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孙还不算是最糟的，各党派里头拿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做晋身之阶的不知有多少。因为要获得选民的支持，这些人把军队肢解了，还恨不得也把国家瓜分了。他们并不缺少治理国家的智慧，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但因为费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轻轻松松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都有同样的信条：花最少的气力获取最大的实惠。政治首脑们成为了无政府的榜样，政策乱七八槽，同时拥有十几个目标，结果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人人希望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职位、荣誉、养老金。国家不忘敷衍它的子民，把令大家眼红的荣誉和差事赠送给了当权的人的亲属们。上面有了这种榜样，下面也就有了广泛的工作来回应。小学教员教人反叛国家，邮局职员焚烧电信设施，工人把钢砂放在齿轮里，造船工人捣毁厂房，焚烧船舶，工人大规模损坏自己的劳动成果——不是在打击有钱的人，而是破坏社会的财富。
最后，一群优秀的知识分子为整个社会的混乱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人类爱怎样追求幸福就怎样追求，那是他们神圣的权利。克利斯朵夫心想：“法国是被自由的酒灌醉了，他发了一阵酒疯后，就不省人事了；等他醒来，将发现已经被关在了牢房里了。”
对于这种取悦群众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痛恨的是一群胸无定见的人很冷静地干出了可恶的强暴的手段，他弄不懂那些布尔乔亚，那些旧教徒，那些军官，怎么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那些欺侮他们的政客。罗孙看透了他的心忍不住笑着说：
“当然，要是碰上你和我，他们肯定是会被甩出窗外的，可跟那些人在一起是很安全的。那都是些可怜虫，顶多也就敢回骂几句。你要是认识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反而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对这些人同样感到讨厌，他不承认因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施虐人的卑鄙就能得到谅解。
罗孙和他的朋友们很有把握能支配这些人，并且确信自己有权对他们为所欲为。这是因为：罗孙他们并不缺少统治的工具。成千成万没有意志的公务员，要笼络他们，只消给他们一根骨头啃啃，或者给他们几个勋章 挂挂。要是有个国王愿意把全国所有人封为贵族，那么法国所有公民都会拥护他。
政客们机会很多，1789年以来的三个政体：第一个被摧毁了，第二个被废黜了，第三个则躺在成绩上睡大觉。至于此刻正在兴起的第四个政府，也很容易被利用。衰弱的共和政府前不久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看门狗，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们，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勾引过来，把无产阶级弄得群龙无首，自己则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尔乔亚的意识灌输给平民。
布尔乔亚吞并平民的方式中，最妙的一种途径是通过平民大学。平民大学教授的知识极其广泛，即使是最有记性的大博学家也不可能记住那里所有的内容。
平民大学创办的初衷是好的，是要将真、善、美普及大众，现在的平民大学也多少起着这种作用。但它更主要的作用却是为政客们服务，没有读者的作者，没有听众的音乐家、演说家、教师、牧师、批评家，拿自己的作品把民众淹没了。极端贵族的唯美主义，例如颓废派的版画、诗歌、音乐等都在那里找到了出路。这样，布尔乔亚所有精心雕琢的玩艺儿，像疫苗似地流进了平民的血里。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着罗孙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学去，听她为平民弹奏德彪西。当贝多芬晚年的一个作品演奏完后，克利斯朵夫想起自己曾用几年时间才体会到贝多芬趣味与思想的变化，不禁问身边的一个平民：
“这个你懂吗?”
