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反映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圣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西方社会学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人们看做是经典之作。它从比较的角度，
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此书试
图阐明，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
的作用。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精神，拓宽了人们的理论眼光和研究视角。
社会学家探讨宗教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
1904年应邀去美国圣路易斯参加国际科学大会，归国后发表《基督教世界中北美的教
会和教派》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给他带来国际声誉。1909年，在韦伯等人的倡
议下，德国社会学学会成立。
韦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在19世纪
后半叶以高速的发展而跻身于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劳资间的斗争此起彼伏，日益尖锐化。德意志帝国为了争夺
殖民地、转移国内阶级斗争的视线，正策划发动一场掠夺性的战争，1914～1918年，爆发了
世界大战。面对这种动荡不安的形势，德国的思想家们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思考和寻求出
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成的。
谈宗教改革论资本主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两篇论文组成：《上篇·问题》含“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资本主义精神”和“路德的‘职业’概念”三章；《下篇·禁欲主义新教各分支的实践
伦理观》含“世界内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和“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二章。作者提
出并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的信奉新教(福音教派)的地区而不是信奉天
主教的地区发展起来?为什么信奉清教的英国人能够在虔敬、贸易和自由这三个方面同时取
得长足的进步?在中世纪，天主教会宣扬尘世生活是罪与苦，幸福极乐远在天国，故而拜金
欲被天主教伦理观斥为卑劣无耻，追求财富的人被视作是“很难让神满意的人”。书中具有
重要意义的是“职业”概念的提出。这个德文词含有“神安排的任务”之义，它肯定了履行
世俗义务是神应许的惟一的生活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更大的是瑞士宗教改革家加
尔文所提出的命运前定论学说。他宣称只有某些人才能作为上帝的“选民”而在来世得到拯
救。
韦伯论证了经过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人世禁欲主义伦理及其“天职观”成了
新兴企业家的精神支柱，并演变成提倡节俭、惜时、勤奋工作和律己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
促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韦伯发现，当16至17世纪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开始形成时，人们
将不断的财富积累、而不是这种积累所带来的物质报偿作为目的本身；追求利润不是为了享
受，而是将盈利用于再生产，并且用最有效的理性手段，通过市场机制而扩大财富；这些人
愿意
自我约束，延迟欲望的满足，并将刻苦工作视为美德和责无旁贷的义务。这种关于工作(视
工作为目的本身)、利润(合理追加投资)和消费(延迟物质享受)的态度即构成了资本主义精
神。韦伯试图找到这种精神的来源，他在一种称作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中，发现了它的
源头。韦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预期利润的行为，亦即
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这种资本主义以合理地计算支出和收入，有
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其特征，因而被称为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发现，新教徒的
种井井有条的、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和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完全是一致
的。
在总标题为“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比较文明研究中，韦伯试图给上述新教伦理论题寻找
反证：即在缺乏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的各种文明中，虽然存在着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某
些客观历史国家，但由于没有理性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这种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些文明中
独立地产生。这就从反面论证明了他的论题：类似于新教入世禁欲主义那样的宗教伦理是理
性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韦伯说，他的论题并不是寻找“经济事件的心理决定因素”，他坚持了“经济因素的根本重
要性”；他敦促人们研究“宗教态度的发展和特性如何反过来受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
总体的影响”。从整个新教伦理论题的思想来看，韦伯明显地强调了人的精神因素对塑造历
史的作用。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研究的总导言中，韦伯形象地说明了历史创造中
人的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的关系：“不是观念，而是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直接支配了人们的
所作所为。然而，极为通常发生的是，由观念所创造的世界映象，像扳道工人一样，决定了
由利益策动的行为一直所沿循的轨道。”
在对历史现象的因果分析中，总留有不确定性的余地，因为历史进程的变化方向往往并不是
事先确定的，即使在相当稳定的长期趋势(例如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趋势)的情况下，
要对趋势的缘起和未来进程做出严格确定的断言，也是不可能的。
韦伯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因果分析便充分体现了这种历史不确定性的思想。新教的入
世禁欲主义伦理仅仅为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力和道德能量，并说明宗教伦
理和宗教思想等非理性因素可以在历史上起巨大的作用。
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韦伯在完成的巨著《经济与社会》及世界经济通史等一列
著作中讲了五条，分别是第一，从中世纪开始的生产企业与家庭(household)的分离。这在
方的行会制度中就露出端倪了，学徒和师傅的关系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第二，西方从中世
纪后期以来就存在着在政治上自治的城市。这种城市有体现市民意志的法规，完全由市民组
成的市政管理组织，乃至独立的市民武装。第三，在欧洲，存在着一种由罗马法继承而来的
形式化的和理性化的法律。早在西方中世纪，不管是自然法还是神圣法，它们便都有对事不
对人，以及系统化、条理化的特点。第四，以双重簿记为代表的资本合理管理制度的建立。
在韦伯看来，严格计算企业支出和收入的双重簿记制度是企业管理理性化的核心，是最能体
现资本主义理性化精神的一种制度。第五，存在着充分的私有财产制度。欧洲中世纪的商人
和小企业主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并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
且不说以上所有这些条件还不能穷尽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就是这些条件在历史上
的出现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概然性(就是说，并不是在某种规律的支配下必然会出现的)，那么
资本主义要在所有这些条件都具备时才有可能出现，其概率等于所有上述条件出现概然性(
即概率P<1)的乘积，即等于这些条件的并列事件，这样资本主义兴起的概然性不是更小多了
吗?
因此，按照历史不确定性的思想来看，历史只能用可能性或机遇来解释，包括对长期趋势(
如资本主义和科层化)的长时段分析也内涵着概然性，而不能将整个社会的状况简单地还原
为某一种因素的决定作用，不管这种因素是经济、宗教、政治还是人的天性。
在讲述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时，韦伯认为，它们都只出现于西方文明之中，是西方文明
的一些独特的现象。不仅如此，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
是西方文明所特有的。
在韦伯看来，这些为西方所特有的文化或历史现象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西方文明中的那种理性
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是一种形式理性，它以目标导向的合理计算为基础，但抽去了目
的的实际内容，而又以最有效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目标。形式理性最典型的表现或许就是几何
学与货币了，它们都是最抽象的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所以，这种理性主义精神的源头可以
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由此，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也不过是这种西方所特有的形式理性
或理性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韦伯的所有主要著作着力探讨的，或者说想要揭示的，就是这
种理性主义在西方文明中的种种表现，以及这种理性主义与东方文明中的非理性精神及实质
理性主义的区别。
反过来，韦伯发现，东方为什么没有独立地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当然也要追溯到它们的文明
传统，溯源到它们的文化之根，就是说，正像东方没有独立地产生实验科学、现代音乐和声
学、交响乐以及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一样，如果不是文化的传播和移植，这些地方也不会发展
起理性资本主义。理性资本主义与实验科学、音乐和声学、交响乐等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文
化形式，如果不是文化影响，其他地方是不会产生这些文化形式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韦伯学说于50～60年代在德国“复兴”，70年代盛行于日本。1982年起，
德国出版韦伯全集。全世界研究韦伯的专著中，仅题目含韦伯姓氏的就超过2000种。日本
的研究专著数目两倍于欧美。当今西方流行的许多术语和概念(如，“石化”意即僵化，“
依附关系的钢壳”等) ，都来源于韦伯，而且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和时事政治的常用语汇了。
不仅如此，当今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社会活力问
题，这也是韦伯首先提出的。西方不少企业家著书立说，介绍成功经验，提倡企业精神和企
业文化的培养，也都是韦伯思想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