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格哈特教授是世界价值观念调查项目（World Values Surveys）委员会的执行主席，参加该项目的80名专家对43个国家进行了问卷调查，该项调查覆盖全球70%的人口。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共进行了三次，分别是1981～1982年，1990～1991年，1995～1998年。殷格哈特教授等80名学者对这些国家的调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国家如尼日利亚刚刚开始现代化；有些国家如中国正加速进行现代化；有些国家如韩国接近于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转折点；有些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等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北欧国家（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和荷兰是世界上最具有后现代化特点的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代化进程的现状，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后现代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根据韦氏辞典，“现代”指大约公元1500年到当前的这段历史时间，没有明确时间下限，当前的时代就是“现代”。如果“后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那么，“后现代”是什么时候？当前的时代是不是“后现代”？如果当前的时代是“后现代”，那么，“现代”和“后现代”在时间上就是交叉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时间上，“后现代”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事实上，有些学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称为“后现代阶段”，有些学者把70年代以来的发达社会称为“后现代社会”。由此可见，“后现代”概念的自相矛盾已经发生。首先，“现代”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时间概念，已经使用了数百年，要想改变它，谈何容易。其次，它没有包含知识经济、网络社会等新发展和将来的新变化，更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再次，它具有表达能力的局限性。它认为现代化不是历史的终点，后现代化也不是终结，后现代化以后是“后后现代”，这就有文字游戏之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后现代”以后是什么？
总之，不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化理论，都容易让人感到迷惑。“后现代”概念的时间不自恰，必然影响后现代化理论的传播和应用。在某种意义上，后现代化理论是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参照的，它没有完全超越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束缚。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后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研究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研究。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克教授在1976年出版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中谈到，有大量文献讨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往往把它们称作“后工业化社会”。
五、新发展观
进入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佩鲁提出了“新发展观”，使西方社会发展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佩鲁对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抛弃了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传统观点，认为必须从人的活动及其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他提出，经济学并不是一种单纯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相反，“1．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2．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166页。。
佩鲁认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一切人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围绕着以人为发展目标，他提出许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极为有利的思想和见解。例如：
1．要促进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
2．要使人们从外部控制解放出来，并使这种解放与每个人的体力智力的发展相一致，把活力逐步灌输到整个有机体的发展过程；
3．通过共同努力，使人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意识地自己教育自己，并不采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解放；
4．人力资源是资源中最可贵的东西，要尽力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激励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5．要自觉地按照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的价值标准来生活，改造和加强各种组织结构，以便提供一个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精英的多方面创造才能得以发挥的制度；
6．促进发展中的动态因素的增长，如提高人口质量、技术进步能力，激励发明和改革，以及促进制度更新；
7．加强物质设施和信息服务的建设，为组织传播有经济效益的信息；
8．迅速使革新和投资的收益、科学知识和艺术创造性在整个人口中普及；
9．提倡自力更生的发展形式。自力更生能充分发挥人们自身的力量，教育人们运用合适的技术在国内生产他们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东西，摆脱对国外的依赖和控制。
从“以人为中心”发展目的出发，佩鲁提出，社会发展应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新发展观”首先强调“整体的”发展。佩鲁说：“整体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这一术语当然适用于具有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各种实体，如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团或整个世界。”\[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新发展观”同时突出“内生的”发展。“内生的”发展的内容是指“从内部”自力更生，“内生的发展计划是建立在对潜在人力资源鉴别的基础之上。它把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不同职责作了划分，试图把地区目标与国家目标加以等级区分，并在向上的信息流与向下的信息流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联系。这种信息流不仅能够传送各种指令以及对这些指令的反应，而且可以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赖”\[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新发展观”还重视“综合的”发展。“综合的发展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与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加强的内聚力。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分析时，这两种含义是相互兼容的”\[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佩鲁强调发展的“综合性”，主要是重视结构内部稳定协调的发展，突出组织在结构中的作用，其中尤其是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而不是仅仅强调市场的作用。
