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第2节檀渊之盟：金元政治换来百年安静
不加兵者一百二十一年，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黄仁宇
檀渊，即今日的河南濮阳，它对宋朝的重要性，可以从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檀渊）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其地位，一如现在的天津对北京。
200多里的距离，以死对头契丹轻骑兵平均日行180里的速度，一天半左右即可兵临城下，扼住宋朝的要害，犹如打蛇打七寸。长于妇人之手，喜好读书，乐进士人的宋真宗赵恒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实上，父亲赵光义三征契丹三次大败留下的对契丹的恐惧，已经对皇帝的心理健康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征契丹，黄仁宇先生指出“宋军崩溃”，他引《辽史》的记载，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
英雄老子都打不过契丹人，我一后辈又如何能展国威于塞外？30岁继位的宋朝第三位皇帝不会做“非分之想”。除了内心的恐畏，另一个原因也使得他没有必胜的勇气。自979年宋与契丹正式交战以来，宋朝军费开支连年递增。中央军禁军至宋真宗时已达432000人，地方军也近500000，光是养这些兵，每年就要支出50000000缗，相当于人民币15000000000。
赵恒御宇初期，中央财政收入还能勉强应付这些开支，但到了皇帝的后期，也就是赵恒“龙驭上宾”的前两年，中央财政收入为150850000缗，相当于人民币45000000000，而当年支出则为126770000缗，国库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国家财政出现危机，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向百姓增税，导致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凸显。赵恒的日子很不好过。
赵恒发自肺腑地想要做一个安稳天子，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也不想给百姓制造不安。国家疲敝的现实加深了他的懦弱。不及交手，赵恒已经自我投降了。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赵恒想要做沙子里的鸵鸟，但契丹人却不给他这个机会。
契丹，由于实行黄先生所称的“全民皆兵”的制度，“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至契丹第二个皇帝耶律德光，其兵力已达500000之多，且多为骑兵。耶律德光死后60多年，赵恒的宋朝所养的军马也才200000匹左右。北宋时期优良战马的产地，一是燕云北地，一是甘凉河套，前者已为契丹所夺，而后者则在1002年，被党项人攻占。时人普遍认为“军事之先，莫如马政”。失去宝马之所，现有的战马又比不了敌手，这让赵恒根本没有强硬的资格。
此时掌握契丹实权的是太后萧绰，黄仁宇先生评价她“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能重用降人。”应该是个果敢有决断的人物。宋朝在太宗时期的节节失败，以及真宗败于党项，让她看到了赵恒的可欺。加之因为“重用降人”，对宋朝内部的形势必然知晓甚多。1004年秋天，萧太后与契丹国主耶律隆绪亲提200000大军南下，其势如黄先生所指出的“深入敌境七百里”，在攻占了现在的河南清丰以后，将澶渊城三面包围。
听到契丹围困澶州，进逼开封的消息，赵恒彻底慌了神。他想到了逃命，逃到哪里去呢？近臣有的说像唐玄宗一样去四川，有的说去金陵，赵恒斟酌再三，觉得金陵山水佳景，姿态婀娜，是个好去处，便收拾细软准备动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寇准阻止了皇帝的行动。
在他看来，迁都的举动无疑会将国家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契丹兵锋虽劲，但如果皇帝御驾亲征，必能鼓舞士气，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赵恒勉强答应，可是当车驾来到现在的河南滑县时，赵恒又打起了退堂鼓，因为近侍告诉他，契丹人又往前线增兵了，寇准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赵恒这才万分不情愿地来到了澶渊城。当宋军看到城头晃动黄龙旗后，果然如寇准所言，“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这时候似乎老天也来帮忙，契丹总司令官萧挞凛被宋将射杀。主将一死，诸军心乱，斗志全无。萧太后也因痛失大将而心灰意冷，决定罢兵而去。
萧太后心情沉痛，但脑子却一点也不糊涂。她要求与宋朝皇帝订立盟约，获得一些实在的好处，否则回国不好交代。赵恒自然求之不得，便出现了黄先生所称的“与契丹之辽议和，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的情形。让奉行大棒政策的敌人撤并，宋朝付出了每年给契丹100000两白银，200000匹绢的代价。当然，为了颜面上的好看，赵恒在盟约上将这笔钱称作“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此外，两国还互开边境贸易，互通有无。战前契丹不让匹马入宋，盟约签订后，马匹也成了边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盟约签订后，契丹与宋之间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不加兵者一百二十一年，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在和约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两个原本相互视若仇寇的国家，彼此能保持121年的和平局面，是很难得的。正是有了这段不见兵戎的日子，契丹才出现胜景之期，宋更是了不得。121年，在宋为宋真宗至宋徽宗，虽时有西夏寇边，但终究向宋称臣，金人袭扰，以致靖康之耻，已是后话。这段岁月，宋朝基本处于国稳民富的状态，最盛时当属宋仁宗赵祯柄国时期。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1029年，全国户数为10162689；1042年，达到10377640户；1048年，增至10904434户；1060年，增加到12460000户。“仁宗盛世”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每年能征收22000000贯的商业税，相当于人民币6600000000元。这是对内，而对外的海关收入，在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每年达到530000贯，相当于159000000元人民币。
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大了对重金属的需求量，同时，科技的发展，也使采矿量大幅提升。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朝廷年得铁量为71241000斤；年得黄金15095两，白银219829两，黄铜5100834斤。铅98151斤，锡330695斤。
宋仁宗时，中国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以铁钱作为本位，每两年发行一次，每次发行额为1256340贯，为了保证交子随时兑换，朝廷还另外储备了360000贯铜钱。
北宋中期如婴孩般地迅猛成长，有其自身努力的因素，也是时代进步所致，但客观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很难拥有这样巨大的成就。每天打打杀杀，如何能一门心思搞建设？宋真宗时的国民经济虽没有仁宗时那么发达，但是100000两白银，200000匹绢，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用这小小的付出，换来百年的宁静，“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便宜”。对宋朝来说，显然是笔划算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