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祥丨鲁迅所用格纸与辑校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

注：本文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1辑，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石祥老师授权发布！

鲁迅所用格纸与辑校古籍金石手稿

的时间推定*

石 祥

内容提要：鲁迅古籍金石手稿与日记所用的格纸品种高度重合，各自折射出鲁迅使用格纸的部分习惯。将日记与古籍金石手稿交叉印证，可以发现格纸在二者中的使用时段大致吻合，由此可以较为完整地推演出鲁迅使用格纸的时间框架。利用这一框架，佐以其他方面的状况证据，可以推定那些未有明确时间证据的手稿最可能写于哪一时段，或者验证情理事态所暗示的手稿的书写时段是否可信。

关键词：鲁迅 手稿研究 鲁迅日记 鲁迅辑校古籍 鲁迅辑校金石文献

现存的鲁迅辑校释录古籍与金石手稿（以下简称“古籍金石手稿”），大多未署时间；可在鲁迅日记书信及其他文献中觅得证据，以确定书写时间者，为数亦有限。有些手稿，可以根据内容差异或文本形态的演变痕迹，辨析出它与某件书写时间明确的手稿之先后关系，再以后者为基点，断定前者“早于/晚于某年某月”。还有大量手稿（尤以零散手稿为甚），连此点也无法做到，只能谓之“时间不详”。这是材料不足所导致的无可奈何之事。既然时间标识、日记书信等直接证据有时而穷，那么除此以外，能否找到某种具备一定信度的参照系，用以推定手稿的书写时间？本文拟就此做出初步尝试。

一、格纸使用历时性框架的逻辑前提与鲁迅日记的用纸书写是一定时空内、依个人习惯展开的行为。所谓个人习惯，包含多个方面（如笔迹、字体等等），书写者惯用何种纸张，也是其中之一。若能分析出鲁迅在各时段的用纸习惯，建立起相应的历时性框架，那么在理论上，至少一部分因缺乏文献证据无从知晓书写时间的手稿，就可以被限定在一定时段内。那些仅能判断书写时间“早于/晚于某年某月”的手稿，也可利用此框架的“校准”，缩小时间范围。受条件制约，这一历时性框架的“精确解”或许难以得出，但要求得“近似解”，却有着充分可能。

欲构建该框架，还必须在古籍金石手稿之外，寻求一个兼具连续性与同步性的参照物。其功用有二：一是利用其连续性，弥补古籍金石手稿在时间上的“缺环”。二是将其与古籍金石手稿做交叉验证，确认二者之间存在同步性（即它们使用同种格纸的时段大致相同），由此核验时间框架的可信度。鲁迅日记是连续书写物，书写时间明确无疑，所用格纸品种及使用时段与古籍金石手稿若合符节（详下文考述），非常适宜作为构建历时性框架的参照物。

为便后续讨论，先简述日记的用纸情况。除了1922年日记情况不明之外，鲁迅日记先后用过7种格纸，皆为传统的竖行格纸，用纸总量约1100张：①半叶九行无鱼尾的黑口墨印格纸，用于1912～1913年日记。②半叶九行无鱼尾的白口墨印格纸，用于1914年。③半叶九行无鱼尾的白口墨印格纸，右侧版框中段有明显缺口（断版），用于1915～1920年。④半叶十行有单鱼尾的白口墨印格纸，用于1921年。⑤半叶九行有单鱼尾的白口红印“洪兴纸店”格纸，用于1923～1925年。⑥半叶九行有单鱼尾的白口红印“懿文斋”格纸，用于1926～1929年。⑦半叶十行有单鱼尾的白口红印“松古斋”格纸，用于1930～1936年。[1]日记使用每种格纸，至少用满一整年。改换格纸品种，只发生在新年伊始，而无年中更迭用纸的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比对可知，②③实际是用同一格纸雕版印成（因本文议题所致，为构建更为细致清晰的时间框架，故将二者析分），因频繁印刷，版片磨损，出现断版，遂导致外观上的差异。换言之，雕版右侧版框中段未出现缺口前，所印成者为②，有缺口后再印成者为③。以常理而言，鲁迅应该是先得并先用②，后得并后用③。但因②③是同版所印，之间界限不会截然分明，所以在日记与手稿中，均有主体用②而夹杂少量用③、或主体用③而少量用②的实例。如，1914年9月日记有1叶用③，1915年日记有2叶用②，1917年日记有2叶用②（古籍金石手稿中的此类情况详下）。但②早于③的总体趋势，仍很明显。

