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会议一直到子夜。代表们走出李公馆时，整个世界黑幕沉沉，毛泽东的心中却燃烧着一团火。24日，会议继续进行。在大会上，有两种观点受到毛泽东和多数代表的反对，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观”，认为党的组织就是一个公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而不必强调纪律，不必有中央的集中领导；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员是不能参加进来的；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斗争目标，反对任何公开的合法的革命活动。毛泽东和大多数代表都以亲身的革命经验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是中国革命实践活动所不能接受的。会上，各地代表们还交流了革命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建党的条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
7月30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将通过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举行闭幕式。由于事关重要，前几天没有参加会议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趁夜幕降临之际来到了会场。
晚上八时许，会议正准备开始。王会悟仍和往常一样在后门放哨。突然，她发现一个穿灰布长褂的人，探头探脑地从厢房中跑出来，东张西望后直奔客厅。王会悟感到不妙，赶忙追了过去。此时，那个不速之客已经闯进会场，用小眼睛把会场的人瞄了几下：说，“我找社里的王主席。”随即又改口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扭头匆匆离去。王会悟走进会场，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向大家述说了一遍。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马林，机敏地做出反应：“一定是包打听。情况紧急，大家赶快分头离开！”就在毛泽东等人离去不到十分钟，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便呼啸而至，一群全副武装的巡捕和密探跳下车，便直接扑向会场。此时，李汉俊和陈公博正坐在桌旁悠然地吸着烟聊天。
七八个法国巡捕、侦探、士兵和两个中国侦探，把会场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又盘问李汉俊和陈公博一番。由于代表们撤走时匆忙，竟在抽屉里留下了一份画满记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幸亏那个发现纲领的法国巡捕只是看了一下，随手就扔在了地上。李汉俊和陈公博暗暗地舒了一口气，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显然，中共“一大”不能在原地继续召开了。部分代表在渔阳里二号李达家里商量，会议地址转移到什么地方好。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把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去开。那里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代表们乘画舫以游湖掩护开会，不致引起注意。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决定第二天便去南湖。
7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只中号游船上举行，前后近七个多小时。在这里，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翌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同何叔衡积极着手筹建党的组织，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被选为书记。毛泽东领导支部党员积极慎重地发展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不久，毛泽东又组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他任书记。湖南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湖南人民由于有了党的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村大革命更加迅猛发展起来。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更加热忱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亲自领导泥木工人罢工，被便衣特务追踪，在群众保护下脱险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一系列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2年9月14日，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迫使路矿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保障工人的政治权利、改善福利待遇和增加工资等全部条件，罢工取得了彻底胜利。
随后，毛泽东又从安源风尘仆仆地赶回长沙，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的大罢工。
早在1919年，泥木工人曾为工资问题向张敬尧政府搞过罢工斗争。后来，张敬尧政府规定泥木工人每天的工钱是铜元42枚（当时物价按银元计算，铜元42枚合420文，约合银元三角），牌示“永不再有加增”。但到1922年，银元价格上涨，420文只合银元两角了，所以这时工人一天的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919年的三分之二，工人的生活日渐艰难了。于是，在1922年夏季，泥木工人普遍要求甲工（正式工人）加价到每天银元三角四分，乙工（徒工）每天加价到二角六分钱。但长沙县知县周瀛干却拒绝了工人们的合理要求。
毛泽东了解情况后，便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同工人们促膝谈心，同他们交朋友，了解他们的饥苦，启发他们的觉悟。他指着地上的一粒石子，形象地对工人们说：“这是一粒石子，一脚就可以把它踢开，但如果是一块大石头如何？就要很多人才能把它搬动。我们泥木工人团结起来，就会像一块大石头，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不但搬不动，反而还会把他们砸扁、砸死。”
毛泽东的话，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工人们前进的方向。
长沙泥木工人们先组成十人团，两三个月后就组织了一百多个团，一千多人。在此基础上，于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正式成立了。工会的18条章程就是毛泽东起草的。工会成立后就发动改订工价的斗争。在工会的领导下，贫苦的工人觉醒了，纷纷摩拳擦掌，要与骑在人们头上的剥削者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亲自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泥木工人罢工斗争。他首先找来泥木工会负责人任树德等来省委开会，仔细研究了情况，认为工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而后，又认真分析了当时湖南的政治环境，决定了罢工斗争的策略，应运用合法的斗争——采取群众请愿的方式，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来讲道理。他还做了大量的舆论宣传工作，壮大工人的声威，取得社会的同情，除全国各地及湖南其他工人组织外，还争取到上层合法团体的支援。
1922年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终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继续提出增加每天工价的要求。罢工震动了整个长沙城。所有公私房屋的修建都停工了，甚至连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外交署和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建不成了。
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已持续了数日，长沙县公署不但没有答应工人的请求，反而于10月22日贴出告示：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为此，10月23日上午，四千多名泥木工人冒着大雨在教育会坪集合。毛泽东穿一件旧的对襟衣服，参加了工人的游行示威和请愿运动。他穿插在工人队伍里，随时就地指导工人的行动。
