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两位朋友一视同仁，既欣赏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干，又赏识吕西安的不道德和精明。克利斯朵夫教训她时，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软化他。她很知道这种朋友的价值，但不肯为此有所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是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愉快最方便的路走。她像其他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从小就学会了扯谎和隐瞒的本领，凭这套本领，她才能保持住所有的男朋友。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搞鬼，便大声地闹起来。她就装作痛苦的、悔恨的神情，对他抛媚眼，但该爆发的早晚要爆发。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不知不觉已经掺杂了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甜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爱的成分。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兰德的谎言当场揭穿了，要求她在他和吕西安之间做出选择，她先是企图回避这个问题，结果却又声称她有权保留一切她心爱的朋友。克利斯朵夫承认她有这种权利，但更感到把她拯救出罪恶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很笨拙地坚持着。看到她不回答了，他说：
“高兰德，我们是否要从此绝交?”
“不，那会很痛苦的。”
“可你为友谊，连一点儿极小的牺牲都不肯做。”
“牺牲！多么可恶的字眼。为什么我不能同时拥有你们两个朋友?”
“不能，对于我来说，总得挑一个。善与恶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
“是的，正因为此，我才喜欢你。我真地喜欢你，可是……”
“可是你也喜欢另一个。”
她笑了，对他做着最动人的媚眼，用最柔和的声音说：“继续做我的朋友吧！”
他差不多要让步时，吕西安进来了，高兰德用同样甜蜜的媚眼同样柔和的声音迎接他。克利斯朵夫不声不响地看着她做戏，然后走开了，决意和她决裂了。他很难过，因为他总是有所依恋，老是被人欺骗，太蠢了！
他回到寓所，心不在焉地整理书籍，随手打开《圣经》，看到了下面一段：
“——我主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走路时挺胸昂首，搔首弄姿，莲朵轻移，把脚上的银圈震动得丁当作响，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她们赤裸下体……”(注：见《旧约?以赛亚书》第三章 )
读到这里，他想起高兰德的装腔作势，笑了出来，便心情轻快地睡了。他已经不再想到他新的郁闷，他似乎已经习惯了。
他照常到高兰德家上课，却尽力回避史丹芬家里的晚会。她徒然表示难过、生气，玩弄各种花招，都不起作用。她终于找理由主动减少课程。
他已经尝够了巴黎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和萎靡。他不明白，一个民族怎么可能在这样一种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死气沉沉的空气中生活。可这个民族仍然活在那里，从前有过风光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也相当威风；从远处看，它还能让人们产生幻想。
克利斯朵夫正想着这些时，在路上突然撞见一群青年男女，拉着辆车，车里面坐着一位老教士向两旁祝福。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一些兵拿着兵器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门，门内是一批挂有国家勋章 的先生们挥舞着桌椅迎接他们。这时他才觉得法国有信仰。他对巴黎艺术家那种混乱作风腻烦透了，所以遇到这些人为了什么公案而打得头破血流，让他觉得很畅快。