从现存状态来看，1912～1921年的日记，装订成册，一年一本。1923～1936年的日记，则是散页，未加装钉。1912～1921年的日记末尾，往往有空白页。[2]关于日记成册与散页状况，前人记述似有冲突。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影印鲁迅日记，冯雪峰写作出版说明，称：“这日记，从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五月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止，每年一本，共二十五本……现在出版的是一共二十四本，而缺第十一本，即一九二二年的全年日记。”[3]依此，似乎当时日记全部装订成册。

同样参加此次工作的刘哲民，则回忆称日记全是成叠散页，叙述颇详：“全稿以三层毛边纸包成一大包，共二十四叠，每八叠一中包， 每年一叠，全部手迹用有丝栏的毛边纸缮写，丝栏有乌、蓝、红三色。……这二十四叠日记全为散页，看来是积满一年仍如原空白稿纸一刀装，成为一叠。”[4]但他对格纸的描述有明显与实物不符之处（日记中未有蓝色格纸）。

无论如何，冯氏、刘氏的记述均与日记的现存状态不合，这就引发一个疑问，日记的现存状态与原始状态一致么？是否被改变过装帧？今案，装订成册的1912～1921年日记，各册书衣（外封面）均有“乙卯日记”“日记第九”这样的题字，基本可以确定是鲁迅字迹。散页的1923～1936年日记，无书衣，自然也无此类题字，各页中又未见装订所造成的连续且位置对应的针眼。综合考虑这些现象，笔者倾向于认为1912～1921年日记是鲁迅生前装订成册，1923～1936年日记则始终是散页状态，现存状态即原始状态。

至于冯刘二人的记述，则是因为观察角度与区分粗细之不同而有所偏差。冯雪峰并未严格地以装帧形式为区分，乃将成摞的散页，大而化之地视为“本”。刘哲民称全部都是散页，则有可能是他当时所见的确如此。案，鲁迅日记用传统格纸单面书写，装订成册，一整页便被对折为两个半叶（与线装书同理）。以成册的状态直接拍摄，无法拍出一个整页，只能后期做拼图处理，这是非常麻烦的（即便是今日，用数字技术处理，仍如此）。猜测当时为影印拍摄方便，将1912～1921年日记拆散，事后再将原件恢复成早先的装订状态。刘氏所见所述，是拆散状态下的模样。逆言之，若1912～1921年日记原先是散页，1951年后才装订成册，那么不仅与各册书衣有鲁迅题字存在情理上的矛盾，另一方面，当时何以只钉这几册，却不将1923～1936年日记也一律装订成册？

二、古籍金石手稿所用格纸的历时变化

鲁迅辑校古籍金石手稿，或用素纸，或用传统的竖行格纸，极少使用现代样式的格纸。[5]前者无从讨论，至于格纸，则与日记用纸高度重合。具体来说，在日记所用的7种格纸中，有6种（①②③④⑥⑦）见于古籍金石手稿，更为重要的是，古籍金石手稿极少使用其他格纸。所以，理清这6种格纸的使用情况，对于判定古籍金石手稿的书写时段，有着至关重要的直接作用。

以下按格纸的使用先后次序，以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实例为核心，梳理这6种格纸的使用情况及其更迭。如表1，使用①的古籍金石手稿中，有16件书写时间可知。其中，《蜂衙小记》《燕子春秋》最早，抄写于“庚戌十一月”即1910年12月2～31日。最晚的是《出三藏记集》，该书分两次抄成，卷二至五抄于1914年9月，卷一抄于1915年7月。除此件之外，其余15件均写在1910年末至1912年夏，这一时段显然是①的使用高峰期。

表1

用②而有明确时间证据的古籍金石手稿，共有9件，绝大多数写于1913年春至1914年春。其中《谢承后汉书》C本最早，时间为1913年3月５日至27日。时间最晚的《百砖考》，写在1915年7月19日，与其他各件时间相隔明显较远。

表2

值得注意的是，《沈下贤文集》卷十至十二，有若干页用③。结合下文所述③的使用情况，可知1914年春，②③混杂交叉使用过一段时间。从微观角度看，混杂使用或许会对判定某件手稿的时段造成困扰；但从宏观角度看，混杂使用恰恰说明正是在这一时段，格纸的使用出现了迭代。

