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第3节藩镇之乱：权力博弈制造“后安禄山时代”
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与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
——黄仁宇
唐朝的国运，如同蹦极一般，经过安史之乱的暴力洗礼，从盛世的高台瞬间跌落至王权的低谷。此间情形，用宋代晏殊《浣溪沙?春恨词》中的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来形容，实为确切。悲欢离合的交织迷离，已使这个曾经伟大的帝国满目疮痍。他就像一个年迈的父亲，失去了管束众多顽劣儿子的力量。他伛偻的身影让后人不忍目睹。
身值这般境地，不难想象，帝国的皇帝会是怎样的心情。安禄山死了，史思明死了，祸首既灭，而余党难除。他们虽为投降，实则割据一方。实力决定地位，皇帝唯有默认这种现实，才可能安坐于龙椅。于是，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这些地盘，都成世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后追认。”也便成了一种必然。这种情景，史家称之为“藩镇之祸”，黄先生将其理解为“独立及分化的运动”。
乱世当中，自保其身才是处世之道。除了金銮宝殿上的皇位，藩镇想要什么，皇帝就给什么。后世有石油换和平，彼时的帝国皇室，也大致如此。
最高领导人还是要些脸面，他们不以交换的方式体现双方已成事实的平起平坐，而是依旧以赏赐的名义强调着自己至尊的地位。虽然，黄仁宇先生指出，这时的朝廷“对藩镇无力过问”，而藩镇的“独立”随着朝廷的软弱，已经“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效尤。”
779年，性格宽仁，委曲求全一辈子的唐代宗李豫病逝，唐德宗李适继位。与父亲试图追求权力拉锯战的某种平衡不同，37岁的李适欲使自己的帝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实际的行动，黄仁宇先生已明确指出，“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
在他继位的第3年，河北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依照似乎早已铁定的规矩，其子李惟岳应当继承父位，而不必向长安请示汇报，但也许是出于仅有的一丝尊敬，李惟岳还是打了份报告给李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出人意料的拒绝。这个决定惹恼了李惟岳，他联合了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准备以武力表示对李唐的不满。
以往这样的联合一旦形成，即便只是做做姿态，也能让长安胆战心惊而采取妥协，但这回，他们却遇到了硬骨头的李适，李适征调了万余兵士戍守关东，并以还算臣服的地方将领为“剿匪主力”，造成藩镇打藩镇的态势，取得了巨大战果。
这种局面并没能长久维系，原因也简单，拥兵自重的地方将领并不是三岁孩童，他们很快明白，长安方面的“削藩”，说到底是“借此削彼”，“彼”消灭后，“此”的命运也到了终点。黄仁宇先生指出：“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纵’和‘连横’的政略与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
李唐帝国最为糟糕的时刻由此出现，黄仁宇先生说：“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原本掌握主动权的李适一下子陷入了被动，他感到了不安，但他削藩的决心并未就此熄灭，直到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自任天下都元帅、建兴王，“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才真正震动了他的内心。
此时祸不单行，从西北征调征调来的军队由于没能得到皇帝承诺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尽是些糙米和素菜，路过长安时发生了哗变，史称“泾师之变”。李适逃出长安，奔到今天的陕西乾县，为了勤王护国，正在与叛乱的藩镇对战的前线部队不得不撤军，德宗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为了不使帝国再遭遇安史之乱一样的痛创，784年，李适发布“罪己诏”，将天下大乱，诸镇叛乱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并赦免了全部谋乱的藩镇。
博弈论中有个动态博弈的概念，动态博弈是指参与者的行动有先后顺序，并且后行动者可以知道先行动者所采取的具体行为。虽然李适先下手为强，但其急功近利，使自身的意图暴露于敌眼之下，对手虽动在后，实则谋在前，看准李适软肋之处，才能一击即中，伤到皇帝的痛楚，而且让他永久失去攻击性。到头来，藩镇还是那些藩镇，实权还是那些实权，而李适却已非当年的李适。毫无疑问，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藩镇赢得了胜利。
李适于64岁病逝于会宁殿，倘若没有藩镇这块心病，出于善良的猜度，这位帝国的皇帝可能会活得更长一些。李适一生，始终以先祖李世民为榜样，以恢复帝国荣誉为最大的追求，只是他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他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做他雄主的美梦了。相较而言，他的孙子，唐宪宗李纯虽然没有整天叫嚷要学李世民，但其所为却颇有先祖之风，故而被时人称之为“小太宗”。他一生的行迹，简单地说，就是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
李纯是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始终不脱“零和博弈”的范畴。所谓零和博弈，通俗点说，就是我的收益建立在你的损失之上，在这一竞争关系下，只有你死我活得较量，没有委曲求全的妥协。我要得到幸福，必然要你痛苦。达到这种效果，对帝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是个非常大的考验。李纯做到了。黄仁宇先生说他“鉴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
这句话的最后一段实则表明了李纯对藩镇的态度：要么归顺于我，要么被我消灭。他不像祖父那样性情激动，欲速而不达的道路他还是懂的。814年，淮南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举兵叛乱，兵锋直指洛阳。敌人希望重兵压境，速战速决，然后捡了便宜就抬屁股走人，没曾想李纯以拖延战法，耐耐心心，不慌不躁，其结果如黄仁宇先生道明的那样“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的将对方一股成擒。”
818年，李纯调集帝国五路节度使迫近另一叛乱的节度使李师道的地盘，其内部大乱，李师道本人为部下所杀。此时，李纯治下的帝国，如黄仁宇先生所指“为唐代削藩事业之最高峰。”所谓“元和中兴”也由此出现。
李纯以后的作为，黄仁宇先生并没有过多的褒奖，原因有二。一则李纯虽然强有力地平定了地方势力的叛乱，但其数量只占藩镇的一小部分，谈不上从根本上消除造成藩镇割据的祸根；其二，也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犯的一个毛病，文官武将不可信任，便宠信宦官，委以大权，还经常被皇帝派去军队视察。虽为制衡，实际上造成宦官独大的态势，造成日后宦官立帝的乱象。
心灰意冷的皇帝此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在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求自我的解脱，820年，李纯为宦官所杀，年43岁。李纯死后的帝国局势，黄先生遗憾地指出：“朝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帝国日后的命运，犹如陷入泥沼的猫狗，除了听天由命似地呜呜叫唤，已没有任何振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