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千古之绝作”：《史记》
一部煌煌巨著的诞生，是极其艰难的。司马迁以十多年的时间，风尘仆仆，游历名山大川，
调查古迹遗事，扩充历史知识，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38岁任太史令后，又广览皇宫图书秘
藏，正当他潜心著述历史名著《史记》时，一场飞来横祸从天而降。天汉二年(公元前99)
汉将李陵抗击匈奴，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替李陵辩护了几句，不料却触
怒了汉武帝，因之投入监狱，备受折磨，又被处以腐刑。身受“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的奇
耻大辱，司马迁隐忍负重，呕心沥血，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5265万字的不朽巨著《史
记》，而他的矢志不渝，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就同他的巨著一起，光耀史册，千古传颂。
《史记》一书，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
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
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全书分十二本纪(历代帝王政迹)，三十世家(侯国存亡史)，七十
列传(人物传记)，十表(大事年表)，八书(政治经济制度)，共一百三十卷。通过这样五种不
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补充，构成了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的宏伟巨著。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
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事”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
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
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儒林、酷吏、游侠、
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
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其重要的
材料。
《史记》的历史会通精神不仅表现在史马迁对历史材料的驾驭能力和整体把握能力，还表现
于他
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迁十分注意从历史内部的因果联系入手
，构建起一个富于历史整体感的史学体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司马迁看到了经济、经济关系对
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
《史记》的纪传体例为成功地创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基本的保证。首先，《史记》的纪传以
人物为中心，展开历史的纵横面。这样的体例，使它不仅要宏观地叙述历史大事的变迁，也
要微观地描述具体人物的历史活动和个人命运；不仅要注意从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中显示出
来的规律性，也要注意个人的经历、身份、气质、教养、行为方式对历史事件乃至个人命运
的影响。其次，《史记》又首创人物合传与类传。这类纪传集中展现了某一阶级、某一阶层
、某一行业，或思想性格、行为方式、身世际遇相似的人物群像，更表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
的共性与个性，已有充分的重视。此外，由于平行的人物，各传在记叙同一事件时，极易交
重复，司马迁不得不在叙及某人某事时，常以“事在某传”避免行文的累赘，这就是人所称
道的“互见法”。所谓互见法，是把历史事件或人物生平分散在数篇中，参差互见，详略不
同，彼此补充。又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批判和鲜明的情感倾向，他对于
所记之人、所叙之事，很注重情节、细节乃至人物语言的精心裁剪和巧妙安排，因而《史记
》的文章中心突出、法度井然，又得疏密、繁简、虚实、正侧、断续之妙，一些情节，甚至
颇富于戏剧的冲突。此外，司马迁在遵循求实原则的同时，又并不排斥对某些情节、细节及
人物语言的补充。这些补充的成分对事件或人物来说，大都具有必然性与或然性，故无损于
历史的真实。史学家的实录精神与文学家的艺术想象，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在《
史记》之中，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统一。
强烈的抒情性，是《史记》成为文学名著的又一重要因素。出于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对历史
的深刻反思，司马迁首创了《史记》的论赞体，而且常于叙事之中，锲入自己的主观论断。
此外，司马迁发愤著书，字里行间，寄托有他个人遭遇在内的人生体验，因而《史记》的理
性批判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叙事之时，亦不免移入作者的爱憎好恶。最典型的莫如
《伯夷列传》。《伯夷列传》叙事少而慨叹多，其云“天道”可疑，实言“人道”不公；其
为古人伤怀，实为今人抒愤。因而这样的文章，既是古人的纪传，又是咏史的小品。
《史记》的语言风格，寓多样于统一。时而激扬顿挫，时而委婉曲折。尤其是某些篇章，因
情志所在，或恨或爱，皆极尽描写之能事。当然，司马迁记叙不同时代的史事，也因所据史
料不同而有不同的语言风格。
史家绝唱历史长城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
《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古今中
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史记》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书中将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与诸
侯并列为“世家”，肯定了陈胜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史记》还记载了那些为正
史官书所不收的下层人物，如为以武犯禁的朱家、剧孟、郭解立《游侠列传》，为匹夫犯上
的曹沫、专诸、聂政、荆轲立《刺客列传》，为长安卜者立《日者列传》等。书中还注意到
外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写有匈奴、大宛、乌孙、安息、朝鲜、南越等列传，给后来史书开
创了外国志的先例。全书处处透露出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尔不群的见识。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
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
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争上面，或重视政
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
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
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
立的。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
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例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
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史记》的问世和纪传体的创造，强烈地影响着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主体——正史的编纂，
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史记》被今人誉为“历史的长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学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