再看③的使用情况。③在日记中连续使用6年（1915～1920），仅次于⑦的7年（1930～1936）。但是，1910年代后半，鲁迅在辑校古籍与金石上投入的精力渐减，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只有8件，时间跨度为1914年2月至1918年11月。

表3

此处需要说明，《会稽郡故书杂集》定稿本的总序、总目、每书小序及各书各卷正文首页，版心被手描为黑口，看似与③不同，实则仍是一物。《淮阴金石仅存录》与之近似，用③，但版心处手描添加了鱼尾。因为经过手描加工，乍看容易误判，须仔细观察并对比，方能辨别确认。读者宜加留意。

另有一些使用③的手稿，无法确定书写时间，但可判定时间上限或下限，它们与上述实例所示时段（1914年2月至1918年11月），没有对立性冲突。如《越中典故书帐》中记有“会稽郡故书杂集九卷 周作人辑 家刻本”。鲁迅刊刻《故书杂集》是在1915年，则《越中典故书帐》的书写时间不早于此。

又如，《岭表录异校本》是鲁迅抄录校理此书的最后手稿。日记1913年11月4日,称“下午得二弟所寄书一束，内《急就篇》一册，写本《岭表录异》及校勘各一册”。综观《岭表录异》诸手稿，可知“写本《岭表录异》”即表1列出的传录武英殿聚珍本，“校勘”指《岭表录异拾遗 岭表录异校记》。这两件手稿今存，均装订成册，所以日记称之为“各一册”。《岭表录异校本》系以二者为基础所作，写成必在周作人寄来前两件手稿之后。

当然，也有一些使用③的手稿，情况较为模糊，难以定夺。《唐宋传奇集》定稿本卷七《杨太真外传》有5页用③。据鲁迅日记与书信，定稿本最终编定并交北新书局，是在1927年9月。此书篇幅不小，内中各篇未必皆写在当年。就此可举出一个旁证：1926年7月4日，鲁迅致信魏建功，称“其中抄出的和剪贴的几篇”，“想用北大所藏的明刻大字本来校正它”，托魏氏代劳。覆案定稿本，有若干页是从《太平广记》刻本剪裁而来，与此信所述相符，这些页面的剪裁当然要在鲁迅致信魏建功之前。以此类推，若说使用③的《杨太真外传》在1927年之前抄就，是完全可能的。但说它早至1910年代后半，则嫌过早。

使用④的古籍金石手稿很少，仅有《唐宋传奇集》初稿本中的《赵飞燕别传》《长恨歌传》，以及一件无题名手稿，内容是按东汉十三刺史部抄录部分郡县名（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这3件均无文献证据可以确定书写时间。唯一能够明晓的是，《赵飞燕别传》《长恨歌传》，因系《唐宋传奇集》初稿，至晚也要早于定稿本的1927年。

使用⑥即“懿文斋”红色格纸的古籍金石手稿，仅有2件，即抄录《益雅堂丛书》与《六醴斋医书》子目（均藏国图），书写时间不详。这两种丛书购于1927年8月，时间紧邻，日记称：“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三元五角。（8月2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12日）在登云阁买《益雅堂丛书》一部廿本。（13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17日）”因书有破损，鲁迅做了修补。依旧时藏书习惯，抄录子目，颇有可能是修补时顺手为之。设使推测不谬，这两件的抄写时间，便与⑥在日记中的使用时段（1926～1929）吻合。

用⑦即“松古斋”红色格纸的古籍金石手稿，只有2件，书写时间不明。[7]一是校勘《嵇康集》所用诸本诸书的清单，二是是《嵇康集》抄本与刻本篇目异同比较表，均藏国图。前一件列出的书籍中有《海录碎事》。案，鲁迅校勘《嵇康集》的4部稿本中，仅最晚的1931年本引用《海录碎事》异文，1913年本、1915年本、1924年本无。

总之，在使用格纸书写的古籍金石手稿中，使用①②③的占绝对多数，使用④⑥⑦的极少；书写时间明确的古籍金石手稿，全数用①②③，无一使用④⑥⑦，这是基数与概率的自然体现。因此，古籍金石手稿的时间推定，基本可以视同为①②③的使用时段问题。

三、格纸使用时段的构拟及其可信度

上述以时间明确的手稿为基准所归纳出的格纸使用时段，是否具有足够的可信度呢？这里需要引入参照物（日记），做交叉验证，核验格纸在日记与古籍金石手稿中的使用时段是否吻合，或者退一步讲，有无对立性冲突。如前述，使用①②③的古籍金石手稿占绝大多数，接下来的考察主要围绕它们展开。

