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我们的前世今生。乡村是我们永远的痛。因为她疼痛太久，伤痕累累，像个弃儿，如今终于有了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抚摸，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社会总算醒悟了。不过，要抚平我们对乡村的创伤，我以为任重道远，甚至要经过十分漫长的年月。不要相信任何欢呼声，没有立竿见影的妙药。惟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做起，否则，又是一个“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粮”、“实现机械化”等的对乡村进行精神强奸的神话。
我关注乡村或者说“底层”，是自2000年，我突然想到一个远离城市的深山去，与农民呆在一起。这当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巨大影响。于是我去了湖北最偏远的、与川、陕交界的神农架。我曾是一名知青，三十年前的乡村我是熟悉的；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四十年前的乡村我也是熟悉的。我爱写乡村生活，却对当前乡村的一切有着很大隔膜，这不仅是我，可能也是许多在城市里的作家们写作的窘境。我到了风景绝世美丽的神农架，却看到了生活绝对贫困的农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斗争，家徒四壁，远离这个世界，仿佛是另一个荒凉星球上的人。在土地私有化的旧中国，乡村里还会出现几个富有的地主，在解放了的五十年之后，乡村一律地均穷。时间在这儿是停止的——当我读到当年在这儿剿过匪的老革命回忆录，他们叙述的当年山民生活的各种场景，现在几乎完全一样地在我面前重现。
神农架因为有大山，可以喂猪，因此有肉吃。天天有肉吃的农民却不能交出两块钱的特产税，因为他们没有现钱——也称为活钱。他们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一个农妇，丈夫得病死了，小孩守秋时被熊咬死了，县扶贫办去看她，给她一百元钱，她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给钱的人很纳闷，后来才清楚，这农妇不知道这是一百块钱，因为她从来没见过一百元的钞票，见到最大的是十元的。
我愿意抄录当地政府盖有大印的农民生产生活调查报告。一份报告称：“××村距乡政府50多公里，四面环山，方圆百公里杳无人烟，此处不通公路，仅有一条能通向××乡政府的人行小道，山路崎岖陡峭，蜿蜒阴森，年青小伙出山一趟得两天走路，不得歇息。老人、小孩根本无法出山。没有购物小店，农民生产、生活必需品都得靠肩扛背驮，祖祖辈辈、年复一年的奔波度日。由于山大人稀，居住分散，没有电灯，没有通讯，听不见广播、看不见电视，信息闭塞……全村仅一所一至三年级复式班小学，10多名学生，一名乡村教师，小学四年级就要离开父母到百里之遥的××乡中心学校住读，有的被迫失学。全村没有医疗卫生所……”来自另一个乡的调查报告更是骇人听闻：“衣——没有换洗衣服的家庭全乡共102户491人……全乡有半数以上的人没有过冬的棉衣。食——……全乡有105户480人到7月份就无肉无油……在××村，54户人家有13户平时根本就没有油吃……住——全乡有5户人家共8人没有住房，到处流浪。有土木结构的危房64家，有千脚落地的窝棚和垛壁子屋40户，总共是104户。这些房子的特点是：墙体严重倾斜、开裂、顶盖多以茅草覆盖，茅草多已腐烂，到处都见漏处，下雨时雨水直接洗刷墙壁。室内少有干处……全乡几代人同床的共19户共95人，有的大姑娘大小伙还和祖辈父辈睡在一张床上。照明——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很少买煤油，只能以树皮为燃烧，作夜间照明。”报告中还以一贫困户为例：“石××一家住在××冈山梁上……只有一间房子，有墙而无盖。他们的‘卧室’是用苞谷秆、茅草、蒿草和其它杂草扎成的一个盖，斜靠在侧墙边，两头以苞谷秆和黄豆梗一堵，就成了寝卧之处。草盖上插一根三尺长的树枝，上面挂几件丝丝缕缕的单衣，他们一家四口，这几件衣服何以御寒？‘卧室’里只有一张床，一家四口就在这里过夜。床上没有垫单，没有垫被，只铺以杂草，盖被已腐烂不堪，棉絮又薄又黑又硬又湿……这一家全部财产如下：石磨1副、锅1口、碗4个、锅铲1把、扁桶、圆桶共4个、苞谷60斤（含种子、口粮）、黄豆40斤、鸡子4只。无猪、牛、羊，无桌、椅、凳，无油、盐、米。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在内不足250元。类似石××的家庭，在××村有7户，在××村有10户……”
引用可能有点冗长，却能说明问题。我曾在一部小说中这样写到过一个乡镇长的忧虑：
取消农业税并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山区，人均农业税只有三十元。如今已取消这个三十元几年了，他们富了吗？不可能，富不起来。那么每人每年补助三十元呢？还是不能富起来。每人补助三百元呢？依然富不了……除了加强对这片山区的管理，我们给了农民什么？而听从澳大利亚回来的人说，人家哪有什么政府啊，只有农业技术推广站，它只负责农场管理、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结构调整，完完全全为农民增收服务，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在行政上牢牢管住农民。如果我们也这样，把各地乡政府的牌子统统砸了，换成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的牌子看看，所有的乡镇干部成为精通农业技术和农产品推销的技术员，想一想吧，整个中国农村大地将会是一种什么生机！干群关系的紧张自然会消失了，苛捐杂税没有了，吃皇粮卡农民向农民伸手的人滚蛋了，农村快速致富，农民喜笑颜开，犯罪率下降，政权稳定，什么农民聚众闹事上访静坐的烂事儿也将无影无踪……
土地私有化当然是一条道路，取消乡一级政府换成“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的牌子固然也是一条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谁去进行这方面的试验？有没有这样的空间？
我一个小作家，是无力改变它的，但我要反映它，写它。允许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存在的前提。深山农村的现状对我内心的强大冲击——她的美好，她的苦难，她的一切一切，给了我前所未有的震醒和滋养，为此，我写了《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一系列被称为“神农架系列”的所谓“底层叙事”小说，其中《马嘶岭血案》甚至被称为“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品和标志性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我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忧虑，并且以预言形式，说出了城乡由于巨大差距和隔膜可能会导致的社会危机，也同时对我们社会孤儿般的农民给予了锥心泣血的同情与理解。
同时，我也想用我的作品，我的深入底层的姿态，对文学界，对作家给以呼吁：希望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农村，我们的兄弟姐妹——农民，我们的生命根基——农业。就如《天涯》2006年第2期扉页所言：像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这样的作品与铺天盖地的中产文学或小资文学相比，还是太少。”确实如此。一些作家也曾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来到城里，洗脚上岸，一身的香风迷雾，已经蜕变为蝇营狗苟、争名夺利、醉生梦死的一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们说假话，造媚药，背对社会和人民的痛处，专搔权力和时尚的痒处。或者不痛不痒，踱步客厅，在稿纸上呓语胡言。
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我已看到有网民呼吁我们的领导人、政策制订者看看我新近的小说《太平狗》，以便对三农问题制订出更好的国策。——这是我颇感欣慰的，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作家，却用自己的笔参予了乡村变革的伟大进程，并用我的声音与大家一起呼号，提醒了社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某种推动作用，这难道不是一个作家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事吗？
我将继续关注疼痛的乡村，看她慢慢在我们的抚慰中露出与乡村景色同样美丽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