那位邻人立刻挺直了脖子，像一只被斗怒的公鸡，反驳道：“当然！为什么我不能了解?”为了证明他真地了解，他用挑战的目光盯着克利斯朵夫，哼着一段赋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惊，赶紧离开了，心里想这个民族的生机将要中毒了。
“你才是平民！”一个工人对一个想创办平民戏院的热心人说，“我可是个布尔乔亚。”
一个幽美的黄昏，朦胧的天空罩在黑旧的都城上面，克利斯朵夫沿着河滨大道走向安伐里特宫。茫茫夜色中，大寺上面的两座钟楼仿佛摩西在战争中高擎的手臂，对岸卢浮宫的窗子在夕照中发出微光，显得有点儿生气。安伐里特广场的尽头，阴沉的金色天空悬在那里，仿佛一支雄壮的交响曲，追忆着那些古老的战场。高岗上的凯旋门，像威武的雄狮，踏在这个曾经充满荣耀的土地上。克利斯朵夫奇怪的感觉又来了。他觉得这些很像一个已经死去的巨人，摊开四肢俯卧在一片同样失去生机的土地上。他心惊肉跳地停下，怅然望着这些其大无比的化石，想着那个已经消失，地球上曾听见过他的脚步声的民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王冠，卢浮宫好比他的腰带，大寺顶上的手臂似要抓住天空，凯旋门的两只威武的脚将世界踩在脚下，而如此在这片土地上熙熙攘攘的只是一群侏儒。
克利斯朵夫渐渐在巴黎交际场中有了名气。他奇特的相貌：极富个性的丑陋，人品与服装的怪异，举止粗鲁、笨拙，够聪明又很固执，还有经常和他的两个朋友中的一个出现在新戏首演的剧场，再加上高恩把他在德国与警察冲突而流亡法国的经历说得像传奇一样，所以，他成了那些有闲无聊的人关注的对象。如果他能够沉默寡言，冷眼旁观，如果他不发表自己真实的看法，对别人多些奉承，少些批判，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当的好感的。他没能在德国呆下去，是法国人很高兴的事。他对德国音乐的激烈批判，使法国音乐家甚为感动，仿佛那是在表示对法国音乐家的敬意。大家觉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并不妨碍别人，又不试图代替某人。只要他愿意，他马上可以成为文艺圈的风云人物。条件就是不写作品，少写作品，尤其不要让人看到他的作品，而只模仿古耶或宏扬古耶一流的思想。
一个坚强的性格会放出光芒吸引青年。
克利斯朵夫周围就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普遍是有闲的，没有意志的，整天无所事事，晚上出了咖啡馆，马上又去戏院，想尽方法避免回家。他们坐在那里，几个钟头地瞎扯，结果自己搅得都对那些讨厌极了的那些话题感到恶心，同时又需要继续下去。他们想抓住一颗灵魂，免得跟生命“完全脱节”。
换成一个虚荣的笨蛋，受到这些寄生虫似的小楼喽吹捧也许会很高兴，可克利斯朵夫不愿意做人家的偶像。那些人自作聪明，非要把克里斯朵夫冷漠的态度琢磨出什么深刻的内涵。什么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两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听了哭笑不得。他把他们全撵走了。克利斯朵夫不是做被动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动为目标：观察的目的在于了解，而了解是为了指导行动。他超越成见，广泛吸收外国的古代的音乐方面一切思想形式和表情的方法。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新音乐语言，而在于如何把语言说得更有力量。这种富于热情的执着，刚好与法国人细腻中庸的性格相反。他把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视作高等的巧匠。
克利斯朵夫经过一定时期的吸收，精神突然活跃起来，有了创作的欲望。他和巴黎风气的格格不入，刺激了他的个性，心中的热情积攒起来，非要发泄不可。他之所谓创作，只不过为这股热情找到一个出口，不管取材如何，里面都掺进了热情。他写一部作品，发泄一股热情，但会马上被另一股热情包围。他所有的作品只有一个目标，他的灵魂好比山顶，他选择不同的山道攀登，有的绿树成荫，有的烈日炎炎，有的迂回曲折，有的陡峻险要。爱、恨、意志、放弃，人类所有的兴奋到了极点后就和“永恒”产生了交集。所谓“永恒”每个人心中都有，区别只在于感觉的强弱，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融和了。克利斯朵夫认为重要的，是唤醒这个力，燃起“永恒”的火，他自以为超越了一切信仰，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法国人嘲笑信仰，因为它已经丧失了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和嘲笑的态度，因为他们也曾有梦，却没有实现。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个目标而没能达到的人，总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达到，他怎么能够达到呢?不行，我不愿意他成功。”
