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望着奔腾咆哮的河水，说：“看来，安顺场并不安顺啊！”他来回在大渡河边走着，突然，大声说道：“方案有了！”毛泽东立即召开军委会，在会上提出夺取沪定桥，改渡河为过桥方案。他说：“大部队一时难于过河，而敌五十三师等部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只有夺取泸定桥，大部队才能过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
这又是关键的一着棋！红军兵分两路前过。以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桥。以红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从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从安顺场到泸定桥300余里，必须在两天之内赶到方能抢在敌人的前面。否则，大渡河两岸的红军部队就有被敌人分割的危险，甚至把左纵队逼到西康去。
红军走的路，一边是河，一边是山，有的路在河水里，有的路在峭壁中间。红军一路小跑，穿河越岭，终于按预定时间来到了泸定桥，红四团英勇地夺取了铁索桥。
“我们过河了！”战士们高兴地喊着。
毛泽东走上东摇西晃的泸定桥，一边走，一边对警卫员陈昌奉说：“进了城，我们可以坐下来美美地吃一顿米饭了！”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刚过大渡河，敌人薛岳、杨森率追兵赶到，他们望河兴叹！
过大渡河后的一天，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身边，警卫员舍身救护才幸免于难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越过大渡河这道险关后，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向北进发。
途中，险情屡屡出现。
6月初的一天，部队开始翻越化林坪的一座山。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一同随队前进。他的面容黄瘦，颧骨突起，长长的头发从八角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旧的雨伞。
毛泽东拄着棍子艰难地往山上爬，还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当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毛泽东说：“大家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毛泽东坐下。正当大家说说笑笑的时候，忽然，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让大家停下来，这时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大家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飞机，越飞越低，尽管毛泽东喊着叫大家快隐蔽，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几步，飞机已经俯冲下来，咕咕咕地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又扔了几颗炸弹，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
“主席！”
他随声猛地向毛泽东身边扑了过去，把毛泽东推到一边。“轰”的一声巨响，毛泽东刚才休息的地方腾起一股烟尘。警卫员吴吉清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只见胡昌保倒在路的一边，毛泽东双手抱着胡昌保，轻轻地呼唤着：
“小胡，昌保同志……”
这时，大家也都围了过来，看到毛泽东没有受伤，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可是，看到班长胡昌保紧闭双眼，浑身是血，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这时，胡昌保慢慢地睁开眼睛，无力而急切地问：
“主席，他怎么样？”
“主席没有受伤。”警卫员告诉班长。
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小钟！快给昌保上药、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
“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深情地望着他，说：“主席……我不行了。您要……多保重！我不能跟着您……到达目的地了！”他双眼充满了泪水，滴滴滚落下来，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您转告他们：我在长征路上牺牲了，叫他们别难过！”又转过头，对班里的同志们说：
“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他的嘴唇颤抖着，泪水不住地流淌下来。
“班长，请放心！我们一定尽职尽责，保卫好主席！”他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头一歪，倒在毛泽东的胸前……
“班长！班长！”大家含着泪水喊着，叫着。毛泽东一边把胡昌保轻轻放下，用毯子盖上，一边不住地流泪。接着，毛泽东缓缓地摘下八角帽，低下头，静静地伫立在胡昌保身边，许久以后，悲痛地说：“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同志们噙着泪水，一锹锹土，把战友安葬在路边。
毛泽东戴上帽子，迈着沉重的步子上路了。走了一截后，他又折返回来，从战士手中接过工兵锹，亲手为胡昌保的坟培土，然后轻轻拍打，似乎怕惊醒长眠的为自己换回生命的同志。山林沉浸在静默之中，松柏在微风中轻轻地低着头，好像也在为这位烈士致哀。
沙窝会议上，毛泽东同张国焘在进军方向上争论激烈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过金山后，忽听山脚下响起一阵枪声，战士们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王开湘和杨成武跑到前卫二营查问情况。营长报告说，他们刚到山脚下，就发现前面有不少人马在运动。因风太大，互相喊话也听不清，双方就交了一阵火，眼下还搞不清对方是什么部队。
用望远镜看去，山下不远处有一个村寨，寨子周围有许多人在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显然是部队，但是是什么队伍呢？四团立即派出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用号音同他们联络。对方也吹起了军号。
