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访问亚洲的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黎巴嫩、巴基斯坦和非洲的苏丹时，张杰主任是团长，安阿訇是中国伊玛目的代表。因为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才可能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广大信徒，从而也才会有伊玛目的存在；因此，在我们的整个访问过程中，除团长外，安阿訇始终是人们关注和记者采访的重点。由于当时外界特别是伊斯兰教国家对中国穆斯林情况知之甚少，有的甚至还怀疑中国是否有穆斯林，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允许宗教存在；特别是我们访问的六个国家中有科威特、黎巴嫩两个国家尚未同我国建交，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加上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反宣传，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更是竭尽否定、污蔑之能事，影响颇大。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一般群众还是官方人员乃至记者总向我们提问：“中国政府是否允许穆斯林信教？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当我们作了肯定回答后，他们的反应是：“知感真主”。其中安士伟阿訇是回答问题最多的一位成员。我们这个团由团长张杰以及沈霞熙、安士伟、马云福、傅志达五人组成，大家团结一致、互相配合，可以说紧张严肃而又心情愉快。记得访问科威特时，一次在大街上发现有两个中国人远远地对我们拍照，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是蒋邦驻科威特使馆的人，安阿訇反应非常灵敏，他说：“他们照我们，我们也可以照他们嘛。”于是我们将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拍，他们一看事情不妙怕给我们留下把柄，马上拿着照相机跑了。此事说明，这两个人绝非一般好奇，否则他俩可以走近我们说明情况随意拍照，我们欢迎照，以便替我们宣传。他们偷偷摸摸慌慌张张的行为反而成了可疑之事。此举说明安阿訇在外事活动中的警惕性非常高，经验也很丰富。此次出访亚非六国取得了很大成果，其中安阿訇的成绩和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1988年2月，应伊朗政府邀请，我同安阿訇赴伊朗访问并参加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周年庆祝活动。众所周知，伊朗的最高领袖和很多政要均是伊玛目，因此，他们对各国伊玛目的到访是极为重视和尊重的。安阿訇是中国著名的伊玛目、大阿訇，自然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安排。哈梅内伊总统（现在的宗教领袖）单独会见了安阿訇，并在主麻（聚礼）日宣讲“呼图白”的时间首先邀请安阿訇讲话，后才由总统讲话。这一天的聚礼是在德黑兰大学广场举行的，参加聚礼的人达上百万，安阿訇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首先祝贺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伊玛目霍梅尼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和近年来国家建设的成就，接着他介绍了中国穆斯林享受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实情，讲到了中伊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和当今两国政府、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等。他的讲话赢得了广大听众的热烈鼓掌，当时伊朗的电台、电视台、报纸都作了很好的报道。访问伊朗期间有记者采访他时，问及两伊战争究竟是谁先发动想请安阿訇给一个公正的说法，还有问到其他一些国际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安阿訇原则上作了答复并强调都是兄弟的伊斯兰国家不管发生什么问题，应本着团结、互相谅解的精神坐下来好好谈，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安阿訇的回答很有分寸，既有阿訇的学识和气质，又有一位外交家的风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阿訇的道德情操还表现在他遵照《古兰经》中“坚忍”的教诲，不争名、不争利，默默奉献。虽然他子女多、住房条件差，但他从不开口向组织索要，尽管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常委之后住房条件虽有所改善，但并不优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使安阿訇从心底里充满了对党的无限感激之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逐步好转，亲眼看到穆斯林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更是喜上加喜。他尊重领导，贯彻政府的方针政策和精神。据我所知，没有一位领导人不尊重安阿訇的，都将他视为伊斯兰界德高望重的重要领袖人物，因此各级领导无不为他的去世而悲痛、惋惜。在平时的交谈中，但凡提到安阿訇的人，皆是赞叹不已，表现了对他的崇敬之情。
安士伟大阿訇虽然归真已10周年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祈求真主恩赐他在天堂的品位。阿敏！
（原载于《纪念安士伟大阿訇诞辰90周年》一书，2009年3月）
令我敬仰的刘麟瑞教授
刘麟瑞教授为人诚实、憨厚，学识渊博，尤其是阿拉伯语造诣高深，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专家学者。
