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危急！11月30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给全体将士下达命令：“……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胜负至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后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12月1日，红军战史上不轻松地写下了这个日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博古、李德不敢想象这一天！
从凌晨开始，天空中不时地响起敌机的引擎声。飞机不停地向湘江中渡江的红军狂轰滥炸，江面上不时涌起一股股冲天的水柱。每一声爆炸，就是一片鲜血！江水被染红了。
毛泽东拄着一根竹竿走上了浮桥，警卫员警惕地跟随前后。
突然，毛泽东站在浮桥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江面上漂浮着的战士尸体和染红了的江水，一声不吭。这时，敌机轰炸得更厉害了，炸弹接二连三地落在毛泽东站立地方的江面上，弹片乱飞，水柱飞溅。
“主席，走吧！太危险。”警卫员劝说着。“主席，快过江！”后面的人催促着。
毛泽东收回目光，在警卫员的搀扶下向前走着。这时，在东岸渡口传来关切而响亮的声音：“毛泽东过江了没有？”
“刚过去！”有人回答着。周恩来的脸上露出了放心的表情。午后，红军主力部队基本过了江。傍晚，一军团首长得知彭绍辉、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还在江东岸。“这是革命的后继人！”于是，当即派出一支部队，重渡湘江，把“少共国际师”接了过来。
湘江流淌，呜咽着悲哀的歌。
此次渡江，红一军团严重减员，一师三团出发前是2700多人，过湘江损失过半。红三军团的一个团被敌人切断，未能渡过湘江。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和红八军团被敌人切断和打散的部队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九军团损失也很大，许多师团级干部牺牲。渡过湘江之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过途中的减员，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牺牲，只剩下3万多人，折员过半！面对漂浮着战士尸体、斗笠、行李、文件等的湘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知到每个战士都异常悲痛。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从此再也见不到了。他们的眼泪干了！静静地思索着：为何这样惨呢？应当由谁负责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明白，红军指战员明白！这个时候的博古似乎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他有些痛心疾首。而李德也无话可说了，耷拉着脑袋，默默地跟在队伍的后面。
毛泽东望着备受痛苦折磨的妻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长征途中的条件和环境是异常艰苦的，不但吃不到粮食，就连喝的水都没有。有时几天不能洗脸，洗头就更谈不上了，人人身上、头发都生了虱子，毛泽东也不例外。
每当红军小憩时，抓虱子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由于水与虱子的困惑，红军指战员把头发剪短了，红军女战士也剃成了“尼姑头”。唯独毛泽东不肯剃头，越留越长，几乎成了披肩发。管生活的刘英多次催促毛泽东理发，可他总说没时间。是啊！毛泽东没日没夜地为红军的生存操劳着。毛泽东不但与红军指战员一样受苦受难，还要经受着“折妻弃女”的痛苦，这是何等的心灵创伤啊！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了他平生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为了尽快摆脱敌人追堵的被动局面，他常常独自思考着，有时也和周恩来、朱德、洛甫等人一起商讨。一次会后，毛泽东等在云南边界的扎西一带住了几天，这是长征以来难得的轻松时刻。这时，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贺子珍。她在哪里呢？身体怎样呢？他脸上顿时露出了挂念的神情。自从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以来，一共生过三个孩子，除其中一个因不足月天折以外，两个孩子都是寄养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是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的途中分娩的。当时部队打下了龙岩还要孱弱。
毛泽东对隐在贺子珍内心深处的情感，自然是十分理解的。他见贺子珍思念毛毛流下了眼泪，就连忙安慰道：
“子珍，莫哭哦，等革命胜利了，我马上把毛毛接来。”
接着，他又详细了解了徐老、董老、谢老等几位老人的情况。在这次交谈中，毛泽东和贺子珍还商定给张闻天说媒，女方就是中央纵队管生活的秘书刘英。
中央红军在扎西开始进行整编，敌情渐趋严重。川军以潘文华为指挥的十几个旅，正从古蔺、叙永、兴文、珙县、高县、筠连等地压来，滇军以孙渡为总指挥的四个旅，由盐津、镇雄压过来，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由毕节等地压来，黔军的何知重等部仍扼守赤水河的土城、二郎滩等地，对红军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
面对严峻的形势，洛甫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着重商讨破敌方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红军向赤水河东岸运动，乘隙与孤立无援的黔军王家烈及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的计划，为大家一致认可。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匆匆来到红军总部作战室，与周恩来、朱德和作战局长薛枫商量具体的作战方案。