接着，他又发现这种人在法国并不少见，政见不同的报纸互相攻击，天天发表煽动内战的文章 。固然只是叫喊，难免没有天真的人将他们所写的原则付诸实践，于是就看到了奇奇怪怪的景象：某几个州自称脱离了法国，几个联队发动兵变，州长公署被焚，征收员征税要宪兵保护……共和政府先是取悦民众，后来就拔刀对付他们。民众却是把自己的孩子——士兵和军官——砍破脑袋，彼此证实自己是正确的并且有力量。你在报纸上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发现这法兰西竟然是一个极其偏激的民族，但究竟在哪方面偏激，为维护宗教还是反对宗教?拥护理性还是排斥理性，拥护国家还是反对国家?他并不清楚。其实，各方面都是，他们只是因为喜欢偏激而显得偏激。
一天晚上，他偶然同一个曾在史丹芬家碰到过的社会党议员交谈。虽不是第一次交谈，但发觉这位先生是一个激进党的领袖却是第一次。
亚希?罗孙外表很英俊，留着金黄的胡子，说话很有磁性，肤色很嫩，态度诚恳，很有风度，但潜意识里却相当粗俗。他人很灵活，能随着环境和对手随机应变，说话虽多，可是很谨慎。他善于听人谈话，把听到的东西当场吸收，在某种程度以内他为人规矩诚实，就是说为他的利益没必要不诚实，或是不诚实有损其利益时，他是诚实的。
他的妻子身材高大，非常健壮，腰肢很美，艳丽的服装很窄，把她肥胖的身体表现得过于突出，胖乎乎的脸蛋很漂亮，可惜被眨个不停的近视眼和不协调的大嘴巴破坏了。她走路说话都很做作，出身有钱的商人家庭，看重上流社会的数不清的责任。她家里有个沙龙，在平民大学宣扬艺术，喜欢参加慈善团体或研究儿童心理的机构。她有小小的虚荣心，喜欢以自己为榜样去教训别的女子。
那位当议员的丈夫瞧不起她，但对她很好。他是为自己的安宁和享乐才挑上她的。他爱她，但也欺骗她。她只要他爱她就满足了，也许对于他的私情相当快慰。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她以贤妻良母的身分专心致志地照顾他们，跟她关心丈夫的政治与活动，关心最新的时装与艺术一样。
他们请克利斯朵夫去他们家，罗孙太太爱好音乐，钢琴弹得不错。她会背一组完整的音符，一些节奏，一些微妙的调子，但绝不会探求里面的内涵。这位可爱的、聪明的、乐于助人的太太对克利斯朵夫像对别人一样很热情，可是克利斯朵夫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在所有一般的缺点中，俯首贴耳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容忍的。
他和亚希?罗孙比较亲密。罗孙喜欢音乐的方式很俗，但很真诚。他对克利斯朵夫有好感，因为他俩都是刚强的平民，并且，他想了解一下这个怪物对巴黎的印象。他看问题也抱着相当的怀疑态度，所以能够接受对方的批评，然而他又有另一种深切的信念：法国人，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总是优于德国人，所以他总是嘲笑这个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在那里又认识了些别的政客，包括过去的和未来的阁员。他觉得同这批人来往比跟文艺界更有意思。他们头脑活泼，对于人类的热情和公共事业更关心。他们多半是南方人，非常爱附庸风雅，能言善辩。他们欠缺艺术修养，尤其是国外方面，但他们却自命为多少懂一些。
最奇怪的是，这些人物在私人谈话中显得温文尔雅，而一朝有所行动便变成了魔王。他们养成了指挥一切干涉一切的习惯，精神上对任何事物都怀疑，骨子里却是极端专制的。
在法国，政治被认为工商业的分支，以获利为目的，同时也是不正当的。所以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可是近来政客和一群腐败的知识分子勾结起来，自由思想家便上台了，他们自称对思想界有绝对的支配权。他们和另一批统治者联合起来，而这另一批统治者视他们为专制统治的完美工具。他们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打倒教会，而在于取代教会的统治地位。他们也有经典、仪式、洗礼、宗教婚礼……一整套宗教仪式和宗教机构。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实质上是假此之名禁锢别人的思想，现在这反旧教的教会也有忠实信徒，有虔诚的告密者，每天都从法国各地将秘密情报送至巴黎总会，由总会详细登记。共和政府暗中支持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间谍工作，使所有的军队、大学、政府机关笼罩在恐怖气息中。但政府没有觉察到，正是这群表面上为他们出力的人，在瓦解着他们的统治，而政府也渐渐走上了“无神权的神权统治”。