上午九点多钟，请愿队伍开始朝长治路的长沙县公署进发。泥木工人举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和“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的两幅巨大横幅，高呼着“反对假自治政府，实现真自治政府”、“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的口号，向长沙县公署走去。队伍的前后有工人自己组织的纠察队一百来人，负责维持秩序。
到了县署衙门口，泥木工人们先后派出了两批工人代表进去交涉，六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一点结果。等在衙门外面的人们不免有些着急。这时，毛泽东走出人群，站在一个圆形大花坛上，双手一摆，喧闹的人群顿时静了下来。他放开嗓门大声演说：“工友们，我们泥木工人因为工钱太少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才向政府请求增加工资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很久了，没有一点结果，第二批代表又进去一阵子了，还是没有消息。这是周瀛干要把我们内外隔绝，对付我们的一种伎俩。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就一起冲进去，到衙门里去找周瀛干讲理！”
“对！冲进衙门找周瀛干说理！”工人们的吼声惊天动地。就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突然来了一连的士兵，把请愿的工人包围住，只准出，不准进，也不准吃饭喝水。工人的纠察队又在外层把士兵们包围，只准进，不准出。形势非常紧张，人群一阵骚动。
毛泽东临危不惧，领着工人呼口号，他站在人群里面，嘴里衔着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他连吹，工人们就连喊，工人们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事后有份报纸报道：“工人们的口号一喊，县衙门的屋瓦都飞起来。”
衙门里的官吏注意到毛泽东是个领头的，便派了两个便衣特务混入请愿队伍中，来捉拿毛泽东。这两个特务的行动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工人们用人墙把特务层层围住，使特务无法靠近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机敏地在靠墙的几棵树中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消失在工人队伍中不见了。
请愿斗争一直坚持到后半夜，衙门里才派人出来说，省政务厅长吴景鸿打来电话，要大家暂时回去，明天开工团会议，请工人派代表去谈判。毛泽东与工人们一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提议，全体工人整队撤出。此时已是24日凌晨三点钟了。
24日上午，毛泽东扮做工人模样，并以罢工工人首席代表的身份，率领任树德、张汉藩、袁福清等十多位工人代表去政务厅谈判。在谈判中，毛泽东代表工人们说话，热烈地拥护工人的利益，他手里拿着“省宪法”，根据上面的条文和对方辩论。他讲的头头是道，句句有理，辩得政务厅长吴景鸿无言以对。吴景鸿凭其阅历，一眼就看出，这位首席代表不是泥木工人，是“过激分子”来帮助工人闹罢工的，便别有用心地追问：“先生贵姓？你是不是工人？”卫戍司令也粗声粗气地问：“你究竟是什么人？”
毛泽东微微一笑，以轻蔑的口吻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当时和毛泽东一道去谈判的工人代表们都非常感动。
谈判一直坚持到晚上八点多钟，吴景鸿理屈词穷，反动当局被迫答应了增加工人工资、营业自由等要求。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又率领12名工人代表来到政务厅，催批“呈文”。四千多泥木工人以及各行各业的工人群众，共有两万多人，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游行到省公署。
当吴景鸿最后盖印的时候，工人代表发现“批语”中有“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由该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的话，毛泽东表示坚决不同意，要求吴景鸿删去，否则罢工决不停止。
吴景鸿望着窗外两万多人游行罢工的工人队伍，听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冒出了一身冷汗，他不得不拿起毛笔，将“批语”中的那句“狡辩”勾掉。至此，近二十天的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工人们兴奋地高呼：“劳工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
赵恒惕狂叫：“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一天夜晚，他派兵秘密包围了毛泽东的住所
1920年6月，北洋军阀张敬尧被赶出了湖南。湘军头目谭延问、赵恒惕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长沙主持湘省军政，成了湖南的“土皇帝”。由此，湖南的统治权力便由皖系军阀手里转到湘系军阀手里。
这年秋天，谭延闿和赵恒惕因利益关系无法协调翻了脸，湘军内讧，谭延闿被逼出走。从此，赵恒惕成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大权独揽，割据一方。但赵恒惕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学生运动接连不断，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市民情绪日益不满，抨击舆论铺天盖地，他犹如坐在火山口一般。其中，让他最焦头烂额、寝食不安的就是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1922年下半年，湖南尤其是长沙的工人运动，达到了高峰。10月间，全省已成立了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工会，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五万多人。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参加过罢工斗争，经受过考验。与此同时，其他各行业的工人也都在酝酿罢工，组织工会。
这样，成立一个地区性的工人统一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于是，毛泽东开始着手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1922年11月初，“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自己公开的组织和指挥机关。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破坏工人运动。他们先通过四处派出的密探，渐渐探听到了在工潮中起核心作用的“过激分子”的背景和活动情况，其中对毛泽东的印计啊……毛泽东的这番话驳得赵恒惕哑口无言。
毛泽东接着又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要先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废除，至少‘省宪法’第十二条就应根本取消。”“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扰，或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请问省宪法是否还有效？”几位工人代表同声质问。
赵恒惕原想搞个“省宪法”以欺骗群众，没想到反被毛泽东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只好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同时又强调：“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在交涉中，关于所谓工人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等代表严正表示了工人的态度：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资、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之事。”
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他们就是政府，不要政府就是不要他们这些人。可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则完全茫然无知。因此，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得知工人信仰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倒面露笑意，一个劲地点头说：“工人采取这种主义，极为得当，极为得当！”
毛泽东在说理中所表现出的才干，使赵恒惕感到坐在他面前的绝不是工人，是个出色的学生。于是，他装出爱护青年学生的样子，讥诮地对毛泽东说：“很明显，你不是工人而是学生，为什么你要干预他们的事，用工人代表的资格跟我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