现存鲁迅日记以1912年为最早，用纸为①；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时间明确的①的最早用例，是1910年12月。②用于1914年的日记，后者中的最早用例在1913年3月。③在日记中的使用始于1915年，在后者中最早见于1914年2月。简言之，同种格纸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最初出现的时间，普遍早于日记，若以书写时间明确的手稿为基准，大约“领先”一年左右。表面来看，这似乎说明格纸在二者中的使用时段有错位。倘若果真如此，本文的立论基础将被大大动摇，须就此作一番解说。

解决疑惑的关键，是前文提及的如下现象：1912～1921年的鲁迅日记（使用①②③④），每年一册，册末往往有空白页，每种格纸至少用满一整年，更换格纸只发生在一年之始。综合考量这些现象，不难推知：这些年份的日记，并非先写在单张格纸之上，年末再将装订成册，而是上一年末将空白格纸装订成册，作为次年的日记本。装订时，一方面会有意识地留出余地，多订一些纸张，以防中途用罄；同时又以取用同一种格纸为便。每册日记只用一种格纸、一种格纸至少用满一年、格纸更替绝不发生在年中、册末留有空白页，都是预先装订所导致的结果。也正因如此，即便本年年中，另一种格纸已成为新的常用格纸，开始大量用于古籍金石手稿，日记却只能继续写在“旧”格纸钉成的日记本上，直至年末。这是造成两者使用格纸的表面上的“时间不同步”的根源所在。

进而言之，某年日记使用何种格纸，实际取决于上一年年末的格纸使用情况及存量。基于这一前提，可做出如下构拟：1910～1912年，①是鲁迅最常用的格纸，存量与用量均大，此时段的古籍金石手稿往往用之。1911年末，鲁迅制作下一年的日记本，便使用了①。1912年末，装订1913年日记本，情况未变，故而仍用①。至1913年春，①渐渐少用（或将用罄），②取而代之，成为常用格纸。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是：1913年3月，鲁迅辑录《谢承后汉书》（C本）已用②，其后的古籍金石手稿大多用②，用①者转而极少。于是，1913年末，鲁迅装订1914年日记本，就使用当时最常用的②。1914年春，情况又有变化，鲁迅开始用③，②的用例趋少。是年末为1915年制作日记本，便使用③。

至于之后的④⑥⑦，也可循此类推，即它们在前一年已被较多使用，才会成为次年日记所用格纸（尽管使用⑥⑦的1923～1936年日记是在散页上陆续写成，而非预先装订成册）。只是此时段的古籍金石手稿数量稀少，无法像①②③那样推导出时间框架而已。

上述格纸使用各时段的时间起讫，系据书写时间明确的手稿总结而出。但在古籍金石手稿中，无法确知书写时间的手稿占绝大多数。书写时间明确的最早/最晚实例，未必是该种格纸实际使用的起讫节点；毋宁说，某件时间不明的手稿是实际最早/最晚的用例，才是更有可能的。换言之，各种格纸的实际使用时段，极可能长于上述推演所得。兹以②为例。

②用于1914年日记，多见于1913～1914年的古籍金石手稿，时间明确的最晚实例则是1915年7月19日。然而也有一些使用②的手稿，虽具体时间不明，但可以确定晚于1915年。如《汉碑释文》，卷末有作者周凤山民国五年长夏识语，鲁迅抄录该书只能在此之后。此外，《汉石存目》《魏晋石存目》，系从罗振玉《雪堂丛刻》抄录，前者有乙卯（1915）六月罗氏序，后者由同年六月十八日罗氏跋。考虑到成书后排版印刷、流通售卖、鲁迅购买（借阅）直至抄录之间的时间差，这两件很可能抄录于1915年之后。

尽管如此，②的使用高峰无疑仍是1913～1914年。首先，在具体时间可知的②的用例中，1913～1914年的手稿，远多于更晚手稿。依照统计学的规律，一定数量的样本所展现的趋势或者倾向，可以代表整体而不至于出现颠覆性的偏差。鲁迅在手稿上标署日期、在日记中留下记录等，是随机发生的；所以某时段内时间明确的手稿多，即意味着该时段的手稿总数多。其次，②的使用高峰，还可得到纸张用量的旁证。1913～1914年的手稿，有若干种篇幅较大，如《易林》（404页）、《谢承后汉书》（149页）、《沈下贤文集》（150页）、《嵇康集》（116页）、《云谷杂记》（定稿本，46页）；1915年以降的《百砖考》（24页）、《汉碑释文》（31页）、《汉石存目》（24页）、《魏晋石存目》（4页），篇幅明显较小。

