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战争的重要配角,间接让袁崇焕被凌迟,喇嘛发挥了什么作用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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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谈到袁崇焕,这可谓是网络历史爱好者中,关于明代历史话题度最高的历史人物。作为明朝唯一被凌迟处死的总督,在当时明朝朝廷为他定下的“袁崇焕付讫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不战、散遣援兵、潜移喇嘛僧入城”,这些大罪中,“潜移喇嘛僧入城”显得多少些无厘头。那么来自西藏和蒙古的这些藏传佛教喇嘛们,为何会出现在明朝与后金/清的战场,他们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为何会成为袁崇焕下狱论死的罪证之一呢?
▲有“北方布达拉宫”之称的辽宁阜新瑞应寺
想要理解喇嘛为何会出现在明代的辽东战场,就必须要先解释,藏传佛教究竟是如何进入东北地区。冷研在之前的很多期文章中,都提到过了明朝辽东地区的人口问题。随着大量招揽的蒙古与女真人口迁入辽东辽西地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宗教也随着传入,而这其中自然就有蒙古人在16世纪后期,开始大规模皈依的藏传佛教,也自然而然的传入辽东地区。到17世纪,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不再局限于蒙古人,在后金/清和辽西的汉人群体中,藏传佛教都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内蒙古美岱召佛殿壁画,17世纪藏传佛教借助蒙古人传播到了明朝边境地区
对于后金/清来说,藏传佛教也同样拥有极大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不管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到底对藏传佛教看法为何,但至少在努尔哈赤和继位者皇太极,在构建后金/清的“满蒙联合”时,都将藏传佛教视为这种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工具。
因而在后金/清的满洲贵族中,藏传佛教的僧侣不仅获得了大量尊崇者,甚至为了让这种尊崇表现的更加直观,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清朝皇帝的暖帽上,一直带有来自藏传佛教的佛牌、莲花台等元素。
▲后金/清代君主的服装就有浓重的蒙古和藏传佛教色彩
在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的影响下,此时喇嘛成为了在蒙古、明朝辽东、后金/清之间,超脱于民族国家的新势力。虽然在明朝和后金/清的国家体制下,当地的喇嘛们,不像在蒙古那样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但反过来,明朝和后金/清都不约而同的意识到,这些能各地刷脸通行的喇嘛,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比如曾任明蓟辽总督的阎鸣泰九层上奏:“今关门王、李二喇嘛出入虏巢,玩弄夷虏于股掌,而在夷地者如古什喇嘛、朗素喇嘛等,靡不抟心内向屡效忠……”这其中的“王、李二喇嘛”,便是曾一度活跃在明清战争中的汉人喇嘛王三吉八藏和李锁南木座。
▲蒙古地区的喇嘛僧
王、李两位喇嘛在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可谓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明朝在辽东的官员们,借用两位喇嘛的影响力,刺探蒙古察哈尔部的情报,例如《明实录》中,蓟辽总督阎鸣泰曾上奏“虏实未卜,虎酋(林丹汗)之讲赏真伪难凭,臣前顾后盻不无凛凛,此尤总兵王世忠、……王、李两喇嘛之责,而时时联络,时时侦探,不可过信疏防者也。”
在后金方面,暗中为明朝效力的古什喇嘛曾为明朝带来关于后金“有什喇嘛寄一禀云:奴酋(努尔哈赤)心大凡,关内城守当坚……”
▲蒙古林丹汗也是明朝喇嘛重要的工作对象
当然,情报还只是这些明朝喇嘛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明朝与蒙古、后金的外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来自长期在蒙古地区活动的王喇嘛,就曾被时任辽东经略孙承宗委任“督臣用之款詟”,在后金进一步攻占辽西的宁锦之战紧张时刻,袁崇焕试图拉拢蒙古作为外援,便“领赏西夷,臣遣王喇嘛宣谕令其结营自固”。在这位王喇嘛的运筹下“虎酋(林丹汗)领赏,夷使贵英恰率拱兔乃蛮各家,从北入援无所不用其力。”