号声是相同的！这时，去前方探明情况的侦察员飞马相报：
“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
“四方面军的人来接我们啦！”
毛泽东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急忙策马向前。毛泽东从马上下来，登上一个山头。只见山上山下两方的部队黑麻麻的，都在奔跑呼叫：“会师喽！会师喽！”有的欢呼跳跃，有的热烈相抱，有的各自把对方的战士抬起来，向空中抛着。顿时，这莽莽苍苍的山谷里沸腾了。
毛泽东深深地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他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他们也和他一样，兴高采烈地不住向战士们笑着挥手致意。在这欢乐会师的场面中，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很明显地看到两军的差异：四方面军官兵都是兵强马壮，衣着整齐，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而一方面军，虽然同志们精神振奋，但明显军容不整，弹药奇缺。这使毛泽东陷入了沉思：这很有可能成为张国焘的骄傲资本，看不起我们红一方面军。然而，这种忧虑暂时被会师的喜庆掩盖了。他转身对周恩来说：“我们开个庆祝会师大会吧！”
周恩来表示同意。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人去和张国焘取得联系，因为张国焘和先头部队还有一段路程，当天赶不到这里。他们在张国焘到来之前，已筹备好了会师大会的有关事宜。张国焘在接待党中央派去的同志时，还表现出应该有的热情。但从他的举止言谈中也透出一股盛气凌人的傲气，似乎他才是红军的领袖。
会师大会第二天举行。红军战士搭起了台子，在台子两边及周围的大树上，都贴上了标语。可惜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方面军领导在雨中等候张国焘的到来。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终于来了，张国焘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在二三十名警卫员的保护下，一直到土台下才翻身下马。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及领导人会集在一起。张国焘面色白净而红润，笑容满面，威风凛凛地大步走来。毛泽东急走上前去，他们对视一下，在将士们的一阵欢呼声中，两军的主要领导同志热烈而亲切地拥抱在一起。
毛泽东说：“国焘，在党中央一别十年有余了，没想到我们能在这里相见。”
张国焘说：“时间过得真快，我感觉就像是昨天。”
毛泽东又说：“看样子你身体健壮，还是老样子没变。”
“哪里，哪里，润之虽然饱经风霜，面容消瘦了些，还是很有精神的……”张国焘说道。接着，毛泽东和张国焘等都登上土台子，并进行了简短而激情的讲话。由于天气不好，大会就算告一段落。然后，双方领导人下了山坡，走进已安排好的两间茅屋里，便开始了会谈。毛泽东先致以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然后，怀着沉痛的心情舒述了红一方面军几个月来的艰苦经历及其所受到的惨重损失。接着，他庄重而严肃地提议：“同志们，让我们向那些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烈士们表示哀悼！”大家站起来，脱帽静默三分钟。张国焘对毛泽东谈的红一方面军的经历及损失没有什么反应，他在讲话中大谈红四方面军的辉煌战绩和自己的天才指挥，大谈他的计划和打算，俨然他是革命的决策人。张国焘夸夸其谈、趾高气扬的神气，引起了大家的不快。会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欢而散，然而在表面上都很客气，特别是毛泽东等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压抑着内心的不满。两军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了。这天中午，毛泽东要到部队住地去看看，正好路过四方面军驻扎的村子。他看到一个下级军官正把一个战士吊在树上，边打边审问什么。他不敢相信在红军内部会有这样的事，便走上前去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那军官停下手中的鞭子，愣了一下，看看是党中央的领导人（还是在土台子上见到的），答道：“他胆大包天，背后发张主席的牢骚，不打他个反革命，就算轻饶了他……”接着又说：“你大概不知道我们四方面军的规矩，我们的军长何畏就是经常这样来对待我们下级军官的……”意思是说不要大惊小怪的。这件事，在毛泽东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两军的部队住得很近，四方面军改善生活时个别战士故意把牛肉白馍拿到外面吃，洋洋得意地炫耀着。对此，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毫不在乎，因为他们过惯了苦日子。
两军的同志混熟了。四方面军的一个排长答应给一方面军的几位战士一些子弹。被他的上级知道后，挨了一顿批。双方搞得很不愉快。红四方面军战士在他们上级的影响下，开始瞧不起红一方面军，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双方还经常发生争吵谩骂，有一次差点儿动起手来。
双方在今后的进军方向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在两军会师之前，党中央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一个月前就曾打电报给远在川北的张国焘，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张国焘复电，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借口陕甘地区土地贫瘠，给养条件不好，没有粮食吃，敌人已有准备等，提出要向西北阿坝及青海等地区发展，或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如有困难，再向东进军。党中央批评了张国焘这一错误主张，并重申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张国焘对中央的指示置之不理，仍坚持他的主张。
