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人很多，差不多占了全校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学校把志愿军编为一个营，由兵式操教员提任营长，营以下的连长、排长、班长等均由学生担任。毛泽东是最先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的学生之一，被同学们选为连长。他经常对同学们说：“我们青年要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眼下最要紧的是认真学习军事。”同学们在他的鼓动下，学习军事的热情很高。毛泽东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曾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他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但当时的所谓“志愿军”的武器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棍。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的军队被桂系军阀打垮了。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将逃出了长沙，向湖北方向逃窜。而当时其他军阀部队还在衡山、湘乡一带，不能即刻赶到长沙，长沙一时成了一座空城。战局动荡不定，第一师范的师生们和长沙市民一样，终日惶恐不安。
11月中旬，战事逼近长沙，轰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人人们的耳际，一队队丢盔卸甲的败兵和敞怀露胸的散兵随处可见。长沙城中有关战事的谣言四起，闹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情况万分紧张。
学校为了躲避兵祸，通知全校师生到礼堂听学监方维夏作报告：“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需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做准备，听号令出发。”但过了不久，不闻出发号令。后来才知道，是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言留校。
毛泽东得到学校动员全体师生到长沙城东暂避的消息后，匆匆赶到校长室，他恳切地对校长说：“外面战事混乱，外出暂避恐怕凶多吉少。莫不如利用学校墙高宅深的优势，加上学生的护卫，方可使全校师生免受侵犯。”校方权衡再三，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很有道理，最后决定不出去避难。
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立即投入紧张的护校行动。他一边率领学生采取湖南农民护院的老办法，将嫩竹削成十分锐利的锋尖插在校园墙头上，一边布置同学在校门口和校内主要通道上持枪站岗放哨。
一些零星溃兵路过一师校门口，见学生布岗，刀枪林立，不敢贸然闯入校园。当然，他不知道学生手中的武器，只是一些操练用的木头枪。
17日中午过后，支援傅良佐的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由株洲、湘潭一线，沿粤汉铁路溃败下来，已经到了离学校十余里的猴子石。这些溃军官兵只知道傅良佐已经逃走，不知长沙城内的虚实，害怕在长沙遭到袭击，不敢贸然前进，因此停留在那里徘徊。若他们一旦探知长沙此刻只是一座空城，就会大胆闯入城内，烧杀抢掠，为所欲为，长沙城和一9币校园就会遭受一场浩劫。眼见几十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系于旦夕，毛泽东下决心，宁可冒天大的危险，也要设法赶走溃兵败将。
一霎时，得到消息的全校师生陷入紧张的状态中。可是，把长沙人民和全校师生安危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却显得非常镇静。他冒着随时可能与溃军官兵遭遇的危险，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明情况。他想，这些既惊慌又疲惫不堪的溃兵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正处于惊弓之鸟的境地，我们完全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他们赶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于是，他立即向学校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的建议：组织部分学生志愿军去截击溃兵，缴他们的械。这是个大胆而又很冒险的设想！
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毛泽东便迅速行动起来。他首先从学生志愿军中挑选出一百多名胆子大的同学做好出发准备，而后又持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局请求增援。
晚饭后，毛泽率领持木枪和棍棒的学生志愿军和部分持真枪的警察离开学校。那些胆子小的学生和教员都躲在寝室里，吓得不敢走动。在苍茫的暮色中，毛泽东率队匆匆赶到了离猴子石很近的地势比较险要的金盘岭。他把学生志愿军和部分警察分成三队，绕道分布在溃兵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
这时，天色已渐渐变黑，毛泽东让持真枪的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点燃
爆竹，并向溃败的官兵齐声呐喊：“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进城了，你们被包围了，只要你们缴枪，就放你们回去！”
溃军官兵被这漫山遍野、突如其来的枪声、炮声、呐喊声吓得乱作一团，他们不明虚实，哪里顾得上抵抗，纷纷表示愿意缴枪。毛泽东派人命令溃兵放下武器，后退几十步。不大一会儿，这支三千余人的溃军就全部缴枪投降。
当晚溃军官兵露宿学校前坪。学生志愿军和全校师生把缴获的武器扛的扛，抬的抬，全部运到学校，堆满了半个礼堂。
第二天，湖南省商会筹集了一笔款子，分发给被缴了枪的官兵，每人五至七元大洋，把他们送上开往武汉的火车。
这次缴了这样大一支北洋军溃兵的械，不仅保护了学校没有受到骚扰，而且城内居民也少受一次祸害。事后，全校师生非常兴奋，纷纷议论，都说：“毛泽东通身是胆。”他的这种非凡的胆识和善于应变的才能，一直为全校师生称道不已。
很久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说他搞军事，那才真是第一次哩！一伙军警闯进学校逮捕毛泽东，校长巧施妙计使他免遭大难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内外政局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为此，毛泽东一边刻苦读书，探求人生真谛和救国救民的根本道理，一边努力读社会这一无字之书，探求人生真谛和救国救民的根本道理，一边努力读社会这一无字之书，亲历实践，增长见识和才干，并积极组织和参加革命活动，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他组织同学进行“驱张运动”，使一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对上逢迎、对下专横的校长，卷起铺盖滚出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他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把反对封建帝制、反对袁世凯登基的文章，编写成一个小册子，起名叫《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然后又以学友会的名义广为散发，大大地助长了人民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志气，狠狠地鞭笞了那些盼望恢复帝制的阴暗心理和卑鄙目的，使湖南的反袁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他把长沙人民的安危系在心上，浑身是胆，组织学生志愿军巧收溃军官兵的枪械，使长沙这座古城的人民和一师师生免遭一场浩劫。
他又萌发联络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组成学社、共图救国大业的念头，以“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为名，广泛征友，从中团员结了十几个专心研究学问，探求救国之道，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后来都成了他创办的“新民学会”的会员。
他同情和热爱劳动者，就张贴通俗白话广告，招收工人入一师夜校学习，使一百多位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苦力工人，受到最基础的教育。这也正是他大力做工人运动的开端。
