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第4节北伐：一场毫无收益的短线投资
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国也应当保持现在能所控制的地域。
——黄仁宇
投资理论告诉我们，短线投资本质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对于稳定本金，建立长期的投资信誉没有多大的益处。除非你资金雄厚，承受得起可能出现的巨额亏损。尤为重要的是，短线投资的盈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市场的板荡，投资者本身对此是不可控的。
祖逖北伐，对司马睿来说，完全称得上“投机倒把”，典型的短线投资眼光与手段。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其一，司马睿虽为晋朝皇族，但资历与威望皆不如其他宗亲，正值北国纷乱之际，在王导、王敦的辅助下，于中国的南方寻觅一处喘息之所，立脚之初，重在权力的再分配，无暇北顾。黄仁宇先生称之为“流亡政府”。之所以同意祖逖北伐，无法是宣誓自己帝位的正统，这个东晋的开国皇帝需要这种姿态彰显自己的正当性。而输赢则不在他考虑之列。
这就牵扯出第二个原因，如果说司马睿对输赢不挂于心，那么说他实际上更希望北伐失败更为确切。司马睿以晋朝宗室身份懈百官及附属家众南渡，但在北方却还留有许多司马懿的子孙，以血缘亲疏而言，司马睿并不占任何优势——他的祖父，第一代琅琊王司马伷只是司马懿小妾所生之庶子。倘若北伐成功，谁来做这个九五之位还不一定。就此而言，司马睿只能着眼于眼前的微不足道的一些作为，我们可以将这种姿态理解为司马睿久居江南的热身运动。
投资者倾向于短线操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追求高风险高利润的表现，司马睿就真的是玩票性质的胡来，因此，慷慨悲壮的祖逖北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基于上述两点的考量，司马睿拿出了所谓的“全部家当”给祖逖：只够1000人吃的粮食、3000匹布。余者人员、兵器、后勤由祖逖自行解决。面对此情此景，祖逖会做何感想？黄仁宇先生指出“祖逖闻鸡起舞的豪迈”，累死累活，欲为司马氏家族一统中原，得来的却是这样的待遇。我们不难想象，祖逖心如刀绞。我们或许只能哀叹，再好的绩优股，在不会运用投资手法的人手中，也只能划入跌停板的行列。
祖逖遭遇的困境，不止限于后台老板的气度与眼光，还有北方胡人强锐的兵锋，以及那些从保护百姓生命安全的坞堡发展而来的私人武装。这些人时而讨好后赵的石勒，时而讨好东晋的司马睿，蛇鼠两端。祖逖初期只有族人2000，硬拼只能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私人武装，祖逖的策略是以抚为重。他招抚了河南地的众多坞主，将其兵马收编为政府军，又有了基本的后勤保障，兹后的行动变得十分顺利，然而好事不能让一个人都占全了，祖逖也有算错账的时候。
祖逖率军进克现在的安徽亳州，遭遇当地的势力最大的蓬陂坞主陈川的阻挡。陈川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他驱逐豪强盗寇，为百姓保一方平安，也算有些功德，但另一方面，他经常带领自己的一帮弟兄跑到今天河南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祖逖并没有过分担心这支武装会给北伐军带来麻烦，他以招抚之策对之，没想到陈川并不理会祖逖的好意，还时常骚扰他的军队。祖逖便设伏将其击溃，并将陈川所掠子女财物各归原主，深得民心。
随着陈川的被击溃，祖逖首次与后赵的军队正面遭遇。陈川败后投了石勒，石勒则派遣侄子石虎统50000大军支援陈川，共抗祖逖的胜利之师。敌军来势汹汹，依照军力，祖逖原本并不能与之作正面的决战，但有句老话说种瓜得瓜，由南及北，祖逖一路上军纪严明，招叛纳降，给社会以安定的秩序，给百姓以安宁的生活，深得百姓爱戴。关键时刻，这些自认受恩于祖逖的百姓效死命于他，使北伐军声势大振，祖逖一举击破敌军，由此大胜，身在北方的晋朝故臣纷纷起兵响应祖逖。不出几年，北伐军已收复黄河以南大部分的土地。
敌人相对分外眼红，何况是吃了败仗，但是石勒却对祖逖有英雄相惜之感，十分敬佩他的为人。时牙门将童建杀新蔡内史周密后，降于石勒，石勒并没有收留此人，而是将他的人头与一封书信同时交给祖逖。信中写道：“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祖逖看过信后，遣使道谢。
与当初几千人的杂牌部队相比，此时的祖逖可以说兵多将广，粮草丰裕。重要的是，后赵与他呈先相对友好状态，他可以抽出更多精力去对付那些不听召唤的其他胡人。
以我们如今的想法来看，如果司马睿此刻能伸出援手，哪怕只是在精神上多加支持与鼓励，那么事件的发展必然会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历史往往总是在关键处发生想象不到的逆转。黄仁宇先生指出，南北双方“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虽然“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国也应当保持现在能所控制的地狱”，但是既成的事实很难在一时半刻得以用武力的手段加以改变。
就祖逖而言，这些客观条件必然让他感到棘手，司马睿的“及时插手”更让他感到无奈。祖逖的声威刺激了这个皇帝脆弱而敏感的内心，他需要做点事情以改变在他看来“臣强主弱”的局面。按照正常逻辑，依靠皇帝的头衔，司马睿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和国家的前途呈现灿烂的曙光，但是令人摇头的短视与投机心理严重阻碍了美好事件的发生。
321年，就在祖逖为打到黄河以北做准备时，司马睿派出自己的心腹大臣，时任征西将军的戴渊为“都督北方六州诸军事”，祖军由其全权统领。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祖逖的军权，而且还断了祖逖退回南方的后路。此时的祖逖已是56岁的老人，自己亲手开创的北伐美景，戴渊不费吹灰之力即行取代，当然令这位老将军心痛不已。
时值权臣王敦在东晋朝野一人独大，又是军队的实际控制者，又是“贡赋入己，将相官吏多出其门”，司马睿倒成了无关紧要的装饰品。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为了与王敦抗衡，司马睿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将自己人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两方势力由此从对峙转为争斗。屋漏偏逢连夜雨，前有强敌，后有围堵，国家又多事，祖逖心灰意冷，想想多年以来征战沙场，本想有益于社稷百姓，原来却是戏梦一场。如今，即便是有心杀敌，却也无力回天。
一连窜的打击让这位老将军身心疲倦，内火攻心，不久便病危而逝，时321年。他死后，司马睿追封其为车骑将军，然而北伐之举却就此停止。
司马睿作为一个没有多大抱负，安于现状，却又多少有些不甘现状的皇帝，试图在南北争斗中两面讨好，稳固根基，自认是不吃亏，有头脑，但是显然，在他能参与的政治投资中，这个男人除了在南北士族的推戴下成为东晋皇帝外，没有别的作为，他葬送了自己的前程，在祖逖死后的第二年，他也忧愤而死，这又能如何？经历王敦之乱的东晋王朝依旧是条不堪重负的破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