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许扶他站立起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莫许又试图去拉他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已经奄奄一息。莫许给他一些青稞吃，但他已经不能嚼了。莫许把青稞刚放进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个战士已经咽气了……冷酷无情的草地，就这样地吞噬着许多红军战士。随中央纵队前进的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忍饥挨饿，受尽了草地艰苦环境的折磨。他面容消瘦憔悴，两眼深陷，满身泥巴，头发显得更长而蓬乱。他手拄着棍子，有时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着。右路军最先过草地的部队，还可以沿着先遣团标出的路走。等到彭德怀的后卫部队走过来时，路标有的也不见了，他们很难分辨从哪里下脚，许多人失足陷入深深的泥沼中，就再也爬不上来了。
正在患阿米巴肝脓肿的周恩来，由于连续发烧几天，身体十分弱，不要说走草地，就是平地也走不了。军团长彭德怀让萧劲光组织了担架队，抬着周恩来和王稼祥过草地。
草地行军，本来就路难行，何况肩上还要放着一副沉沉的担架。陈赓、杨立三和担架队员们连饿带累，头晕目眩，抬着担架直摇晃。周恩来几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不让同志多受一份苦，可都被担架队的同志劝阻了。大家坚持抬，觉得这是一个神圣而光荣的任务。
担架队员的脚，在潴淤的污水草地缭乱地跨着，步步吃力。有的队员的腿脚被草划破，大量毒质的污水浸入伤口，立刻就红肿起来，继而糜烂，疼痛难忍。他们的肩膀被磨破了，担架放在上面，苦不堪言。肩上的伤口涌出的血，与衣服沾在一起，很快结成一层暗红色的血痂。污垢、血痂、衣服凝固在一起了。
休养连批准邓颖超照顾周恩来，跟随担架队前进。当下起雨和冰雹时，她吃力地撑起那把破旧的红油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谁知一不小心，一脚踏进了泥潭，她不敢再动弹了，她知道越动越要下沉。就这样半截身子在泥淖里好长时间。她的肺结核还没有好，凉水污泥又浸着她的下半个身子，顿时感到透不过气来，头晕目眩，接着是一阵猛烈的咳嗽。幸亏警卫员小吴发现了她。陈赓迅速找出一根麻绳，拴在她的腰间，一寸一寸地把她拉出死亡的泥潭。
进入草地的第四天，担架队终于来到那座像坟冢一样的小土丘上。彭德怀站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当他看到陈赓和担架队员们，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安然无恙，脸上露出了一丝放心的表情。邓颖超好久没见到彭德怀了，见他脸色青黑，眼泡浮肿，便关心地说：“军团长，你要注意身体哩。”
彭德怀说：“不要紧，我比恩来同志好，你要好好照顾恩来。”
邓颖超点点头。彭德怀转身向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报告了三军团过草地的遭遇。
进入草地，三军团减员严重，每天都有死去的战士：有的走着走着倒下去就再起不来了，有的陷入泥沼再也出不来了，有的吃有毒的野菜中毒死了，有的喝脏水拉赤痢死了……
找不到野菜，只好吞嚼自己的皮带、枪带，甚至从前卫部队排泄的粪便中挑拣谷料洗后充饥，直至到后来被迫违犯纪律，偷杀自己的牲口。
军团政治部作战处长黄克诚有匹骡子跟他好久了，他怕人家偷杀，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心爱的骡子拴在自己的手上。心想，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骡子的一条命。
他暗自庆幸想出这么个好办法。因为前几天夜里，总能听到从营地里传来一阵阵凄厉的骡马的惨叫声。他知道，那是指战员为了活命，不得不痛心地把心爱的牲口杀掉。那些骡马驮着辎重、伤病员越过千山万水，不少体弱者和女战士曾拽着它们的尾巴翻越大雪山……这些骡马对于举向它们的“屠刀”，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只能眼睁睁地发出伤心的惨叫，算是对这悲惨世界的告别。这惨叫声，是怨恨呢？是控诉呢？还是对这艰苦岁月的留恋呢？黄克诚的这个办法，确实使他睡了一个安稳觉。可是，第二天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骡子屁股后边有一块肉被人家剐去了，再看草地上的血迹已经凝固。伤残的骡子是已经痛过了？还是痛得麻木了？一声没有呻唤，看见自己的主人来了，反倒甩着干瘦的尾巴。黄克诚心里涌动着一阵酸楚，他抚摸着骡子的额头，发现骡子眼眶里溢动着一层晶亮的东西。他责备谁呢？骂谁呢？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只好将这匹骡子交给战士们杀掉，救生那些将要饿死的战士。
周恩来听了彭德怀的汇报，心情万分沉重。他问彭德怀：
“据你们沿途收容和掩埋的尸体，减员估计有多少？”
“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已有三四百人，还在逐日增加。”
“唉！”周恩来长叹了一声，两眼呆呆地凝望着茫茫草地。
许久，他又嘱咐彭德怀：“要特别注意给养，组织有经验的人挖野草，尝‘百草’，个人不要乱挖乱吃；要尽量减少一切不必要的辎重和干部坐骑，腾出马匹、牦牛供宰杀食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不准丢弃伤病员。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高度觉悟和坚强毅力，走出草地！在绝望中求生存！在绝望中求胜利！”聂荣臻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
