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1年。就在这一年，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件。共产党内出现了林彪反党集团，从和平过渡方式抢班夺权发展到了武装政变，企图阴谋杀害毛泽东，为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林彪从参与高岗反党集团谋活动开始，就滋生了政治野心，到“九大”确定其为“接班人”，野心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紧接着组成反党集团，公开向党发难。对于党中央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继续铤而走险，加快了反党活动步伐，以至秘密策划武装政变计划，杀气腾腾，大有倾倒天地之势。当他们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后，便背叛祖国，逃往他乡，最后落个折戟沉沙、身葬异国的可耻下场。历史宣告了阴谋者的下场，也为国人留下了震惊的一幕！
林彪参与高岗反党集团阴谋活动后，其野心逐步膨胀，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刘志丹同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他与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并批判他的错误，但他拒绝接受。1954年自杀。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
谈论林彪反党集团，首先要说他的核心人物林彪。林彪与其他叛党者、野心家一样，不是一开始骨子里就反党、背叛革命事业。不然，他的政治地位也不能到“九大”时被确定为“接班人”。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是功大于过，“也为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曾说过：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有一个发展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1953年，林彪参与高岗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他开始滋生政治野心。
此时的林彪身体不大好，在北京、杭州等地养病。
10月的一天，高岗乘车南下到林彪在杭州下榻的宾馆，多次密谈中央人选名单和“八大”军队代表团名单等问题。叶群也常代表林彪到高岗的住处谈论政治问题。11月底，林彪交给高岗妻子一封信，要她亲自转给高岗，并嘱咐不要丢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讲。这封信无论是对林彪、高岗野心的实现，还是对党中央都十分重要。这封信是林彪拟定的中央人选名单和军队参加“八大”代表的名单。
中央察觉后，尽管林彪和叶群编造种种掩人耳目的谎言，不承认信中的内容，但无疑说明了政治野心的滋生。
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他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
林彪与高岗的阴谋活动受到中央批评后，有所收敛。但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和将彭德怀撤职，为林彪提供了一个机会，由他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从此其野心开始膨胀。
他从1960年至1964年，开始阅读中外历史上有关政变的书籍，研究了一些历史人物是如何获得最高权力的。所以，他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使人吃惊地一口气讲出中国历史上二十多个政变的实例。
经过潜心研究，他认为：要想夺取最高权力，首先必须搞阴谋，骗取最高权力者的信任。如“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之以无”，“面带三分笑”，等等。他研究毛泽东的心理、好恶、动向，然后决定自己的言行。他提出了什么“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等一套“左”的东西，取得毛泽东的欢心和信任。于是，他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最好学生”。其次，拉山头、搞宗派，形成帮派集团。林彪十分清楚，要想夺取最高权力，没有人为他吹捧是不行的。他网罗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中的一些人，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人成为他的亲信。最后，排除异己。他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决心扫除夺权道路上的障碍。这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他又借机批判朱德。他又以种种罪名，整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并以自己主持军委工作的权力，提名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以加强海军领导为名，派李作鹏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刘亚楼逝世后，抢先安排吴法宪为空军司令员。
1965年冬，陷害罗瑞卿，迈出了夺权的第一步。
林彪把多年篡党夺权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但从哪入手呢？用他的话说要选好“突破口”。林彪清楚，要夺权必须首先夺军权。他虽然已经夺取了部分军权，但还远远不够。当时掌握军队实权身兼六职的罗瑞9即（军委秘书长、参谋长、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办主任）成为他夺取权力直接而重要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打击、陷害罗瑞卿。
罗瑞卿是林彪的部下，长征进曾先后担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副校长。1959年，林彪提名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为什么林彪要整掉罗瑞卿？就是因为罗瑞卿对林彪的许多做法持反对的立场，不听林彪的“话”。罗瑞卿说：“我不听他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倒，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1965年11月，林彪得知杨尚昆出了问题，调离中央办公厅时，就决心趁热打铁，整掉罗瑞卿。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先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口头报告，就罗瑞卿的问题谈了六七个小时。
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叶群作了长达10个小时的关于所谓“揭发”罗瑞卿的三次发言。会议印发了叶群带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的那些材料，包括林彪的亲笔信，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会议开了三天以后，把正在西南视察的罗瑞卿用飞机接到上海，进行揭发批判。会后就解除了罗瑞卿在军队中的职务，并要他反省交代问题。
196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其间起草了关于所谓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批转了这个报告。年底，罗瑞卿被关押起来，受到了不停的批斗。
林彪通过捏造罪名、制造伪证、挑拨离间等手段，整掉了罗瑞卿，向他夺取最高权力迈出了重要一步。紧接着，他有了更大的动作，整罗瑞卿的所谓“后台”，如贺龙、邓小平等人。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也挨了整，连罗瑞卿部下的一些人也不放过。
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使林彪成为实际上的接班人。
搞个人崇拜，善于吹捧，说恭维话，是林彪的一大特色。他的这种阴谋一度掩盖了其祸心而欺骗了许多人，成为他夺取最高权力的敲门砖。
林彪别有用心地称毛泽东是“天才”，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诬陷彭、罗、陆、杨“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的这种伎俩，欺骗了许多人，似乎他是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人。1966年9月，中央在一个指示中说：“林彪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套有所察觉，说“对他的一些提法，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止，林彪施展手段，打倒了彭、罗、陆、杨，夺取了部分权力，但这不是最终目的。为了夺取更大权力，他与康生、江青等人勾结，诬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认为搞掉他们，才能获得最高权力。他的这个设想，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得到了初步实现。