要之，本文构拟的格纸使用时段，实际是各种格纸的使用高峰期。在某一时段内，会有一种“主力格纸”，被鲁迅较多使用。这与他偶尔使用其他格纸，并不矛盾。这里的“其他格纸”，包括残存的上一乃至更早时段的“主力格纸”。事实上，现存的鲁迅手稿中仍夹有一些未用格纸，笔者在国图藏鲁迅手稿中，就曾见过空白的②。在鲁迅生前，未用尽的早期格纸自然更多，他完全有可能在较晚时段偶尔使用某一早期格纸。所以说，既不能胶柱鼓瑟地认为，前一种格纸彻底用完，鲁迅才会改用别种格纸；同时也要承认某种格纸退出“主力”行列后，它被使用的几率的确大大降低了。

另一方面，鲁迅辑校古籍与金石文献，有时针对某种文献，做了多次工作，留下多件手稿或曰“手稿群组”。根据修改增补的痕迹，可辨识出各件的先后序列。值得注意的是，在“手稿群组”中，但凡所用格纸不同，手稿的先后次序必与上述格纸使用的先后次序吻合，未见有较后手稿使用较早格纸而较先手稿使用较晚格纸的情况。这从侧面进一步证明：将格纸的主要使用时段作为判定手稿书写时段的标尺之一，是可行且可信的。以下举出若干实例。

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先后形成5部完整手稿。其中4部用格纸书写，写于1912年的两部均用①，写于1913年的一部用②，写于1914年的一部用③。手稿先后与格纸更迭，若合符节。

鲁迅辑校《谢沈后汉书》，初稿与定稿皆存，初稿用①，书写时间不明，定稿用②，时间为1913年3月28日。《虞预晋书》的情况与之颇似，初稿用①，书写时间不明，定稿用②，写于1913年3月31日。

国图藏《六朝造象目》与《六朝造象目录》，后者系据前者修订增补而成。较为明显的证据是：前者写成后，曾加标识调整条目次序，后者的条目排序与标识相符。前者用②，后者用③，同样是较早手稿用较早格纸，较晚手稿用较晚格纸。

由以上现象，还可推导出如下结论：若同种文献的两件（或者更多）手稿，使用相同格纸，暗示着它们的书写时间相隔不远，故而在同一时段内；若用不同格纸，则意味着它们跨越不同区间，书写时间很可能相隔较远（除非恰好前者在前一区间之末，后者在后一区间之首）。

四、利用格纸使用时段的手稿“时间推定”

明晰了格纸使用时段，便可用它推定时间不明的手稿最可能写于哪一时段。原先只能判定为早于或晚于某年某月的手稿，也可利用它进行“校准”，缩小时间范围。以下举出三个不同层面的实例，试做分析。

《古小说钩沉》现存手稿的件数很多，情况复杂。关于此书的编定成型，根据《古小说钩沉序》发表于1912年2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以及日记1912年10月12日、11月23日周作人两次寄来“《小说钩沉》草稿”的记录，林辰指出该书辑录完成于1912年鲁迅赴南京前，或曰1911年末。[8]顾农同意林辰的基本观点，但他注意到草稿之后还有最终稿本，遂提出：“1912年秋，鲁迅让周作人将存放在绍兴故家的《古小说钩沉》稿寄到北京来，估计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曾加以补充整理，重新写成十本，基本上完成了现存的形态。此后虽然也许还有加工，估计改动不大。”[9]

装成10册的最终稿本（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总计546页，正文通篇用②。[10]体量大，用纸多，将其视为②的使用高峰期内的产物，是最为合理的假说。换言之，最终稿本很可能写在1913年春至1914年春之间，1912年秋收到寄来的初稿后即动笔的可能性较小。此外，《小说钩沉目录》（3页，现藏国图），首页用②，后两页用③。《说目》（39页，现藏国图），通篇用②。这两件手稿与最后稿本的关系紧密，加之用纸与之相同，推测它们也应写在此时段内。[11]