“战争是残酷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地倒下了……”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张国焘“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维镇外喇嘛寺附近的山坡上，召开了盛大的会师联欢会。相隔12年的毛泽东和张国焘在两河口见面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中央领导人一个个缺乏应有的模样。毛泽东又黄又瘦，长发披肩，裤子的膝盖上打着两块补丁，绑腿里像战士_样插着一双筷子，皮带上还挂着一个喝水用的大茶缸子。朱德一脸皱纹，像个伙夫头。周恩来胡子长长的，一脸病恹恹的神情。张闻天的帽檐往下耷拉着，典型的老夫子模样……张国焘又下意识地看看自己，又白又胖，满面红光，穿着考究，灰色的军装板板正正，大沿军帽也端端正正地扣在头上，身后还有十几个挂着十二响驳壳枪、威风凛凛的卫士。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油然而生。
张国焘眼珠一转，问：“恩来兄，艰难转战损失不小吧，一方面军还剩多少人？”
周恩来眼睛机警地闪了几下，笑着反问道：“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
“我们还有10万人。”张国焘得意地回答，并立即追问：“你们呢？”
周恩来“唉”了一声，不假思索地说：“一方面军伤亡很大，恐怕不到3万人了。”
双方都有些夸张，因为张国焘问得不善，所以周恩来的夸张程度更大些。张国焘很得意，也滋长了野心。6月26日上午，在两河口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十几人。会议集中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了报告，认为：川、陕、甘三省地区条件优良，因此决定我军去川、陕、甘开创革命根据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占领甘南。他针对张国焘特别强调，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意志，统一指挥，指挥权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毛泽东接着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听说四方面军有个川陕甘计划。现在中央的计划和那个计划差不多，不同的是两军会合了，力量大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了。”并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好处很大，可以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
彭德怀、朱德、聂荣臻、洛甫等人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张国焘的发言，与中央的意见不大一致，强调他的“川康计划”。由于他的主张在会上陷于孤立，最后被迫同意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但他借口王明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攻击遵义会议后的中央路线不正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
张国焘对两河口会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一回到杂谷脑（理县），就立即召开会议，歪曲两河口会议精神，散布不满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并于6月30日，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7月10日，张国焘再电党中央，以“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由，向中央要权。他开的价码很高：由徐向前任红军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等。陈昌浩心领神会，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张国焘并威胁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显然，张国焘奉行的是实力政治。对此，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不擅权的洛甫以大局为重，当时提出：“我这个总书记让他当好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叫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呢。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毛泽东反复权衡后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并征求病中的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赞同。然后又与洛甫等同志商量，于7月18日发布了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的命令。
这个职务使张国焘获得了暂时的满足，他开始率四方面军北上。但时间耽误了一个多月，也就给蒋介石足够的调兵遣将时间，失去攻占松潘的战机。如果按原定路线由松潘北上，就会遭到蒋介石的重兵围攻，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中央不得不改变进军路线，决定由毛儿盖出发，经过草地北上。红军过草地所经受的苦难及重大牺牲，是张国焘伸手要权贻误时机造成的。
8月初，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把红军分成左、右路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从毛儿盖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团全部及四军团一部做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8月底，毛泽东率领右路军经过“死亡之海”--草地后，来到了四川省半农半牧的班佑、巴西一带。
