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欢：都说楚人好巫鬼，而您说过自己是一个比别人更加相信神秘的神秘主义者。您觉得您身上有哪些楚人的特质？神秘主义的东西又给自己打下了哪些烙印？
陈应松：楚人的特质是，不服周，不肯轻易屈服，就是撞倒南墙也不回头，犟，但也有韧性。作为湖北人，我身上也有这些特点。还有，楚人都有点神秘主义的信仰，比如古代信奉的巫文化。我涉足的地方有那么多神秘的东西，吸引着我去了解、去表现。我总觉得神秘的东西有象征意味，与现代主义有关联，而我又喜欢魔幻现实主义，所以就把它们突出化，用小说来表现神秘主义。
卢欢：您的故乡小镇穿过北纬30°，您的作品中就经常提到“北纬30°”这个神秘的地域。在您看来，那里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陈应松：我发现北纬30°很有意味，与我追求的东西不谋而合。刚好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域，所谓北纬30°神秘文化圈，是从北纬29°到北纬31°，那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像百慕大三角、金字塔、野人。关于这方面的是书我看了很多，也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比方说中国四大佛教圣地就有三个在这个纬度上：普陀山、九华山、峨眉山。再就是名山大川，如黄山、庐山、峨眉山，包括神农架、珠穆朗玛、拉萨等都在这个纬度。它还是许多大河的入海口，如密西西比河、长江、尼罗河等。在我们周围穿过这条纬度的也有很多神秘的现象，如鄱阳湖的老爷庙沉船区，洞庭湖水怪和呼救石，洪湖的水怪等等。我们公安和松滋有一种吵闹鬼，是一种很小的隐形人，它还会说话。这事在近年松滋的一本刊物上还登过一篇长文——发生在解放初、还没破译的一个奇怪案件，就是发现有人在屋梁上讲话，却见不到人。梁上的腊肉在移动，有个武装部长不信，拿手枪打，怎么也没打到。这个吵闹鬼在湖北又叫“宵神”。而神农架的神秘现象就更多了。
卢欢：据说您长年在那些山区野地走访，这样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就自然地饱有一股很浓的大野草莽的生存气息。这样的行走，对于一个小说家的学识、心态等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陈应松：有种说法，人是大地的一种植物，我说人是行走的植物，他必须不停地行走，以他的目光、耳鼻、手脚为根须来汲取成长壮大的营养。我以前当过船工，当长时间在水上行船时，需要隔个几天把船靠在岸边，让船员都上有土的地方走走，这叫“踏地气”，这样人才有精神，少些病痛。其实小说家也一样，只有广踏地气，进行田野调查，写出的作品才有力量，精神焕发。
卢欢：关于怎样把生活里有意味的素材写成小说，您有什么经验？
陈应松：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到了一个有魅力的地方，可就是写不出东西来。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难以一一说清，大概只能从一些成功者的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吧。说白了，这得看一个人的艺术储备、思想境界、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描写能力，以及天赋和后天努力的才华等等因素的综合。说到经验，莫言曾说过小说就比如母鸡下蛋。你要问一个母鸡为什么会下出一个蛋来，这个蛋在肚子里产生了怎样的化学、物理反应，蛋中的成份是哪些，母鸡是答不出来的。让小说家来分析自己的作品有什么经验同样也是痛苦的。总之，艺术创作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难以说清。
卢欢：在神农架，您总会遇到和您一样执着的摄影家、学者、民俗爱好者等人群。您觉得大家各自被神农架文化的哪些特质所吸引？
陈应松：大家都有个共同点，就是这块土地有着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非常吸引人。摄影家关心大自然风光，那一带的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村庄村民，都能出很好的片子；学者、研究者有各种各样的，比如生物研究者倾心于那些稀奇古怪的动植物，就连山溪中的小鱼都会让他们大有发现，填补鱼类研究的空白；还有成批的师生过来搞各种调查，都有斩获。由于这里比较封闭，民风民俗都保留完好，代代传承，这同样是民俗爱好者感兴趣的地方。而我是小说家，综合他们关注的所有就是我所关注的，既喜爱大自然的美，也对风土人情，特别是人的生存状况都有全面的调查和观察。在行走中，我写了20多万字的日记，觉得每天都是新鲜的，偶听了一首民歌、突如其来的一场雪一场雾都会激起我记录的冲动。
卢欢：您怎么看待山里人的生存方式的？比如认同他们的生死观，还有他们对苦难的理解和应对方式么？
