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第4节1800年：大衰退的前夜
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势逼然了。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黄仁宇
让我们从以下一组数字进入19世纪初的大清帝国。
1800年，帝国人口达到300000000，法国人口27440000，英国人口15000000左右。
1800年，帝国GDP占世界的35%，欧洲占28%，美国占0.8%
对中国人来说，这组数据很容易引爆内中的兴奋点，如果当时的人也能“有幸”目睹，心情想必更甚。他们会更加坚定的相信，先帝爷（乾隆）虽于上年驾崩，但帝国的强盛依旧能够持续，天朝上国的辉煌无人能敌。黄仁宇先生所叙的乾隆“死去不过一年，他的亲信和珅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从他家中没收的财产以亿万计。”的事实也让天朝的子民坚信，乾坤朗朗，圣明独断，天佑大清，万世不朽。
庞大的数字总是为让人们失去精确的判断力，幸好有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一个事实为我们可能发热的头脑扑了一盆冷水。他说：“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而不可收，在湖北。山西和四川他们获得广泛的支持，政府军一再宣称叛徒已被击溃消灭，可是事后看来他们的力量尚在扩大。”
黄先生的这番论述，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原来堂堂天国上朝的平稳统治只是个传说，帝国的不稳定因素随处可见；一个是，帝国的官员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清廉正直，欺瞒圣君的功夫已经是混在官场的必须。
经过6年的不断镇压，白莲教起义才被打压下去，但此时朝廷已花掉军费2亿两，这笔钱相当于4年的财政收入。等于嘉庆以帝国信用的方式，向百姓预支了4年的赋税。对最高领袖来说，这类事件或许不能马上触动他敏感的神经，但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猛醒——祖宗的盛景实际上已经远去。
1803年闰2月20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皇宫。此时，原内务府雇员，现失业者陈德，仗着脸熟，带着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大摇大摆地走进紫禁城，潜伏在神武门旁顺贞门外西厢房的山墙后，当嘉庆的銮舆进入顺贞门时，陈德开始了他的刺杀行动，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捉拿。
事后嘉庆知晓，这原本是不应发生的一件悲剧。陈德背后并没有反清的秘密恐怖组织，他之所以刺杀嘉庆，无非是生活困顿，活着没意思，想图个痛快的死法。这是个案，但显然不是孤立的，像陈德这样的失业者乃或生活困难者又何止一人，其背后必然隐没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清帝国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衰败之路。黄仁宇先生的论述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旗军的尚武精神至此业已消散，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势必然了。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黄先生认为19世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而作为这个世纪的开端，1800年，注定成为全面衰退的前夜。
嘉庆皇帝虽然有心复振帝国的荣光，也深知问题的根结所在，他曾作诗骂那些庸碌无为、贪赃枉法的庸吏和贪官：
满朝文武着锦袍，闾阎与联无分毫；一杯美酒千人血，数碗肥羹万姓膏。人泪落时天泪落，笑声高处哭声高；牛羊付与豺狼牧，负尽皇恩为尔曹。
但是可惜，身处当日的帝国，他不可避免地还是跳不出虚假的景象，以为一切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天朝上国的光辉会永远普照自己与亿兆子民。谁让他是中国的皇帝！或许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对于东去的帝国背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会比我们看到的本文开篇所叙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数字更具冲击力。
1800年，在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尤其是现在的上海，最普遍的纺车依旧是从元代就有的一手三纱纺车，通过技术进步，动力也从手摇改为脚踏，熟练工每天操作10小时，可产纱8两。
1800年，英国的棉纺业已有300座以卷轴纺纱机为产生工具的纺织厂。这种纺纱机无需人工操作，以水力为动力，不仅产量是中国纺车的数十倍，而且纺出的纱坚韧而结实；与中国式纺车几百年都是一个模样不同的是，英国的纺纱机更新换代极快，同年，由童工出身的塞缪尔?克隆普顿发明，性能远超卷轴纺纱机的走锭精纺机被600家工厂装备。
1800年，英国年产煤15000000吨，而中国方面，直到1936年，这个数字才达到4000000吨。何以出现如此悬殊的差距？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工业需求的缺乏导致中国煤炭工业的滞后。事实上，一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此时的帝国依旧是一个“农业的系统”，因此诸如以下的数据——
1800年，英国拥有蒸汽机321台、5210匹马力，25年后，这个数字猛增到15000台，375000马力；1844年，英国铁路已经长达2235英里。帝国方面更无法比拟。
我们似乎不应该因为这种遗憾事情的存在，就肆意指责帝国的首脑。但是有一点，嘉庆帝应该背负起应有的责任，当他有机会接触西方人，就应该向他的先祖康熙一样，去了解并积极的学习那些的确先进也的确有用的“奇巧淫技”，但是他学错了榜样，以乾隆的方式与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争执于礼仪问题，以致贻笑大方。
帝国能够自图振作的时间委实不多，黄仁宇先生已经指出：“公元1800年距鸦片战争只四十年。”在那之后，“尚有接着而来的一百五十年苦难事迹。”以读史人的眼光看，嘉庆显然辜负了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