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第2节孟子是充满感情的“革命党”
亚圣……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
——黄仁宇
在《孔孟》一文中，黄仁宇先生这样写道：“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
所谓孟子的“革命性”，是与孔子的“轻松愉悦”相对而言，但很显然，即便不与孔圣人对镜相照，孟夫子的铁骨铮铮般的“革命”情怀也依旧能让人们在历史的重重云雾间得以明见。
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这句话坏了规矩，打破了封邦建国时代的贵族底线，在他们看来，这无疑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自三代而来，不管是商汤夺了夏桀的江山，抑或是武王伐纣成了天下共主，打出的旗号无非都是“代天伐无道”，也就是说，自己受命于天，是正义的化身，天子临垂，天下独尊。而百姓无非是“悉听君命，自作稼穑，不得妄为”。于是，时光越走越远，民在做“牛马”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反观君王，成了吃现成的货。
战国乱世，平头百姓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结束，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心情如何郁闷，他们被当权者教育：这就是命。孟子并不吃这一套，在他眼里，“君”也不过个普通人，不是罩了件绝世无双的绸缎，就能成为高高在上，不动如山的先知。因此君王犯了错误，一为规劝，忠言不听，那么民就有权利让君王下台，选“有德者居之”。
孟子的这种“乾坤颠倒”的思想，正如黄先生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改弦更张的勇气与立场。是黄先生所说的“道德的力量”。孟子将处于被动地位的“百姓”第一次拉到了寻求主动地位的轨道。百姓不仅要安定的生活，温暖的居所，欢愉的天伦，更重要的是，百姓能像主宰自己生命一样主宰自己的国家。用孟子自己的话来概括，这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倘若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将视线定格在孟子苍老的面庞，或许会发现，他正在为因诸侯的兼并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百姓落下滚烫的泪水。
这位善养浩然之气的人之大者为何哭泣？
孟子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他自认是一个能担负起为民请命责任的人。他这么想过，也这么做过。公元前329年，他来到了齐国，公元前327年，他来到了宋国，他的双脚还踏足于滕国、魏国。他不是观光旅游，更不是度假消遣，他劳累奔波，一刻不得闲，是为了宣扬“仁政”。“仁”就是要重民、敬民、安民、保民，而君王要夹着尾巴做人，要谦虚，更要谨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君王在宝座上能做多久，取决于百姓心中的那杆秤，而不是什么天意星象。
“民为重”，所以齐宣王说自己偶感小恙，不能去见孟子，孟子也说自己不小心被风吹感冒了，上不了朝堂去拜见齐王；鲁平公本来说好要去见孟子，但后来却做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孟子自然也就以眼还眼。君为轻嘛，你怎么舒服怎么来，甚至“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那么后果势必很严重。黄先生将其理解为百姓的“公意”。黄先生说：“如果把这个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
百姓的公意又是如何？两个字，生存。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电影《投名状》中，苏州的太平军投降后，高喊“馒头！馒头！”，这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谁也不能否认，生存是天赋人权。孟子甘心为此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试图让自己的思想从竹简上的竖排文字，转向实际的政策，即便被梁惠王轻蔑地叫做“老头子”，他也没有丝毫放弃。
孟子的可敬可爱之处，感情充盈之点也便在于这里。黄仁宇先生说：“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极为”动乱的年代，在后人看来，孟子不免“迂远而阔于事情”，过于理想主义，这就好比让豺狼告别食肉生活，转向去吃素，让秃鹰和兔子成为和平共处的邻居，是不可能实现的。
时代的脚步来到战国后期，一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黄先生所指乃是秦赵间的长平之战，赵括纸上谈兵，致赵国惨败，这样发动百万人的对战至战国末期已是家常便饭。而像黄先生所言的“斩首六万”、“斩首七千”，更是如同现今的广告一样，时不时地来插播一段。故而孟子才有这样一句极为愤慨的话——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是嗜杀人者也。”
孟子并非一个书生式的理想主义者，推门便知天下纷纷，为利而来，放眼静观庙堂人生，独夫民贼。黄仁宇说：“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
顺水推舟不过是类似地心引力一样自然的事情，逆水行舟，因其难以预料的艰辛、困难，才更显大家气象。孟子很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在逆风中行走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为百姓争取最大程度的尊严。对他来说，百姓生存与尊严的最低底线是：“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统治者只有“保民”才能“王”。“保民而王”被后世的假英雄也好，真英雄也罢，理解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我们看到，天下纷争，被冠以“雄”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做争取民心的事情，然而一旦屁股和皇位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帝王们的眼神就再也不会真正与百姓对视。正因如此，古代的愚民及驭民之术才那般发达，而爱民、知民之心却在二十五史中鲜有记载。而这其实也正反映出孟子的“革命性”。
同孔子一样，孟子的言行也具有脱离具体时代而普世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孟子是思想先锋，也是时代引领者，只是他走的过于“超前”，让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方式坐上龙椅上的那个人感到很不自在。朱元璋即如是。当这位黄袍加身前还是“朱重八”的人读到《孟子》中不合心意之处时，如同受气的小媳妇一般恨恨地说道：“这老头要如生在今日，岂能放过他！”
怒火中烧，往往会做出一些令人喟叹的事情来。朱元璋像着了魔似地诏告天下：即日起修订《孟子》。
共删去《孟子》全书85处，剩下170余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颁发各级学校，作为钦定的教材。
对于朱元璋这样的王权占有者来说，一千多年过去了，但孟子因其言行依旧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士。自古言称“家国天下”，既然是一人之家，一家之国，又有哪个将天下视作公共财产而与万民同享，既如此，又有哪个会真心诚意地将“百姓”摆在胸口，日夜体贴，而不是脐下三寸，肆意侮辱？
这是时代及其眼界、胆识的局限，然而也因此凸显出孟子“革命性思想”、“进步式人物”的形象。故而，黄仁宇先生认为：“亚圣……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这感情，这直觉皆来自其对百姓最大程度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