▲王喇嘛在明朝对蒙古的外交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位王喇嘛在明朝官员中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袁崇焕就曾上奏称赞“光天番僧王喇嘛能以神道设教,臣所赖命而就正者数人也……”以此为基础,王喇嘛在宁锦之战中甚至得以参与到作战计划的制定,这就有了“大寿遂发塞门之议,诸将朱梅、徐敷奏并王喇嘛皆主大寿议,而何可纲按剑决之,于是王喇嘛请撤西洋大炮入城……”
▲宁锦之战
而另一位李喇嘛,在宁锦之战后,虽也是“抚夷有功者”,但关于他在蒙古地区的活动记载寥寥无几。李喇嘛更重要的作用,是在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死后,被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吊丧的名义“遣喇嘛僧锁南木座等,往奴中侦间”。
对于这位李喇嘛,袁崇焕也同样有着“喇嘛僧慧足当机,定能制变,故能往能返……”的高度评价,之后李喇嘛更是深度参与到对后金谈判的决策层,比如天启七年“明袁崇焕遣杜明忠偕方吉纳等以书来,并李喇嘛书,欲释恨修好……”。作为回应,后金方面也“满洲再遣使遗书袁崇焕及喇嘛”。
▲皇太极对李喇嘛也给予了极大的礼遇
而后金/清朝一边,也同样有喇嘛担任外交工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为藏传佛教在后金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白喇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天启年间还有一位来自蒙古粆花部,跟随避难部众投靠明朝的白喇嘛,两位从活动时间来看并非同一人。说回后金的白喇嘛,他曾被天聪汗皇太极“我所遣白喇嘛,郑生员等至”。
而后来作为袁崇焕罪行的“潜移喇嘛僧入城”,根据负责审问的刑部侍郎涂国鼎所留《性余堂集》所记,当时袁崇焕便是“坚求入城,且携白喇嘛于军中”。而在明末清初成书的《国榷》中,则更直白的说袁崇焕“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
▲袁崇焕
不过正所谓无利不起早,这些包含汉、蒙古、女真甚至来自西藏和印度的喇嘛僧们,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到明朝与后金/清的战争呢?暂且不论可能有的民族情节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这些喇嘛们,是在通过为两方政府效力的方式,以此换取藏传佛教在两国之中发展的许可和扶持。
比如王、李两位喇嘛,明朝对他们的封赏除了赏银外,就有“赍敕命图书颁给西僧喇嘛王桑吉八藏等”和“给副总兵廪给,给增其徒”。甚至考虑到王、李两位喇嘛在辽西能参与到明朝官员的决策,并且辽东巡抚袁崇焕这一等级人物的高度赞扬,很难说两位喇嘛在当时辽西文武官员中,是否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信徒。
不过受过往政治传统的影响,明朝朝廷对喇嘛们的活动,依然是持质疑甚至厌恶。不仅后金方面派来的喇嘛们,被认为“喇嘛讲劝之书更诈也”。为明朝服务的喇嘛,明朝上层也是态度复杂。
比如崇祯元年,发生了蒙古“兀浪哈大率众自得胜路入犯,……初不传烽,以王喇嘛僧止战也”。虽然王喇嘛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此,崇祯帝却认为“疆事仗一哈嘛僧讲款,不将轻我中国哉”。
以此事件为分界点,包括王喇嘛和李喇嘛在内,那些为明朝效力的喇嘛们,突然从明朝、后金、蒙古三方记录中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虽然后金/清方面,依然有喇嘛作为使者前往明朝,但已经彻底对立的双方已经没有让他们活动的余地。
参考文献
《明实录》
《满文老档》
《性余堂集》
《清史稿》
《清太宗实录》
谈迁《国榷》
李勤璞《明末辽东边务喇嘛》
李勤璞《白喇嘛与清朝藏传佛教的建立》
李勤璞《后金时代和清朝初期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
达力扎布《明代漠南历史蒙古研究》
张士尊《明代辽东边疆研究》
李建才《明代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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