以说体现了作为首都的长安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唐代的军事策略，要而言之是所谓"重首轻足"、"举关中之兵以临四方"，陆贽（唐德宗时为翰林学士、兵部侍郎）《论关中事宜状》中说："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全唐文》卷四六七。玄宗开元以前，天下置府兵633所，关内置府261所，京兆置府131所陆贽文称全国军府八百、关中军府五百，应为六百、二百之误，详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五章所考。以上府兵数字，亦参谷著所考定。，每府按兵员千人计，天下兵约六十余万，关内兵近三十万，京兆兵十三万。这就是"重首轻足"、"举关中之兵以临四方"的本意。明乎此，则长安城中禁卫军士之众，就不足为奇了。
盛中唐之际诗人韦应物《逢杨开府》诗，有一段自述其生平的话：
少事武皇帝，无赖侍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扬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韦应物出身于长安名门，但因家道破败，他并未走读书入仕的家庭传统道路，而是执戟宫廷，成了一名玄宗的侍卫，也就是唐诗中的侠少。韦应物初入宫廷卫队在天宝十载（751年），时年15岁。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安史叛军攻陷潼关，玄宗幸蜀，韦应物侍从不及，流落关中。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年），22岁的韦应物才重新进入太学读书。从韦应物的自述可以看出他担任宫中侍卫的生活：横行里中、违法乱纪、赌博（樗蒲是一种赌具）、偷人妇女……与其他诗人用乐府旧题所写的长安侠少生活毫无二致。
韦应物诗中已说到他当年的违法行为："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唐人关于游侠少年的诗，对他们放荡生活之外的违法干纪行为--报仇杀人也屡有反映：
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
孟郊《游侠行》
百里报仇夜出城，平明还在娼楼醉。
张籍《少年行》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
高适《邯郸少年行》
可以看出，侠少们已由放荡、赌博、斗鸡、走狗发展到干犯法纪欺压良善、杀人报仇，已不单纯是侠少年而迹近恶少了。王建《羽林行》就不再称他们为侠少而径呼其为"恶少"：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这位长安"恶少"在长安城里鼎鼎有名，无人不知晓，他大胆到"楼下劫商楼上醉"，无非是因为自己有"羽林"的身份和豪贵家庭的双重保护（"散入五陵松柏中"表示他的居家所在，"五陵"自汉代以来是豪富贵臣聚居之地）。待到因杀人太多按律必须处死的时候，朝廷却因为他有军功而赦免他。"九衢一日消息定"是更进一层：大约这个羽林恶少遇赦之后仍不知收敛，继续为非作歹，长安通衢大街人人都在流传一个确定的消息，说他此次必死无疑了，却不料他还有逃脱之方：改名换姓。改名换姓之后的他仍在羽林军中，在宫殿前悠闲地仰射飞禽，一副谁也莫奈其何的神态。
李益《汉宫少年行》也写了一位长安恶少，这位恶少得势之时"金张许史伺颜色，王侯将相莫敢论。"金、张指汉代的两个大官僚金日石单和张汤，许、史指汉代两个有权势的外戚：宣帝许皇后家和宣帝母史太后家。小小一个羽林军人，连金、张、许、史都奈何不得，则这位羽林恶少背后的势力可想而知。杜牧文中曾说："当贞元时，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子联为国婿。宪宗初，宠于頔，来朝，以其子配以长女。皆挟恩佩势，聚少侠狗马为事，日截驰道，纵击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问。"王武俊、王士真、张孝忠都是德宗时有势力的藩镇，他们的儿子皆尚公主，即我们通常说的"驸马爷"，其在长安的威风八面，横行霸道，可想而知。
考察唐长安禁卫军士的由"侠少"到"恶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安史之乱后禁军地位的日益隆显重要，二是府兵制的破坏，禁军由府兵"番上"为就地召募，而召募则不免素质低下的"市井屠沽"、"长安奸人"之流入于禁军之中。唐德宗饱受叛乱之苦，曾被迫离开长安，先出奔于梁（今陕西汉中），再出奔于奉天（今陕西乾县）。《新唐书·兵志》载："自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王建笔下那位"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的长安恶少，想来就是扈从德宗的"兴元（即汉中）元从"、"奉天（即乾县）定难"的功臣，其杀人不偿命的特权是德宗钦赐给他的。京师禁军的无法无天，约自安史乱后为严重，经中、晚唐，愈演愈烈，"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比，考核、查验）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比（比、附、属）于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中唐以后，横暴为非的禁军几乎史不绝书，少数几位敢于与禁军抗衡斗争的京兆尹（长安行政长官）或赤县令（京兆属县行政长官）的事迹也屡见于史书。略举数例：
杨於陵，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为京兆尹：
先是，编民多窜北军籍中，倚以横闾里。於陵请限丁制，减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无所影赖，京师豪右大震。《新唐书》卷一六三《杨於陵传》。
刘栖楚，敬宗宝历元年至文宗大和元年（825-827年）为京兆尹：
数月，改京兆尹，峻诛罚，不避权贵。先是，诸恶少窜名北军，凌藉衣冠，有罪则逃军中，无敢捕。栖楚一切穷治，不阅旬，宿奸老蠹为敛迹。一日，军士乘醉有所陵突，诸少年从旁噪曰："痴男子，不记头上尹邪？"《新唐书》卷一七五《刘栖楚传》。
薛元赏，武宗会昌四年至会昌五年（844-845年）为京兆尹：
会昌中……复拜京兆尹。都市多侠少年，以黛墨鑱肤，夸诡力，剽夺坊闾。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余党惧，争以火灭其文。……禁屯怙势扰府县，元赏数与争，不少纵，由是军暴折戢，百姓赖安。《新唐书》卷一九七《薛元赏传》。
李频，宣宗大中末年为武功令：
于是畿民多籍神策军，吏以其横，类假借，不敢绳以法。频至，有神策士尚君庆，逋赋六年不送，悍然出入闾里。频密擿比伍与竞，君庆叩县廷质，频即械送狱，尽条宿恶，请于尹杀之，督所负无所贷。豪猾大惊，屏息奉法，县大治。《新唐书》卷二〇三《李频传》。
从"侠少年"到"恶少年"，仅仅只是一个称谓的转换，却反映了唐王朝由治到乱的变化。唐诗为我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变化的全过程。
（原收在《唐诗与长安》一书中，西安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