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目标上的模糊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经济发展领域有极为精确的量化衡量指标，如CNP、GDP等。经济统计可以囊括大到经济规模，小到具体产品产量等各个方面，精确度也可以达到小数点之后多位数。在社会发展领域，许多指标仍然可以量化，例如城市化的比例、识字率、大学生毛入学率、科技人员在劳动者群体中的比例、医生比例、参加选举投票人数比例，乃至人们的收支状况、健康水平等等。然而，在对其他一些社会发展内容，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就无法做到精确的量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文化的特性在发生着作用，越是在纯精神的领域，采用定量的标准的难度就越大。
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过程和结果可以由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某一具体过程完结时，它是相对静止的，因而可以进行比较精确的度量。然而文化活动却同时具有物化和非物化双重特性，而且往往物化的东西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非物化的内容才是其核心。例如人们到书店去买书，在数量上是可以统计的，但人们并不以购买纸张以及上面的印刷符号为目的，而是以接受其中所包含的精神内容为文化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依据书籍市场销售量的一个统计指标，来对读书这种文化活动的规模和效果作出客观的、精确的分析。如果再考虑到许多文化活动产生的“滞后”和“延续”效应，就更无法运用与经济分析完全一样的精确数量指标来进行衡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现代化的目标是模糊的、概观的。
2．方式上的继承性。应该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包含有继承性的因素，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但在经济、政治（特别是制度体系）领域中，创建是其核心。为了实现新的飞跃，往往需要从根本上打碎或者摒弃旧有的东西，从而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例如当西欧许多国家从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向近代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就将旧有的模式打碎，建立起机制、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本质变革的新的经济制度。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也必须打破旧的经济体制。但与之相比，文化的现代化就不同，传统文化不仅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参照系，而且还是其发展的基础，是其实现现代化的起始点。在一些成功的实现文化现代化的案例中，他们并不是彻底推翻旧的文化传统重新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而是传统与发展的结合。例如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英美等国运用新教理论的原理发展而成的资本主义精神、新加坡等国对儒学传统的发扬等。从严格意义上说，完全摒弃传统文化而新建一种现代化文化的例子是不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上的继承并不采取经济领域中常见的那种保留形式而改变内核的方式，恰恰相反，文化的继承往往是要将传统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精华接受下来。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西方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文化原因时就指出：“在苦修来世、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为一方，以身体力行资本主义的获取为另一方的所谓冲突中，最终将表明，双方实际上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可以在“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页。。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继承什么，创新什么，是由文化本身具有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从总体上讲，任何文化都有一个极其漫长的形成和积累过程，由不断地渐进而趋于高峰。一旦某一文化体系形成，就具有非凡的坚固性内核和渗透性外延。同时，任何一种文化体系都是伴随着创造这个文化的人群（部落、部族、民族等）而存在，成为这个人群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这个人群完全消失了，否则与之共生的文化是不会消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只会发生变革，而不会彻底消亡。任何脱离了传统的文化都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连生存都很困难，也就更不能谈什么现代化了。
3．性质上的适应性。文化现代化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一样，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换个角度说，并不是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灿烂的传统文化就一定能自发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传统文化只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基础，只提供了现代发展的一个可能条件。衡量一种文化是否能实现现代化，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适应经济基础现代化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当二者的关系协调时，就相互促进、比翼齐飞，当二者的关系不协调时，就相互制约，带来经济的衰落、文化的凋零。与经济发展特别是生产力发展相比，文化远没有其活跃，只有当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革之后，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大变革才可能全面展开。所谓适应也就是改变，即改变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的、保守的成分，使之焕发出新的活力，起到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否则，传统文化也就成了“陈旧”的同义语，非但不会有什么现代化，反而会成为现代化的一种阻力了。
在世界上许多后发展国家中，由于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于是，经济领域的建设和进步往往最先启动，而且最易见效。但当这个进程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改革问题就会凸现出来，这也正好印证了生产力最为活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这样的理论总结。一些石油输出国和拉美国家，在经济上发展很快，但一直被排斥在现代化国家之外，就是因为在文化领域离现代化相差甚远，这种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使他们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4．表现形式上的多元性。经济发展可以量化。对于经济现代化的某一个衡量标准，尽管有其他国家认可与否的问题，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经济指标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则是可比的。经济发展可量化的特点，就决定了全世界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某国家、某地区经济现代化的程度。而文化领域中标准的模糊性便决定了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模式、一个标准。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对文化现代化的多元化特征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尽管现代化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但西方文化并不如许多西方学者所主张的是什么“普世文明”，因为“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他明确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许多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新加坡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在20世纪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跻身世界前列、多次被评为最具竞争力的东南亚小国，并没有全盘照搬西方文化模式。新加坡坚持传统的儒教伦理与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带有鲜明东方色彩的文化样式，其人文发展指标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参见\[美\]保罗·肯尼迪：《未雨绸谬——21世纪做准备》，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的现代化是没有止境的，从纵向看，它上承历史，下继未来，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进步的过程；从横向看，它内守自身精华，外融他家营养，呈现一种日益丰富、提升的态势。同时，每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与经济全球化同步，不断向外辐射、扩充着自身的影响，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着一席之地。