佩鲁转换研究视角，倡导以人为中心，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跨学科地研究发展问题，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赋予发展概念以更丰富的含义，对发展前提、发展过程和发展目的作出了新的阐释。但是，在佩鲁的“新发展观”里，“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他的发展视野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又说，在所有权等方面，“经济同样服从于文化价值”\[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六、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其主要代表作之一，发表后被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这一论点的提出，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争论。
具体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冷战之后，世界格局第一次呈现出多极化和多元文明化的趋向。现代化的结果不是一种普遍的文明，也不是一种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总体而言，世界可以划分为七至八个文明体：即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和拉美文明。它们之间的冲突和合作构成了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第二，各文明体之间的力量平衡已发生变化。“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第三，坚持西方文明普遍性的人们将会与其他文明体发生冲突，极有可能与伊斯兰世界和亚太发生冲突。亨廷顿认为，各文明体之间的全球大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并非绝对不可能。一旦各文明体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战争最终将演变成各文明体之间的全球大战：即美、俄、欧盟和印度对亚太和伊斯兰各国的战争。
第四，西方的再生取决于美国人重新认同他们的西方人身份，以及西方人承认他们的文明只是唯一的，而非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存它，以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但是要避免各文明体之间的全球大战，则取决于世界领导人是否接受和共同携手来维护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的特征。参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372页。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要重视多元文明对当代世界现代化的共同作用，告诫西方人历史并未终结，现代化仍在继续，文明还在发展，冲突又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无疑是对福山的自由主义至上理念和西方中心的盲目乐观立场的否定和批评。但“文明冲突论”也把历史与现实中局部的民族、宗教文化冲突过于绝对化了，无视各文化之间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事实。国际冷战时期的结束，意味着国际关系中激烈的军事抗衡有所减弱，集团型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所减缓，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加强。世界的文化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不同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既存在着冲突，也存在着融合。冲突不一定非得对抗，也可以是交流。无论是融合还是冲突都不是绝对的，在融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也会彼此慢慢地渗透，最后趋于融合，这是文化交流中的常规现象。把任何一方绝对化都是违背辩证法的。
七、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萌芽于1972年，正式提出于1980年，系统化于1987年，到了1992年，便在世界范围内实施行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中的环境、资源、人口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学者多次发出关于人口爆炸、能源危机问题的警告。一些环境学家、人类学家多次向世界呼吁，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作者较系统地阐述了整个人类生产行为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报告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明了的逻辑，阐发了这样一种思想：由于我们脚下星球的有限容积，人的扩张有其必然的限度，从而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自满进行了一次直接的抨击。报告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为了避免人类陷入这一困境，报告提出人类应在1975年停止人口增长，到1990年停止工业投资的增长，以达到“零度增长”下的“全球均衡”。
进入80年代，由于人口膨胀、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在人类对自身与自然之间存在的日趋紧张的矛盾关系的现实忧患中领悟出来的。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组织会同许多国家政府和专家参与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份大纲虽然主要针对资源保护问题而没有涉及更大的领域，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六七十年代盛行的就环境保护论环境保护的思维和做法，明确提出应该把资源保护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简单对立。
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和推行起关键性作用的是1983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该组织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领导下，经过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专家900多天的工作，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被称为“布伦特兰报告”）。报告以“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共同的努力”三篇章节概括了当前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并对“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了具体阐述，明确提出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了确保人类的持续存在和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社会的持续性等。1987年召开的第42届联大通过了这份文件，使它成为联合国及全世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带有指导性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的系统化。
经过全体联合国成员国的共同努力，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一次确立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新战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中有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会议制定并通过了《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等重要文件，详尽而深刻地阐明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丰富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且提供了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方案，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这次会议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且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了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找到了一条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里约热内卢会议为人类举起可持续发展旗帜、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作了有力的动员，使可持续发展由口号变为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