接着，朱德根据会议精神，以军委名义签发了东渡赤水的行动部署，命令红军纵队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目标，决定由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过赤水河，然后在桐梓地区进击并消灭敌人。
在这次转移中，十月怀胎的贺子珍是最艰难的。当在休养连的关照下到白沙乡的上榜村时，她再也挺不住了。干部休养连急忙找到一间老乡的房子，按照老乡的要求四壁挂上红布。贺子珍为了不弄脏老乡的床铺，坚持躺在担架上分娩。她痛得昏厥过去好几次，才生下一个苦命的女娃。看着这严重缺乏营养的娇小生命，一种强烈的母爱猛烈撞击着贺子珍的心，怜爱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模糊了她的眼睛。戎马倥偬，大人都难保，这个呱呱落地的孩子怎么能带着行军呢？贺子珍心一横，决定采取前几个亲生骨肉的处置办法，寄养给老乡吧，这样还有生存的希望。贺子珍躺在担架上叮嘱休养连的同志留下几袋糙米、几块银元和几件褪了色的破旧衣服，然后，含着难过的泪水朝自己的亲骨肉投下最后一瞥。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也不知道孩子的消息。
祸不单行。刚从分娩寄女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贺子珍，又在盘县五里排的山坡上，为掩护一方面军某师政委钟赤兵，被敌机炸成重伤，鲜血直流，昏迷过去。经检查，发现身上十七处受伤。
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去探望。贺子珍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前进吧。”
毛泽东紧紧抓住贺子珍的手，说：“子珍，你不要那样想。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按照原定的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左右纵队、军委纵队及一军团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渡过赤水，击垮黔军一部后，又回师黔北，攻下了桐梓县。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克了娄山关。
毛泽东登上娄山关顶峰，极目远眺，只见夕阳照射下的战场，硝烟未尽，好一派“风烟滚滚来天半”的悲壮景象。再举头望去，一群大雁在蔚蓝的天空由北向南飞去。此景此情，使毛泽东诗兴骤发。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我军主力挥师东渡赤水，在五天之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歼灭吴奇伟部两个师，从而为在云、贵、川创建新苏区奠定了基础，为最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创造了条件。
蒋介石把毛泽东逼上了绝路，但他姓“毛”不姓“石”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提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即向北穿过彝民区，过大渡河，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个计划被蒋介石猜到了。他随即制定一个“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的“聚歼”计划。
5月12日，蒋介石飞抵昆明，指挥实施“聚歼”计划。熟知历史的龙云向他献计：像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
从此，毛泽东和蒋介石仿佛都以“石达开的命运”做赌注。一方要另一方当“石达开第二”，另一方则发誓不当“石达开第二”。
为使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蒋介石乘飞机视察阵地，激励将士。同时，急电四川军阀刘湘派兵堵截，命令杨森率川军二十军和二十一军一部，火速赶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将二十军大渡河以南的部队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堵截红军北上，掩护薛岳部主力北进；令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向大渡河南北各军强调：“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走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要把毛泽东逼上绝路，妄图重演石达开的悲剧历史。
通晓古今的毛泽东，对石达开的悲剧再熟悉不过了。当红军来到安顺场附近，发现一块石碑，许多人围着看，不甚明白。毛泽东却一目了然，指着碑文说：“这块石碑是为纪念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灭而刻立的。”接着，他向大家讲述了石达开在安顺场被围失败的故事。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名将，文韬武略，是洪秀全的左膀右臂。1857年5月，由于“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心怀疑忌，他一气之下离开了洪秀全，率领五万至七万精兵和许多将领去了西南。1863年春，石达开从云南的米粮坝渡过了金沙江。4月13日，来到了宁远府（今西昌）境内的白果湾一带。5月1日，又到了德昌及西昌县的马道子。石达开的计划是：越过大渡河，然后顺河北岸夺取成都和四川平原，在此安营扎寨。采取的行军路线是：从宁远北上经冕宁、越西到大渡河的南岸，再跨过大渡河，经雅安而取成都。这是一条险路，山高江深，人文复杂，彝汉杂居，难以逾越。为了减少进军的阻力，他送了重礼给土司王应元等，向他们买路。