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晋瑜：《到天边收割》这本书，拿起来就没放下过。这是一部让人心痛的作品。阅读的过程，字字句句时时触动着我的灵魂，特别想跟您聊聊。这部作品自始至终有一种神秘的气息，金贵看到了“天边的麦子”，在书中意味着什么？作品定名为“到天边收割”有何特殊的含义？
陈应松：这是一个悲剧意义的象征。书中说了，看到了天边的麦子就会有灾难临头。如果被这个东西引诱而出走，去“收割”这片虚幻的麦子，必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宿命。“金黄的麦子”肯定是一个幻觉，或者说是希望。但终将是一个悲剧。这有我对农村现实和农民命运的根本思考在里面。当然，金贵后来打破了这个宿命，他回去了，但也是身负重伤，伤痕累累。这当然是有寓意的。“到天边收割”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题目，千千万万到城里去寻找梦想和希望的农民，都是到天边去收割他们心中的那片金黄。
舒晋瑜：小说中对于姐姐“无边无际的忧愁”的描述，也可以概括全书。我觉得您是当代作家中描写苦难最为深刻的作家之一。这种“苦难意识”是从哪里来？
陈应松：前几天在上海参加上海大学文学周，一个教授告诉我，某个写我毕业论文的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就是《论陈应松的苦难叙事》。我其实写乡村的苦难并不多呀，但总在说我写苦难，我还是认了吧。贫困山区的妇女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人，我在神农架看到了太多的太悲惨的女人，神农架男人有暴力倾向，把女人让牛马使。前些年，还真有大医院来调查过神农架妇女的“干瘦病”。这就是生活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山区妇女的苦难深重无边。我把这些苦难全集中在金菊一人身上，是有意为之的。“苦难意识”是生活本身告诉我的，不是编造的。
舒晋瑜：金贵在小说中，是一个善良、软弱、不太有男子汉气的人物，可是最后对老柳树的态度，却一改之前的忍辱负重，突然有了“有仇不报非君子”的气概。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陈应松：我写的是一个从小失去母亲的孩子，他的性格走偏了，比较乖戾，难以忍耐。我写的是受侮辱的一个人，在遭受极度的身心伤害后，他这种从小失去母爱的人，后来又被母亲抛弃的人，走了极端。另外，乡下人进城，真的是能够极度忍辱负重的一群。但一个名誉和身体都受到伤害的人，是难以再忍受的，他一定会不顾一切，为维护自己的声誉而战，我理解这种纯朴的山里人。另外，神农架的人都有一点猎人性格，撞上这样的人，你可得小心点为妙。
舒晋瑜：金贵被判处死缓，但是小说最后却写他充满信心：“我一定会回来的！”这是否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陈应松：这是一个光明的尾巴，呵呵。但何必把他写死呢？为什么要把最残酷的惩罚给一个人背负？不！我就写他先是被人打成重伤了，他后来才杀人，这当然只能判死缓。他的杀人其实是正当防卫。我的小说都是以悲剧结束的，这个长篇是个例外。我想生活总是有希望的。
舒晋瑜：您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神农架山民的生活,而且也在改变着神农架山民的生活。听说已经引起很多人对神农架产生兴趣，走进神农架。小说也被神农架的导游引用到了解说词中。您对于神农架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缘自什么？如果让您打个比方，您如何看待神农架与自己创作的关系？
陈应松：我的小说如果为神农架旅游助了一臂之力，那我要感到高兴。但确有导游向游客大谈我的小说。我写小说时没想到旅游，我只是写一种独特的生活，山区的生活。其实我喜欢或者说关注神农架有几十年了，我喜欢她的就是森林，就是神秘。我认为城市生活太乏味，缺少想象力，没有刺激，太脏——这个脏包括生活环境和精神环境。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污浊肮脏的书写意象，我要摆脱它。而神农架是一切美好的象征，有魅力，那些山民的生活方式也是我渴望了解的。要说我的创作与神农架的关系，我认为神农架是我最亲密的隐性的精神伴侣，她是我全部的灵感来源，书写她，我有一种心灵相通，血肉交融的感觉。
舒晋瑜：您的小说很多是在为底层呼吁。对于“底层”，您如何看待？您认为这是精神的需求还是写作的需要？您自己经历过底层生活吗？关于神农架系列的描写，不仅仅是“走近那些恍若隔世的黧色面孔的人群”所能完成的吧？
