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第3节贞观之治：高山仰止的幸福标签
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黄仁宇
在中国历史上230多个皇帝中，有一些人始终不能无法被我们的记忆抹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其中一个。都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无论时人抑或后人，都以最大的善意认为，为了开创一个美好而幸福的时代，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虽说权力之路由罪恶的鲜血染成，但人们也不因玄武门弑太子杀四弟，逼父亲李渊退位而登大宝之位，就将他一生的功绩全部抹杀。李世民确实创出了不世功业。
那些伟大的、后人难以企及的功业让这位英雄在年老之时，都不能抛却心头的热血，就连唐朝的天空，也因这份热血，而渲染出夺目的光彩。那时的帝国，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可算得上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
649年，53岁的李世民病入膏肓，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不得而知，但病卧床榻，由身体羸弱，胸无大志的太子李治端茶递水照料下的太宗，或许还会想起630年的那场彻底消除北部边患的战争。
那一年，李世民命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杰为恒安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兵10余万，以兵部尚书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元帅，分兵6路向东突厥发起进攻，大败颉利可汗于阴山，将其生擒，东突厥就此灭亡。
由此大胜，李世民被四方首领尊为“天可汗”，在万邦来贺的大殿上，唐朝的太上皇弹起了心爱的琵琶，唐朝的皇帝则旁若无人的跳起了流行的舞蹈，一国的最高领袖在黄仁宇先生所称的“四夷君长”面前表现得如此洒脱自如，实在是古今未有。
古代中国，领袖人物的性格往往就是帝国的性格，所谓上行下效。汉武雄浑，气吞万里如虎，太宗亦如是，而到了宋徽宗时期，皇帝舞文弄墨，丹青勾笔，整个社会当然不脱迷离莺燕之气。我们很难想象，明朝和清朝的皇帝会由于情绪的激昂与兴奋，在一场艰难的大胜后，脱去平日的严肃与谨慎，将故作的威严化作轻快与喜悦。
做木匠或打猎是他们所擅长，但热情奔放地驰骋于大江南北，甚或突破传统，建立新的规范，却实在为难了他们，因此自宋以来，帝国成了包子馅，用一层皮将自己紧紧包裹，而唐帝国，如黄仁宇先生说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最属外向。朝廷信心也坚定。这种坚定让帝国的朝阳从长安一直照到了葱岭以西，也即现在中国、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边境上。
一国之强盛，单靠武力强权，难免落得一个穷兵黩武的贬评，太宗的唐朝令人高山仰止，呼为不世奇功，使得贞观之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之一，更多的来自黄仁宇先生所讲的“武功之外，继以文治”。
从旧唐书提供的一份数据中，我们能够一窥文治所带来的效果。630年，一斗米只卖4、5钱，帝国的百姓再也不用为买不起粮食而发愁了，房子不用安防盗门，出门月余也不用锁门，乡道村舍间到处可见成群的牛马；633年，帝国的百姓全体过上了小康生活，有远行的路人，或是出差，不必担心身上的钞票带的太少，也不必忧虑零食被贪嘴吞光，只要走进沿途的农家，对方都热情款待而不收钱，在客人酒足饭饱后，还会免费赠送路上所需的饮食（只要你拿得动），唐史将其形容为“此皆古昔未有也”。
天下安定，丰衣足食，心情大好的帝国百姓有了更多的时间将心思用在床笫之间的欢愉上，使得贞观时期，帝国的户数以每年平均70000户的数量增加，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苏东坡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有这样可观的户数增长，贞观之治的成果也是可想而知的。百姓笑哈哈，官员美滋滋。帝国以不可阻挡的姿势向上攀升，对官员最大的好处就是工资有了大幅度提高。让我们来晒晒贞观时期的公务员工资表：
品级 一品 二品 三品 四品 五品 六品 七品 八品 九品
月俸 6.8贯 6贯 5.1贯 4.2贯 3.6贯 2.4贯 2.1贯 1.6贯 1.3贯
1贯就是1000个铜钱，折合成白银为1两。在贞观年间，1贯钱能买2400斤米，如果以现在每斤米2元来算，1贯钱相当于48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以一品官来算，他的月工资将近330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很诱人，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贞观年间，为何有那么多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
仅就黄仁宇先生论及的内容，我们也能回味太宗文治所带来的盛况。黄先生这样写道：“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他们是商人，是留学生，是传教士，人数总和超过50000人，这还不包括常来常往的那部分人士。李世民和他的帝国对这些人一视同仁，不管什么教派的僧侣，都授予五品和七品的文职。这在后世更是无法想象。黄先生提到：“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以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日本的平安京，也即现在的京都，就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形制设计兴建。
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首个超过百万的城市，黄仁宇先生称之为“具有国际性格的都会”。
这座无所不包的黄金城市，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这样的表述方式恐怕不够直观，很难看清在李世民统治期间这个大都会的伟大，那么就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比较。帝国的都城面积——
比现在西安城墙内面积大9.7倍；
比汉时的长安城大2.4倍；
比隋朝的洛阳城大1.8倍；
比元代都城大都大1.7倍；
比朱元璋的南京城大1.9倍；
比明清北京城大1.4倍；
比当时的罗马城大7倍。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将其形容为当日的纽约、伦敦或是东京，都是对它的侮辱。李世民的长安城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它巨大的棋盘状的空间布局正象征着皇帝与他的帝国包容宽广的雄心。而彼时的欧洲，正处于历史学家所称的“黑暗时代”。科技停滞、宗教迫害、人种争斗是当时的主题。生存尚且不易，又有什么精力去用心经营一个国家，当然更没有国力与雄心去建造如长安城般雄伟壮阔的都市。因此，在欧洲历史上，除了古罗马帝国时期的“五贤帝”算得上治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赞誉的盛世。
长安城或许只是开始，至少对李世民来说是这样。贞观八年，即634年兴建的大明宫才是他一览众山，俯视天下的帝王居所。大明宫周长7.6多平方公里，面积约3.2平方公里，为紫禁城的4倍。国盛而民强，民强而信足，信足而具有强烈的安全感与容纳性。依靠着李世民的功业，帝国的皇宫在安全感与容纳性上，同样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姿态。
18岁时，李世民助父亲李渊起兵，大小战役，皆身先士卒，指挥100000以上军队，驾驭府中的参谋，全不在话下，与将领亦感情深厚，可见他精力充沛，性情也属外向，天生具有优秀领导者的素质。因此，黄仁宇先生认为贞观时期帝国的蒸蒸日上，“当以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黄先生继而言道：“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是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地恭维。”
李世民的成功，黄仁宇先生在肯定其自身努力的同时，也指出其恰逢其时的好运。“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大运河和考试制度。”很大程度上，李世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享受温暖的光照。
时也，运也，公元907年，被迫禅位于朱温的唐哀帝李柷，想起这位先祖，是否会嫉妒得牙根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