5月12日，他统率几万太平军，绕冕宁、越西，从西边小路长驱直入，于5月14日晨，进抵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王应元的辖地。紫打地地形险要，三面临河一面临山，无回旋余地。由于遗误战机，王应元背信弃义，石达开部队处于清军包围之中。5月17日至23日，石达开曾组织几次突围，抢渡过河，均未成功。此时已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汉彝夹击，危在旦夕。6月9日，清军攻入石军大本营紫打地，石达开率6000残兵又突围受阻。“纵死涐江定不降”的石达开无奈，幻想“舍命以全三军”，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求己一死赦免他的部属。6月13日，石达开只身一人投入洗马姑清营，被囚禁后押往成都，死于非命。敌人原本答应给资遣散石达开的2000余部属，待他们放下武器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全部被屠杀。这就是石达开的悲剧。
讲完之后，毛泽东“唉”了一声，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显然，毛泽东在为石达开惋惜，在为他指出一条生路。可惜，73年前的石达开不具有毛泽东的头脑。接着，毛泽东很郑重地对大家说：“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认为，石达开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妄图把我们消灭在安顺场。”他的嗓门越来越高，并充满了信心：“我毛泽东不是石达开！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情形何其相似：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二三万太平军抵达安顺场。73年后的1935年5月24日，毛泽东率领二三万红军也抵达安顺场。
但结局迥然不同。毛泽东姓“毛”不胜“石”。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作出出人预料的决策：走险路，过彝民区，改渡河为过桥。这的确是在冒险，但“置于死地而后生”。后来成为家喻户晓、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传奇故事。
红军从会理出发到大渡河，大约有近千里的路程。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过西昌，翻越小相岭，从越隽（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这是通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几乎无法行走的崇山峻岭中的小路，而且要过彝民区，这是一条险路，弄不好会蹈石达开覆辙。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没有胆量走第二条道路，可毛泽东恰恰选择了这条路。
5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经冕宁、安顺场小路向大渡河前进。走安顺场这条险道，必须经过彝民居住区。这是难以通过的地方，是险地，弄不好会“陷进去”。因为，过去这里的汉人不尊重彝民，他们恨汉人，特别是白军迫害他们，他们最恨汉人军队。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必须向彝民宣传我们的民族政策，化解彝汉矛盾，使彝民了解我们，变仇人为朋友。所以，一进入彝民居住区，红军就发出《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都是四川人，他们了解彝人的生活习俗，所以，进入彝民区后，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了红军。后来，刘伯承与沽基家首领小叶丹，在袁居海子畔歃血为盟，结下了友谊。毛泽东很有兴致地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八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了呢？”
刘伯承说：“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部队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居住区。当后续部队通过彝民居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通过彝民区后，部队来到安顺场，准备强渡大渡河。
红一团担任强渡先遣队，急行军向安顺场前进。先遣司令部在红一团和红二、三团中间行进。刘伯承立即向担任夺取安顺场渡口任务的一营营长孙继先部署道：“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三个任务：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要在黎明前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政治委员聂荣臻，又向担任偷渡任务的一营官兵作了政治动员：“前几天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飞，要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但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会成为石达开……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就自由了。”
但渡大渡河，是险中之险。安顺场渡口，河宽约300米，水深10米，流速每秒4米，水中礁石纵横，河对岸是悬崖峭壁，真是一道天险！勇士何惧天险！十七勇士划着夺来的一只小船，劈波斩浪过去了。但萦绕刘伯承心头的渡河问题并未解决。当时只有三只小木船，最大容量一次能坐40人，往返一次需一个小时，全军顺顺当当过河需一个多月，出现意外时间更长。可敌人只给几天的时间，数万敌军临近，红军难以逃出石达开的厄运。架桥吧，并非易事。时间、条件，一切都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