第三中国文化及其现代化
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几乎是同时的。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开端的，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由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兴起的。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以其创造性思维，逐渐形成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原则，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当前，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进行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过程的同时，也面临着文化的现代化的历史课题，对于文化的内涵和本质我们已经作出基本的界定，那么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也需要予以回答。
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用传统文化的思想、概念、范畴去套用或解释现代社会，也不是用现代的思想内涵去注解传统文化，更不是用西方文化去割裂和肢解传统文化。而是要站在现代科学发展的高水平的基础上，用扬弃的思想去吸取传统文化中对现代社会有用的那些优秀精华，创造出能为现实服务的东西，这才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要求和必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内涵，可以从客观基础、组成结构和核心本质几个不同角度分析。
从文化形成的客观基础和发展历程来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实践，要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践中产生，并且作用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变革。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要考虑当代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客观现实，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中汲取促进传统文化转化的积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跨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和许多观念，更跨越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制度、观念、人们心理、行为的遗影，给未来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挑战。因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意味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思想观念体系。同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因而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化。
从组成结构来说，广义的文化结构，可以表现为物质形态、制度和体制、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个层面。文化的现代化也包括这四个方面。所谓文化的物质形态层面的现代化，是指文化的各种载体和物化手段应是现代化的，即反映了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成果和要求，如：现代的建筑、各种艺术形式、文化信息的传播方式等等。所谓文化的制度和体制层面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各种社会生活制度和体制、包括文化制度和体制的现代化，如：我国在2000年提出的要推动和建立“文化产业”，即是符合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要求的新概念。所谓风俗习惯的现代化，则是指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的现代化。就是扬弃传统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旧的习惯、风尚习俗，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所谓思想、价值观的现代化，则是文化的深层次、精神层面的内容，是指从传统思维观念向现代的根本改变。
从核心本质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是狭义文化内涵的现代化，或者说就是思想、价值观的现代化。由于文化不是与经济、政治、自然活动领域或其他具体对象相并列的一个具体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制约人的行为方式的深层的、机理性的东西。所以文化的现代化，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指内在于人们社会行为的又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的现代化，主要是文化价值、文化观念、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其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应是以人为本的、一切为了人，也就是要符合和满足人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
在当代中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建设符合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致的。这就是要建设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涉及到与传统文化及其未来文化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国人曾有过不少设想，但其中有两条是我们断然不能赞同的，一是对儒家道统稍做一些包装，使之继续主宰人们的思想意识，这是官文化存留和作用的表现；二是以资本主义文化为主导，主张在经济上向西方看齐的同时，在文化上也要“西化”。关于儒家文化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都没有使中国腾飞，今天“新儒家”企图用儒家道统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导思想，这种思路是不合时宜的。关于西方文化，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话中，所谓“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都被历史事实所验证为是错误的。一种文化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当面对与其他文化的亲密接触时，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的淘汰对方，也不是完全地放弃自身的存在。资本主义文化，它在现实条件下还存在一些积极因素，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文化，但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相比较，则明显地表现出落后性，因为它与文明主体的利益和意志是不一致的，它代表的只是少数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和意志，因此，不能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道。
要说明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能简单地作整体化的抽象讨论，如果这样，就极易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作简单化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指中国的古代文化，还应该包括一百多年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这里包括：在长期共同反抗外来侵略中激发并增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信念，逐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等等。在改革开放中，中国人民又积累起不少独特的新经验，出现了新的精神风貌。这些都已成为中华文化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