这种角色各国均有，克利斯朵夫在德国早就见过，因此对这些人早有准备。他对付他们的方法很简单，在他们接近时，先下手为强，把他置于自己对立的地方。这种方法，为捍卫他的人格是有好处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的前途，则是不利的。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他就无所顾忌地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批判，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却根本不考虑退路，像其他有心人一样为自己找个依傍，留条退路，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的甚至可以先来钦佩他，惟一的要求是投之以桃，要报之以李。那些人将恭维当作放债一样的事情，到了必要时候可以向债务人要求偿还。但这种投资运用在克利斯朵夫身上却变了味，他不仅分文不还，还会将企图贿赂他的人的作品当成平庸之物，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记下了仇，伺机报复他。
克利斯朵夫做了许多冒失事，其中有一件是跟吕西安论战。他们到处相遇，克里斯朵夫逗他谈话，无论什么话题，克里斯朵夫都会突然间把话锋变得尖锐起来，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他无论如何却伤害不了他的敌人。吕西安神情柔和，显得永远比克利斯朵夫有分寸，有风度。同时，他又非常狡猾，在处于劣势时，也能扮一个占上风的模样；他对克利斯朵夫总是很客气，故意反衬他的行为有失体统。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只不过他等着机会破坏。他毫不费力地使高恩和古耶疏远了克利斯朵夫，好像在此以前，他使史丹芬家跟克利斯朵夫疏远一样。他将他完全孤立起来。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正不自觉地走向孤立。他令谁都讨厌他，他不喜欢犹太人，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克利斯朵夫在艺术方面铺张的是强烈的意志，是一种阳刚的、健全的悲观气息，表现欢乐时又不讲究格调，像平民一样狂乱与冲动，使提倡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大为反感。
他想把作品在音乐会中演奏的时候，就发现被拒之门外了。克利斯朵夫绝不去渴求，他为乐趣而写作，而不是为名利。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他并不怎么介意。所以克里斯朵夫安安静静地工作着，等待时机好转，不料他却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遇。
那时克利斯朵夫正跃跃欲试写音乐，他不想让内心的感情自由发泄，需要把它限定在一个题材中间，几个月来在他脑中浮现的都是《圣经》中的形象，母亲送给他的《圣经》是他幻想的起点。在《圣经》中他最崇拜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时代的大卫。他心目中的大卫是富有诗意的人，童贞的心中蕴藏着英雄的气概，是来自南方的西格弗里德族的。他想把大卫和扫罗王相遇的情景用交响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片荒凉的高原，周围满是开花的灌木丛，年轻的牧童躺在地上望着太阳出神。耀眼的光芒，能包容一切的大地，野草在风中摇摆，羊群的叫声，使这个还没有意识到肩上的神圣使命的孩子产生了许多幻想。他在和谐恬静的气氛中懒懒洋洋地唱着歌。突然间，荒原给巨大的阴影笼罩了，空气也更加沉闷了。生命的气息似乎被埋藏在了地下，只有安闲的歌声依旧清亮地响着。精神错乱的扫罗王在旁边走过，他精神恍惚，受着虚无的侵蚀，像在火焰中忍受煎熬。他感到周围一片空虚，自己心里也是空白一片，他对着它哀求、咒骂、挑战，等到他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的时候，始终没有间断的牧笛声又轻盈地响了起来。扫罗王按捺着骚动不已的心绪，默默走近牧童，悄悄望着他，坐下来，将火辣辣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大卫若无其事地转过头，仍唱着歌，他将头枕在扫罗王的膝上。黄昏来了，大卫睡熟了，扫罗王哭了。夜晚，繁星满天，耳边又响起了赞颂自然界复活的圣歌和治愈伤口后的感谢曲。
克利斯朵夫写作这一支曲子，只想抒发自已的感情，而根本没想拿到舞台上去演奏。可是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提起自己的新作品，罗孙听过后，对这部作品非常热心，自告奋勇要将它拿到戏院上演。几天后，罗孙居然真地干了起来，而当克利斯朵夫发现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都很热心时，不仅诧异，简直糊涂了。他暗想他们大概是因为热爱艺术，要为艺术贡献点儿什么，而暂时将个人恩怨丢开了吧。
罗孙出面，什么事都变得轻而易举。碰巧有家报馆为一个慈善机构募捐想办个游艺大会，他们决定在游艺会里表演《大卫》，一个很好的管弦乐队组织起来了，至于歌唱演员，罗孙已经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物来演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