陈应松：关于底层，我说得不少，我不想再说它。强调你所书写的对象没多大意思。我自己就是底层人，我只要提笔，我不写他们写谁呢？另外，贫困山区的农民，是农民中的农民，底层中的底层。书写和精神是互为需要的，不能带着功利目的去写作，这绝对写不好。要让你的小说特别，与众不同，底层作为消费水平低下的、缺乏言说舞台的群体，更具有我们本土生活经验的特征，他们遭受的屈辱、愤怒也最多，希望总是充满着破碎感，这都是小说最能打动人的东西。我自己是个最下层的人，不过是混入了作家队伍，典型的冒牌知识分子。但我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从来是清楚的，我的生活态度，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情绪，我的立场，绝对是底层的。特别是我的精神状态，永远跟老百姓站在一起。神农架除了人，当然还有山川风物，我都喜欢，对那里的一切都要有浓厚的兴趣，所有的都是营养。
舒晋瑜：对不起，这个问题应该先问的，还要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写作经历，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走上写作的道路是否一帆风顺？
陈应松：我的写作充满曲折，武汉大学毕业后我还干过别的，比如去海南，比如与人合伙承包船队等，都一无所获。甚至有几年不想写作了。但我又没其他能耐，只好写下去，赚几个小钱补贴家用。直到2000年，我突然觉得我还是能写的，只是没找到好的书写对象，还是要将自己放逐到很远的地方去，遂动了心去我老早想去的神农架。我想试一试我的潜力，有否爆发力？去后我才发现生活真是宽广无边，道路就在自己手中，你可以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样我就有点火山爆发感，写了《松鸦为什么鸣叫》、《豹子最后的舞蹈》、《母亲》、《太平狗》、《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吼秋》、《火烧云》等，现在我又写了这个长篇《到天边收割》和即将出版的长篇《猎人峰》。这些小说大部分都轰动过，影响也算不错吧。现在来说还不能算进入了写作的自在状态，我还要努力。
舒晋瑜：您的创作有多少个年头了？如果请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为自己的创作经历分一下阶段，您愿意怎么划分？各阶段不同的风格是什么？
陈应松：我从事创作30余年，头10年写诗，后来写小说。我胡乱写作，没个规律性，什么都写，什么都想写，风格各异，很难说有什么可炫耀的好东西。有沉重的，有幽默的，有城市的，有乡村的，有船工生活，有小资生活；有现实主义，有现代主义；有很象征的，有很写实的，不成体统。但我对语言有着探索的兴趣，我的小说语言一直很好，一直为人称道，一直想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现在我的风格比较成熟了，批评家有许多总结，要我说，就是坚硬，干脆，汹涌，凶猛，结实，凝炼，有力。还是不要自夸了，呵呵。
舒晋瑜：您的创作题材多样，长篇、中篇、随笔、诗歌都有涉猎。给我的感觉，无论长篇还是中篇，其叙述都恰如其分，长篇不嫌其长，中篇不觉其短，真的是增一分嫌肥，减一分偏瘦。您是如何确定题材决定体裁的？如果让您打比方，不同体裁的创作分别可以比作什么？
陈应松：谢谢你的夸奖。因我写了10年诗，所以我对小说语言极其讲究，这是我最大的慰藉。我不喜欢那种无节制的叙述，我喜欢一句就是一句，掷地有声，干干脆脆。语言一定要追求生动，简洁，要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决心，要让读者一接触你的小说就被吸引。那些动辄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小说我怎么看都不忍卒读，罗罗嗦嗦，拖沓，寡淡如水，这样的拉长又有什么作用？只不过让好多树白白砍伐了而已。我把小说当诗写，把长篇当中篇写，中篇当短篇写，这样你才对小说语言、故事铺陈有所克制，也节约了不少纸浆嘛。各个体裁有各种要求，表达方式不一样，小说我认为更难，我把诗、随笔的表现方法加入到小说中去，我做过近20年的努力。在这部《到天边收割》中，我的努力相信读者能体会得到。
舒晋瑜：您目前的创作状况是怎样的？对当前的生活状况满意吗？
陈应松：我的创作现在是以长篇为主，基本上没写中短篇了。今年下半年还有一个长篇《猎人峰》要出版，到时一定请你指教。我的生活我不满意，正在准备再去农村挂职。人是一株行走的植物，以行走、观察、思考为根须汲取大地的营养。我不喜欢呆在城里，会让人枯槁。
舒晋瑜：您认为当下文坛最缺失的是什么？
陈应松：我认为当下文坛最缺的是思想，缺对人民的感情，艺术上也单一化、平庸化。我想一个作家保持与大地和人民的联系，他自己才有活力，小说也是一株在大地上生长的植物，它必须有泥土的气息，越深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