国图藏“汉画象”手稿（1页），用纸为②，内容是记录当时山东省立图书馆所藏10种汉画像石的情况（原石所在地、前人著录等），鲁迅在篇末题“前十石胡孟乐自山东来，以拓本见予”。日记1913年9月11日称，“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虽说若推测鲁迅得到拓片随即写成此件，看似颇合情理，但在逻辑上毕竟不能完全排除搁置多时方才动笔的可能。若从用纸情况再加一层考量，此件用纸为②，鲁迅获得拓片的时间又在②的使用高峰之内，两相匹配。那么就可以说，此件手稿写于获赠后不久，不仅是依情理的推测，又符合格纸使用时段的“校准”，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假说。

抄校《弥勒重阁记》，篇前有鲁迅题字“乙卯（1915）十一月十八日，以精拓本校”。显然，抄成之后，才能进行校勘。这是一个具体时间不详但可知下限的实例。此件用②，依上文所论，便可给它添上大致的上限，称之为“约1913年春至1915年11月”。

结 语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鲁迅在不同时段使用格纸有所更迭的整体趋势是明显可感知的，但本文提出的格纸使用时间框架及各时段的起讫，只是一种假说。利用这一框架，推定手稿的书写时段，当然也只是推论。前文业已提出，这种推论的实质，是指向某件手稿最有可能的书写时段。

受限于证据缺失，考证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这是文史研究难以回避的困境，不惟鲁迅手稿研究所独有。对于数量众多的书写时间不明的鲁迅古籍金石手稿而言，利用格纸时间框架，求得它们的“近似解”，由此将研究进一步细化，仍不失为具有一定信度的合理策略。

说明：本文写作的契机是：笔者参加新版《鲁迅手稿全集·辑校古籍编》的审稿工作，由此接触了相关手稿。在2021年5月底召开的审稿会临近结束之际，笔者又翻看了《日记编》校样，引发了研究兴趣。在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孙俊、袁媛、吴密副研究馆员的诸多帮助与重要提示，谨表感谢。

注释：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收藏校释金石文献活动之研究”（19BZW124）的阶段性成果。

[1] 萧振鸣称“现存鲁迅日记使用的纸张只有四种”，其中“1912年至1921年使用的是18行朱丝栏宣纸册，中缝处下部有单鱼尾栏”，是不准确的。参见萧振鸣：《鲁迅用笺考》，《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第4期。

[2] 此点承陈子善先生示知。

[3] 冯雪峰：《<鲁迅日记>影印出版说明》，《鲁迅日记》，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

[4] 刘哲民：《<鲁迅日记>的影印工作》，《出版史料》第2辑，1983年。

[5] 个别例外有：《游仙窟》的较晚稿本，用“北京大学日刊”绿色格纸；《嵇康集考》的定稿，用泱泱社格纸。

[6] 鲁迅辑校同种古籍，往往有多个手稿存世，不易描述与区分。本文对于各书之“D1本”、“1913年本”等称谓以及稿本先后的判定，沿用笔者《<会稽郡故书杂集>诸稿本的文献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期）、《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考》（《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鲁迅辑校<嵇康集>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4期）、《<谢沈后汉书>鲁迅辑本考略》（《天一阁文丛》第10辑）、《<虞预晋书>鲁迅辑本考述》(《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2集)等文的意见，为求简便，不逐一出注。

[7] 松古斋是北京琉璃厂的南纸店，日记两次提及此店，一在1929年5月28日，“往松古斋及清閎阁买信笺五种”，二在1932年11月25日，“至松古斋买纸三百枚，九角。”前者为信笺，与抄书写书用的格纸不同（传统的这两类纸张的形制区别明显），后者则有可能是抄书格纸。不过，1930年的鲁迅日记已用“松古斋”红色格纸，可见他在该店购纸（或托人代购）的实际次数，要超出日记的记录。

[8] 林辰：《<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6年10月21日、10月28日。林辰：《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辑录年代》，《人民文学》第3卷2期（1950年12月）。

[9] 顾农：《<古小说钩沉>的成书过程》,《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10] 最终稿本所收的36种古小说，每种正文之前有一页题写书名（如“青史子”、“语林”），这些书名页使用素纸，手描出版框。去除这36页，最终稿本实际使用510张②。

[11] 林辰考察《小说钩沉目录》，提出它的形成早于最后稿本，属于最后稿本的前期准备。参见林辰：《鲁迅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0年10月30日。至于《说目》，林辰未曾谈及；赵英则认为，从字迹来看，“很象二十年代所写”。参见赵英：《未曾发表过的鲁迅撰<说目>》，《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2期。笔者认为其性质及产生的时间与《小说钩沉目录》接近，将另文论述。

【作者简介】

石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 版本目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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