刘教授的父亲刘品一曾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刘教授常来看望父亲，因而我结识了他。在同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到他是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资深的教授。20世纪50年代，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和马坚教授并列的东语系阿拉伯语教授中水平最高的两位教授之一。因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需要请阿拉伯语水平高的人为中央领导做翻译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马坚教授和刘麟瑞教授。
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有关资料上得知，早在我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工作之前，刘教授就深受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有关领导器重。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朝觐团，由当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大阿訇带领前往圣地麦加朝觐，刘教授被邀请参加朝觐团，并担任翻译。1956年，由包尔汉率领的37人的庞大朝觐团，也有刘麟瑞教授参加，并担任翻译工作。上述两次朝觐团都邀请他参加，说明他的地位和阿拉伯语水平之高。1960年11月，毛泽东主席接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邀请来访的也门穆夫提（部长级）扎巴拉，本来配有随团翻译，但考虑到给主席做翻译不能有任何差错，必须找高水平的专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教授。刘教授有请必到，圆满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从此，我对刘教授的了解又深了一步，对他的敬仰之心亦更进了一步。
一次，我去看望刘品一副会长，恰逢刘教授来看望父亲。我们对刘老的健康状况和饮食起居作了一番对话后，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我向刘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我说：“刘教授，您是一位精通阿拉伯语的专家，我想请您谈谈如何学好阿拉伯语的问题。大家都觉得阿拉伯语是一门很难学的语言，怎样才能学好，能否谈谈您的经验和窍门？”刘教授首先非常谦虚地说：“说我精通阿拉伯语，‘精通’二字谈不上，因为任何一种语言，要达到精通的水平是很难的。”他说：“对如何学好阿拉伯语，我认为只有一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话，那就是苦学苦练，工夫与成功是成正比的，所谓功到自然成，也就是这个意思。说明不下工夫、不苦学苦练是学不好的。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如此，更何况阿拉伯语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一样，是比较难学的一门语言。所以，有的人想用一两年时间学习就精通阿拉伯语那是不可能的。”他接着说：“至于口语，不仅工夫要到，而且脸皮要厚，不能怕说错了害羞，这是练好口语的思想障碍。既然你决心练口语，那就把对方当作老师，自己是一名学生，说错了老师给予纠正，自己就很难忘却了。”他又说：“练口语的方法很多，比如在学校除了同老师练习外，也可以找高年级同学练，与同班同学练，甚至假想一些问题，用阿拉伯语自言自语地练。水平高的可以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时，播音员用汉语讲，你就默默地译成阿拉伯文，开始可能有些难，但多练习能跟上70％—80％就不错了。总之，学习外语没有什么窍门可言，工到自然成。”刘教授的这一席话，实际上是学习阿拉伯语的经验之谈，使我受益匪浅，迄今难以忘怀。
1988年9月，刘教授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应突尼斯共和国穆夫提、突尼斯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主席穆罕默德·萨米拉的邀请，出席了在突尼斯举行的“两圣地神圣性研讨会”，受到了突方的热烈欢迎和接待。这次研讨会是由突尼斯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和伊斯兰大学联盟联合举办的，有170多位学者应邀出席。伊斯兰大学联盟是世界各伊斯兰大学的国际性联合组织，主席当时任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大学校长。此次研讨会的宗旨是动员全世界的穆斯林共同保护两圣地的神圣性。会上推出20多篇论文，刘教授的论文是其中之一，题目为《两圣地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①中国穆斯林重视朝觐功课；②中国穆斯林学者重视去圣地学习；③从中文典籍看中国穆斯林对圣地之崇敬。刘教授的发言获得了热烈的掌声，会后还接受了沙特阿拉伯电视台的专访。他对记者说：“这些学术论文深刻论述了两圣地的神圣性。”他又说：“保证圣地的安全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觐者的人身安全。”会议期间，刘教授还介绍了中国穆斯林和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良好情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宗教政策的落实情况等。
刘教授此行展示了中国穆斯林学者的风范与学识，不仅为中国穆斯林争了光，同时也为中国穆斯林学者争了光。刘教授虽已归真多年，回忆起同他的相见相处，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特别是他归真前住院期间，我们去探视他时，他却非常客气而又衷心地说：“你们工作那么忙，还要来看我，真过意不去。”我们看望他后不久，他就归真了。刘教授给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原载于《刘麟瑞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