1966年8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会。会议通过了《十六条》，对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进行了调整，政治局常委由7人增加到11人。最重要的变化是：刘少奇由常委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由原来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原来的五个常委兼副主席，会后只有林彪一人被称副主席。林彪得意地说：他由小六变老二了。这次会议明确宣布林彪为“副统帅”，内部讲是“接班人”。
林彪被确定为“副统帅”、“接班人”以后，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紧接着，他与江青勾结，捏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攻击刘少奇是最大隐患。说邓小平是敌我问题，逼邓小平交权。诬蔑邓小平是“黑帮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他们骂朱德是“假司令”。攻击陈云、邓子恢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逼他们作检讨。攻击李井泉、刘澜涛、薄一波是牛鬼蛇神，煽动要揪出来。骂贺龙是“土匪、“大阴谋家”，致使贺1969年被迫害致死。
1967年，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江青勾结，集中整了一批老同志，批判了所谓“二月逆流”，使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批人遭受打击。
正因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被林彪一一整掉，使他篡夺了相当大部分权力，形成了以其为首的一股政治势力。
1967年夏，林彪集团初步形成。
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尤其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林彪的势力逐步形成。这种势力在1967年夏以后，进一步明朗化，黄、吴、叶、李、邱的地位得到巩固，初步形成了林彪集团。
林彪集团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是：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军委看守组的成立”，林彪的“八九讲话”。
“五一三事件”，指1967年5月13日晚，军队两派为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问题发生的武斗事件。事件发生后，林彪、叶群和江青明确表态支持其中一派。他们认为被支持的一派是革命派，另一派则被视为保守派，并受到压制。邱会作在写给叶群的信中说：“借‘五一三事件’这个东风作为改变我们形势的伟大力量。”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共同写给叶群的信中说：“‘五一三事件’是军队‘文化革命’的转折点，它揭开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序幕。”所以，“五一三事件”以后，总政就被搞瘫痪了，实质上他们夺了总政的权。
1967年7月，军委看守小组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吴法宪任组长，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当时这个组织对外不公开。7月18日，军委看守小组在京西宾馆开始办公。这个看守小组的任务是负责看管总政的，因为总政被搞瘫痪了。看守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部队各机关批斗军队领导干部。在他们的授意下，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二十多名军队高级干部受到批斗。从看守小组的成员来看，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
1967年8月9日，林彪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到乱有四种情况时说：“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就几乎被总后的一些人整死，“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被整”，吴法宪也是挨整。并说：要像邱、吴、王、张那样，在坏人整你时“要顶住，要沉住气”。可见，林彪的这个“八九讲话”，实际上宣布了他们集团的主要成员，除了叶群、黄永胜以外，又增加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1968年的“杨、余、傅事件”，使林彪集团进一步发展。
“杨、余、傅事件”，是指1968年3月，林彪与江青勾结，为了全面夺取军权，控制首都形势而阴谋制造的又一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是林彪宣布逮捕“叛徒”余立金，撤销杨成武代总长的一切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宣布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一撤一任，完全暴露了林彪集团的目的。
他们说余立金是叛徒，纯属诬陷。当时余立金与吴法宪有矛盾，而吴法宪又是林彪集团的成员，这是林彪为了支持吴法宪打击余立金而采取的手段。说“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是捏造，采用了“林冲误入白虎堂”的手法进行陷害。因为傅崇碧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他们控制北京形势的障碍。他们整杨成武，是因为杨成武是代理总参谋长，林彪为让自己的亲信黄永胜掌握这个权力而对杨成武进行陷害。江青当时与林彪一起整杨成武，是因为当时从上海、北京弄到一批有关江青的不光彩材料，放到杨成武那里。这样，杨成武就成为她的最大威胁，所以借机搞掉杨成武。
从根本上说，林彪制造“杨、余、傅事件”，是为了剥夺老帅们对军委的领导权。林彪他们的公开口号是：揪出杨、余、傅的后台，他们的后台是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所以他采取同样的捏造事实等手段，攻击叶剑英，诬陷聂荣臻、徐向前，说他们反对党，反对毛主席。
经林彪的策划和支持，成立了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组成。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接着还宣布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就是军委，完全取代了军委。这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都靠边站了。至此，林彪集团全面控制了军权。
1969年党的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点。
老帅们虽然被剥夺了对军队的领导权，但在军队中、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还很高。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搞臭老帅们，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发动了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批判。除了谭震林因被江青诬蔑为“叛徒”而剥夺了出席十二中全会的权利外，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都遭到批判。他们攻击陈毅“四十年的历史证明是不可信的”；说叶剑英“干了许多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罪恶勾当”；攻击徐向前是“老军阀、老右派”；攻击聂荣臻“阴险”，诬蔑他“一贯搞资本主义、搞独立王国”等等。
林彪、江青一伙勾结起来攻击老帅们，目的是消除老帅们的政治影响，孤立他们，召开九大时把老帅们赶出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以便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
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1名政治局委员中，后来被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就有12名。可见林彪、江青一伙在九大以后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林彪在九大不但继续当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并成为合法的接班人，写入九大党章之中。林彪集团的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他们不仅掌握了军队的主要权力，党、政和地方的权力，也有相当一部分落入林彪一伙手中。
九大以前，林彪、江青为着各自的目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九大选举时则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点，同时也预示林彪集团的瓦解。
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向党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显赫位置，成为了党章规定的“接班人”。然而，林彪并不满足，一心想成为国家的头面人物。刘少奇被打倒，造成国家主席位置的空缺，林彪的视点立即转移到这上来。
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其目的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