1917年，已经是四年级学生的毛泽东在全校师生中的威望更高了，先生们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异材”、“大器”，同学们称他是“怪杰”、“智囊”、“毛奇”。学校学友会的会务由他来主持。毛泽东还乘着比较开明的反袁校长武绍程任职的东风，和一批进步的同学组建了“学生自治会”。这个学生自治会无论是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还是在湖南的政治斗争中都非常活跃，并在全省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第一师范进步学生的弄潮举动，终于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注意。1919年春季的一天中午，一师校长武绍程突然收到湖南省府标有“绝密”字样的紧急公函，打开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原来，密函中的内容竟是要求校方羁押毛泽东！武绍程深感手中的密函重如千钧。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祖国的栋梁之材遭此不测之灾，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保护毛泽东脱离险境。
武绍程心急如焚地在校园内四处寻找毛泽东，想把这一紧急消息告诉他，让他赶紧逃走。可是，寻找了大半天，也不见毛泽东的踪影，急得他满头冒汗。
武绍程回到办公室，坐不稳，站不安，紧锁双眉，来回踱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突然，他急中生智，快步来到桌案前，铺开纸，提笔蘸饱墨汁，写了一张“关于开除毛泽东学籍”的告示，并特意将落款时间向前推移了十多天，并把它贴在校门口告示牌最显眼处。望着这刚刚贴好的告示，一丝笑意舒展了他那满脸的愁容。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听说武校长火急火燎地找了他大半天，不知出了什么事，便急匆匆地赶到校长室。当毛泽东推开房门，出现在武绍程的面前时，武绍程又惊又喜，赶紧把毛泽东拉到椅子旁，让他坐下，刚要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就见一个学生气喘吁吁地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校长，一伙军警已经进入学校了！”事态万分紧急！武绍程一把拉起毛泽东，边推边说：“快！快到我的卧室躲一躲！”
就在毛泽东刚刚躲进校长卧室的当儿，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已杀气腾腾地来到了武绍程的跟前。武绍程扫了他们一眼，镇静自若地问：“诸位兄弟，今日光临敝校，不知有何贵干？”
“报告校长，我们奉上，司命令前来捉拿贵校学生毛润之的。”一个当官模样地说。“噢，原来如此，可惜你们来晚几天。”武绍程手拈须，装出很惋惜的样子。
他领着军警来到校门口，指着前一天贴出去的那张告示，煞有介事地连声说道：“诸位请看，你们要逮捕的那个毛润之，整天不务学业，屡次违反校规，组织学生集体和本校长作对，实在是目无师长，目无校规，早在十天以前，就被我开除了。诸位如若不信，不妨四处找找，回去也好交差。”
军警们互相看看，都十分泄气，只是在校园内胡乱地搜寻了一阵子便怏怏而去。就这样，毛泽东在校长武绍程的帮助下，躲过了反动军警的搜捕。此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事业中去。他发起和组织了在湖南乃至全国影响颇大的新民学会。后来新民学会的会员一批又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等人刚刚撤离会场，一群巡捕和密探便接踵而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无产阶级便以巨人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各地也开始有了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分别在五四运动中和五四运动后，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东方欲晓，红日欲出。从1920年夏天起，中国共产党主义运动加快了步伐，进入了党组织的筹建阶段。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等人筹备下正式成立，毛泽东接到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通告后，随即在长沙也开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建工作。
早在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组建了新民学会。毛泽东通过组织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会、创办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开办工人夜校等组织形式，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20年秋，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努力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宣告成立。此外，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同年冬，在山东成立了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主要成员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成立了以谭平山、陈公博为主要成员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三四月间，以周恩来、张申府为主要成员的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成立。施存统、周佛海在参加上海发起组后赴日本留学，在东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及其卓有成效的活动表明：成立全国统一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提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分别同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后，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成立大会，随即与李汉俊分别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前来出席会议。
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在6月下旬的一个黑云蔽天、山雨欲来的夜晚，秘密动身赶往上海。
7月2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的名义住进了事先安排好的上海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106号（即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诚的寓所召开。正式代表12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东京代表周佛海，加上由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共计15位。
“一大”会场设在面积总共不到18平方米的一间普通客堂里，布置非常简单。屋子中间放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餐桌，桌子正中摆放一只花瓶，四周散放着彩磁花碗、托盘和茶壶。天花板中央的横档下面悬挂着一只白玻璃荷叶灯罩，装着椭圆形长丝灯泡。东西两壁另有茶几和椅子。北面是木板墙，有门通向后屋。
大约晚上八点多钟，与会代表庄严地围坐在长方桌前。具有中国历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这样秘密地开幕了。为了防止意外，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坐在后门外的藤椅上，为大会的代表望风、警戒，手中不时地摇动着芭蕉扇，眼神敏锐地警惕着过往的行人。
这次大会的当然主席本应是陈独秀，他因担任了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忙于筹建广东大学，不能脱身，因而没能到会。大会由毛泽东和周佛海负责记录，李汉俊和刘仁静任翻译，由张国焘主持会议，由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的致辞滔滔不绝、极富感染力，一讲便是几个小时。毛泽东给他的评语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