现在的张国焘是兵多将广，野心膨胀，更加肆无忌惮地反对党中央北上的抗日方针。是北上抗日，还是向西北逃跑，这关系着红军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党中央绝对不能退让。围绕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是在1935年6月26日一29日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否认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失败了，处于“总退却”阶段，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川康、青海、新疆等地退却，以逃避斗争。他故意夸大向北发展的困境，说北有雪山、草地，自然条件恶劣。胡宗南有几十个团的兵力，防御工事坚固，即便到了那里也站不住脚，竭力宣传他的主张。他还在会上攻击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并狂妄地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及野心，毛泽东等为了顾全大局和民族的利益，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毛泽东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扭转不利的局面，去迎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必将使红军陷入困境。并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伸手要权的思想，指出：红军应由党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周恩来和朱德也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然而，这场斗争并未结束。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阳奉阴违，一面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一面又致电党中央，抛出他的退却方针。与此同时，四方面军中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反映，张国焘在加紧进行反党活动，秘密召开会议，散布谣言，挑拨两军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欺骗和煽动下，发生了一些对红一方面军抢粮、抢枪、打人，甚至武装包围等事件。对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毛泽东很伤脑筋。有人主张把张国焘扣押起来。可是那样一来，势必会引起一场内讧。在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团结是极为重要的。毛泽东也想过让张国焘到党中央领导岗位上来，可是，鉴于历史的教训和张国焘的思想行为，那将会使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灾难。他和周恩来、朱德研究决定，及时派出由刘伯承、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同志组成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中进行慰问、宣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直到党中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切才暂时稍有平息。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坚持他的主张。
1935年8月4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上，是“北上”，还是“南进”，双方各执一端。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费尽口舌，想让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提出利害关系，统一思想，共同北上抗日。未料到，这次会议争论得更激烈，发言中带有火药味。
“南进？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在那里，难道我们去送死？”一方说。
“北上？那里到处是高原、草地。人少地贫，去哪弄给养，难道去喝西北风？”另一方说。
“我不赞成北上！”
“我不同意南进！”“北上！”
“南进！”
语言越来越抵触，争论越来越激烈。会议开到很晚才结束。会上最终通过了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决议。张国焘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这天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最后走出会场的。他们漫步在山坡上，一边议论会议的情况，一边称赞徐向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沉着机敏又稳而不乱，难为他能和张国焘这样的人相处这些年。”张国焘的野心并没有收敛，回到四方面军驻扎地后，又以“统一指挥”问题未解决，拒绝北上，按兵不动。8月上旬，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整编，分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右路军北上。这种分组，后来才感到是冒险的决定，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左路军中四方面军人数占大多数，仍被张国焘控制；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人更多，又被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所把握，他们之间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危险的局面就形成了。
张国焘一直以种种理由拒绝北上，中央对其也没有办法。他的野心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竟然密电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使毛泽东陷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雪山——魔山！死亡之山！毛泽东竞选择了这条险路
蒋介石“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遭到惨败后，勃然大怒，大骂刘文辉“无能”，致使红军“自由通过”，并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图功”；刘文辉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