陈应松：我很同情他们。过去，我并不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苦。后来接触了，觉得他们实在太穷太苦了，这是城里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无法想象的。你看我小说中写的金贵的姐姐就是山村妇女的代表，受尽苦难。至于是否认同他们的生存方式，这倒很难说。我只是用小说表现这些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从而告诉这个社会，在我们现实的某个角落，还有这些事，这些人。
卢欢：好像神农架就是您写作上的一个“喷发口”。您感觉这种题材写起来得心应手么？还是经历了一个挑战不断的过程？
陈应松：写作有时顺利，有时艰难，而且感到艰难的时候居多。毕竟不是在这里生长，在书写经验上没有传统的承接，我是第一个写神农架的，所谓的“开茅荒”，头一回。的确，这样的写作太有挑战性了，越是陌生的经验越有挑战性，写起来很刺激，有酣畅淋漓的快感。碰到怎么提炼、怎么表现的问题，语言、结构、材料取舍、叙述方式都要反复斟酌。当然，还要考虑怎么写才能让人接受，获得读者的认可也是相当艰难的。我之于神农架，是越深入越喜欢。它是我的一个隐形的精神伴侣，在精神上有血肉纠缠的感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圣地，而我认定了神农架是最美的，它就是我心中的“香格里拉”。
卢欢：《到天边收割》与之前发表的中篇《望粮山》是怎么的关系？您说过这篇小说是受了民间传说的启示，能具体谈谈它的创作背景么？
陈应松：《望粮山》是2003年发表的，故事紧凑，很多东西没法展开，当时其实我就打算把它写成长篇的。现在出版的《到天边收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扩充，比如续写了金贵在跳崖之后的经历。望粮山在那里确有其名，我觉得这个山名好，祈望粮食丰收，是每个农民心中最美好的愿望，而且“粮”和“娘”谐音，我写的也正好是一个寻找母亲的故事，借用了当地流传的孝子王圆的传说。
卢欢：这个名字挺有诗意的，文中也反复提到了天边出现大片神奇的麦地的幻境，您想通过这些表达什么？
陈应松：这是一种象征吧，象征着农民们的梦想。天边有大片成熟的麦子，不用辛勤耕作只需收割就可以了，这是所有农民的愿望。然而，它也是一个宿命的象征，就是传说中，只要看到了天边的麦地的人，就不会有好下场，看到了还不能说出来，否则还会连累到整个村子的命运。小说中，金贵看到了这一场景，尽管他很顽强，战胜了宿命，但依然身负重伤。现实中，所有打工的农民抱着“到天边收割”的美好希望来到城里，但往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大多是悲惨的结果。走出去的农民，能混出成就的人少之又少，即使实现了梦想，身心也是伤痕累累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依然失望地度过一生。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悲观的。
卢欢：小说里还有许多灵异的、魔幻的东西，比如神农架人笃信的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您据此演绎了不少故事。这些是真实的存在么，还是您追求的象征？
陈应松：这都是民间传说。其实，这些传说比作家虚构的东西更有力量，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就喜欢根据民间传说演绎故事。我下一部长篇小说《猎人峰》也是这样的，写猎人与野兽的搏斗。
卢欢：小说通过高寒山区的青年金贵寻找远逃的母亲从而经历了专心饲弄田头到在城市讨生活的转变的这个故事，展示了城乡的巨大鸿沟。对于城乡差距以及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带来的问题，您有着怎样的现实思考？
陈应松：我感觉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了，尽管也有新农村建设，但乡村的现状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贫困的程度改善得不够。种田不能赚钱，农村的青壮年只有另谋生路，大批出走，留下老幼残守着家园。整个国家的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合理，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我之前写了《马嘶岭血案》，就折射了我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着农村贫困问题。我认为不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不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的社会就不会稳定，这是我十分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