他们中间有一群激进的人，要求取缔一切宗教音乐和教授宗教音乐的学校。而当时一位美术司长竭力解释说：“你派一个兵到军营时，首先得教他如何用枪。年轻的作曲家也是一样，脑子里装满了思想，可不知怎样安排。”即使做这样毫无用处的解释，他也是胆战心惊的，不得不在每句话后面加上：“我是一个老自由思想者，我是一个老共和党人。”而对方的回答是：“音乐有两种，一种是在教堂内的，一种是教堂外的。”前者是理智与国家的敌人，必须取缔。
如果他们身后没有众多的追随者，他们的思想也只是可笑的，不至于是可怕的。托尔斯泰认为这种宗教控制“具有传染病一样的影响”，这种荒谬的影响，人们只有摆脱后才会看到它的疯狂，而在受它控制的时期内始终认为是真理，简直毋庸置疑。
克利斯朵夫在亚希?罗孙家和这一类疯狂的理论家交谈后，完全迷失方向了，对于法国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依着流行的观点认为法国是冷静的，容易相处的，心胸宽广的，爱自由的民族。不料发现了一批狂人，固执地抓着抽象的观念和逻辑，老是准备置人于死地，他们满嘴自由，可是脑子里都是如何限制自由。
如此行事的不仅一个党派。只要越出了他们政治的或宗教的范围，越出了他们所处的国家或省份，越出了他们的团体和他们狭隘的思想，他们一律不想看。你跟他们讲什么道理，他们全不理会。克利斯朵夫心想，这样的民族幸亏采用了共和国体制，使那些小型的暴君相互制约。可是若其中一个作了王，恐怕公众连呼吸的自由都没有了。
他不知道凡是爱议论的民族总有一种东西来救助他们——矛盾。
法国的政客们就是如此，无政府主义冲击着专制主义，他们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因此我们常看到一批小政客，他们在仗未打胜之前，绝不宣战。拥护理智的人与其说他们为了理智而努力，不如说是为了国际化的渔利主义。而且，他们肆意地践踏本国的传统，摧毁一切信仰，只是企图把自己填补上去。
所以，当他得知吕西安?雷维一葛是社会党员的时候并不感到奇怪，一定是社会主义有了成功的希望，吕西安才会加入该党。令他惊奇的倒是吕西安神通广大到能化敌为友的程度，能跟反自由色彩、反犹太色彩最浓的政客与艺术家结为朋友。
“你怎能容忍这样的人在你的团体里?”克利斯朵夫问亚希?罗孙。
罗孙回答：“噢，他多么能干！而且是在为我们工作，他打破了陈规陋俗。”
“不错，”克利斯朵夫说，“可他毁坏得太厉害了，你能肯定他会留下足够的木材供你们建造新屋子吗?这条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木材了。”
然而社会主义的蛀虫不止吕西安一个。社会党的报纸上到处都是这些小文人，几乎霸占了所有的晋身之阶。他们拦着别人的路，在号称民众喉舌的报纸上，恣意宣传他们那套颓废的风雅理论，他们不满足于地位，还要求名誉。
一群以捧场为业的人，按期举行公宴来祝贺自己党派中的杰出人物，不是为他们的工作而庆祝，而是为他们的受勋。美学家、杰出的人、外侨、社会党的内阁成员都认为，得到拿破仑创立的勋位是值得庆贺的。
罗孙对克利斯朵夫的诧异不由得笑了。他不认为这个德国人把其他党派的人批评得过于恶毒，他们的狡猾和胡闹，罗孙比谁都明白，可他仍支持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支持他。虽然私下里他用轻蔑的口吻谈论民众，可一走上讲坛马上变成另一个人，他提高嗓门，逼尖声音，带点儿鼻音，每个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庄严地，忽而用颤音，忽而咩咩的像羊叫，激动地做着手势，像翅膀一样扇动：那简直就是个第一流的戏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明白，罗孙究竟对社会主义相信到什么程度，显而易见，他骨子里是不信的，但有一部分是相信的，因为这样对他更有利，这信仰不但关系到他的实际利益，并且牵涉到他生活的乐趣。他相信社会主义是把它当作一种国教——大多数人都把生命放在宗教信仰上，或道德信仰上，或社会信仰上，或是生活实际的信仰上(信仰他们的行业、工作，在人生中的角色)。其实他们不信，但为了生活，他们需做出相信的样子，需要有表面上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