巴西是一个村寨，有一百来所茅草屋，还有一个喇嘛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住在阿西，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指挥部住在巴西。周恩来也住在巴西，此时身体渐渐恢复。阿西和巴西相距不远。刚一住下，毛泽东立即召集前敌指挥部会议，研究攻打包座的战斗计划。包座距离班佑、巴西一百多里，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
红军过草地之后，胡宗南惊慌失措，忙派重兵急进包座，企图阻止红军北上。蒋介石也手谕电告甘、青、宁国民党各部及地方政府，在包座一带围歼红军。情况万分紧急。
当时彭德怀的三军团尚未过完草地，林彪的一军团人困马乏，减员严重。鉴于此，徐向前和陈昌浩向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第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
8月29日至31日，经过激战，歼灭胡宗南部五千多人，占领了包座，打开了通往甘南的进军门户。红军占领了包座，急切等盼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连左路军的影子也没有。对此，毛泽东更加焦虑：如果右路军在此地滞留太久，蒋介石还会发动攻势，也会为张国焘反对北上造成口实。
毛泽东当机立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讨论制定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运筹帷幄的行动方案，令大家叹服。会后，毛泽东来找徐向前、陈昌浩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包座为我军占领，北进且无强敌阻拦，你们能否做总政委的工作，催他率左路军速来？”
徐向前说：“如果左路军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陈昌浩说：“那就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发。”
毛泽东说：“就这么办！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
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合给张国焘发电报：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北进，左路军宜速同右路军会合，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如能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9月1日，张国焘收到毛泽东、徐向前和陈昌浩的联名电报。此时的张国焘，关心的并不是右路军跨过草地后攻克包座的胜利，也不是从岷州一带打出去，而是由于右路军北上所引起的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他根据不断获悉的敌情判断：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北上的意图后，调重兵向甘陕集结，而对川西北地区的防守大大减弱，这正是实现他挥师南下的时机。想到这，他打定主意：“变卦！”
当时，他率左路军正行至噶曲河边。由于是汛期，河水上涨。他便以此为借口，说不能过河去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朱德亲自带人察看噶曲河情况，水面虽然较宽，但有的地方水并不深，只不过是一米左右，渡过去不成问题。
当把这一情况向张国焘汇报时，他吐了真言：“玉阶兄，现在我们的处境是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算了，算了，我看还是掉头回去，只好走南下这步棋了。”
朱德等人有些吃惊，并再三规劝张国焘北上，可他不予理睬，并以红军总政委对重大军事行动有裁决权的特殊身份，随即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要已经抵达墨洼（距班佑很近）的第五军返回阿坝。
9月3日，张国焘拟了一份“变卦”电报（让朱德签字，朱德拒绝签），发给毛泽东等：“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剩两天的食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定明晨起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损大；这次又强向班佑进，如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显然，张国焘意在南下！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开会磋商。
毛泽东就电文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国焘提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所谓河水上涨，无法徒涉和架桥，只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有一支一二百人的造船队，西渡嘉陵江立了功，即使是噶曲河涨水，左路军也可以就地取材，营造简便的渡河工具，过河不成问题。”
“所谓缺乏粮食，也是个借口。过草地行进路线是让他先挑选的，因为阿坝那些地方，粮食要比毛儿盖地区要多一些，路也好走一些。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时，每人只带了仅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左路军在阿坝筹的粮食不会比右路军少，为什么不能过草地呢？”
“他既不同意北上和东进的方针，又要右路军再退回打松潘，实际上是让我们跟他一起南下。”毛泽东的分析确在其理，大家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