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骂她,却都在学她
一切准备就绪后,永昌元年(689)十一月,武则天君临明堂,发布诏令,改行“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正月,所有月份都依次往前挪两个月。
如此一来,永昌元年的十一月初一,就成了载初元年的正月元旦。天下,从此进入武则天时代。
为堵住悠悠之口,武则天在改元的同时,也为自己取了个新名字——武曌。日月凌空谓之“曌”,这是想要借用“君权神授”说事儿。
随后,她又将目光放在了科举制度上。
载初元年(690)二月二十四日,武则天在洛阳诏令天下,开贤良方正科,召天下人策对,举行殿试。消息传出,天下诸州上万名考生蜂拥而至,规模空前,持续数日之久,影响远远超过此前任一时期。武则天以称制太后的身份,驾临洛成殿,亲自下场策问士子。
在这次对策中,年仅23岁的庶士张说脱颖而出。他挥笔如刀,写下了一篇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策文。
虽然观点是批评自己的,但武则天并没有生气。她对张说的对策推崇备至,当即判为天下第一,命人昭告天下咸使闻之,并令人将策文张贴至尚书省,让那群日常替皇帝起草诏书的官员们好好学习。
这场“殿试”过后,张说一举成名,此后三十年间,三任宰相,号称一代文宗。无论《通典》还是《资治通鉴》皆盛赞,此乃中国科举史上殿试之开端。
女皇武则天。图源:网络
01
事实上,武则天这次殿试算不得是“破天荒”的创举。
早在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就在一次进士科考试后,驾临长安武成殿,召对天下诸州举人。据说,唐朝这次殿试开科八门,一次性录取了逾900名举人。其中,郭待封、张九龄等5人成绩优异,得皇帝赞赏,令“待诏弘文馆,随仗供奉”。
不过,唐高宗在世时,科举殿试只举行过一次,并未因此形成制度。而武则天重开殿试,不仅改变了科举考试的形式,更让举子们有机会与执政者面对面探讨国家大事。对于科举改革而言,这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创新与完善。
唐高宗李治。图源:影视剧照
唐沿隋制,科举考试的科目繁多,除了每年一次以明经、明字、明算、明法、秀才、进士为主的常科外,还有以玄学为主的道举、以史学为主的“一史”“三史”,以通晓唐朝礼仪为主的开元礼等。这些科目无一例外都与汉朝以来的经学、儒学关系颇深。譬如常科里的“明经”,其考试形式在唐朝被称作“帖经”,说白了就是经史子集填空加注释题。考官事先从任一儒学经典中抽出一句,令考生现场将上下文默写出来,然后再结合上下文语境,将这篇经文的注释一并写出来。
全文默写加注释儒家经典的难度有多大,想必经历过中小学教育的人都清楚。但,若让一名官员全盘复制前人的理论来治国,肯定会出现较大的偏颇,这显然不是武则天这位“开国之君”所愿看到的。
另一方面,不管是考“明经”“明字”“道举”还是“开元礼”,它们的理论基础通常都被记录在各种藏书里。唐朝印刷术并不发达,有藏书流传的书香门第,大多数都是前后绵延了数百年的门阀世家,比如六朝以来久负盛名的“五姓七望”以及南方四大士族“王谢桓庾”。如果科举考试一直以背诵默写科目为主,则显然对世家子弟更为有利,也违背了当初科举制取士的初衷。
制举就不同了。
为了让君主快速找到合适的理政治国人才,自唐太宗时代起,每逢制举,朝廷就会临时组织考官,安排考场,并向天下发布考试邀请。无论是已取得进士名分的官身,还是一身短打的白丁,只要觉得自己有能力,皆可自荐报名参加。一旦制举考试顺利通过,马上就可以当官。这样一来,选拔人才起效快,能真正达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效果。
于是,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做太后时起,制举考试平均一年半举办一次。这既为武则天夯实了外廷政治力量的支持基础,也为制举日后贯穿中国科举史提供了必要助力。
武则天。图源:电影剧照
02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权力晋升之路注定不好走。自她“二嫁”唐高宗为妃开始,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为首的朝中老臣就对其产生了诸多非议。
唐太宗在世时,为了给唐高宗李治即位铺平道路,替他娶了出身关陇大贵族家庭的太原王氏女为妻。王皇后与唐高宗的结合,在一些有关陇集团背景的臣子眼中,相当于唐太宗肯定了关陇集团与皇室间不分彼此的合作关系。于是,当唐高宗提出“废王立武”的想法时,关陇贵族的代表、唐高宗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坚决表示反对。他举了两个令人无法反驳的理由:其一,武则天过去是唐太宗的才人,若立之为后,恐有乱伦之嫌,对高宗、太宗两父子的名声都不好;其二,武氏并非令族,其出身根本无法与太原王氏等名门相比,恐有损陛下声威。
长孙无忌发话,朝中自然有不少大臣随声应和。
这时,唐朝另一位开国元勋、出身庶族的李勣站到了帝后一边,在被唐高宗问及相关问题时,他圆滑地表示:“此乃陛下家事,何必要问外人!”
李勣的话,无形中打了长孙无忌的脸,也给了唐高宗足够的勇气。最终,唐高宗成功废后,并打击了关陇贵族集团。
名臣李勣画像。图源:网络
而李勣的点拨,也让掌权后的武则天意识到,在门阀贵族之外,中低层地主及庶民的力量不可小觑。武则天掌权后,一面大力打击长期把握“上层建筑”的门阀士族,另一面则对科举提拔士庶才子之事颇为上心。
然而,因现实制约,即便武则天年年开制科,朝廷各方面需员的缺口仍不断扩大。为此,武则天只能在延续制科取士的同时,将重点转移到常科考试上。
朝廷科考方针的转变,也导致了士林的风气变化。当时有御史张瑰兄弟八人共同登科,被传为佳话。但,因为其余七人均为进士出身,唯有张瑰是制举出身,平日聚会他们都不跟张瑰坐在一起,并嘲笑他为“杂色”。而社会风气的转变,令武则天不得不加快对科举常科的改革。
03
自设立以来,唐朝的科举常科考试就不是一成不变。
譬如六朝以来就久负盛名的“秀才科”,其出题范围只在官方限定的五道“方略策”中任选,可这个科目却让绝大多数士子名落孙山。因为,秀才科选拔的标准是“才能秀异之士”,即便你文章写得再好,若在考官眼中仍有瑕疵,就不得及第。从隋末将“秀才科”纳入科举常科考试以来,得中秀才者,屈指可数。除此之外,根据报考要求,“秀才科”实行推荐制。正式开考前,州长官需向中央推荐候选人参加考试,万一候选人落第,州官也得负连带责任。
由于秀才科录取难度过高,自唐高宗时代起,就逐渐趋于没落废止。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武则天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进士科和明经科之上。
唐初的进士科考试只考“时务策”,也就是要求考生按题陈述政见,发表对时政的个人看法和主张。虽然多数时间只要求“对策者,应诏而陈政;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但用文学粉饰当朝统治是封建朝廷的天然需要,因此,要求策文辞藻华丽变成了应试文章的“潜规则”。
如贞观元年上官仪在考试时给唐太宗上的《对求贤策》所写:“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灵应,道叶冥通,类霜降而钟鸣,同云蒸而础润。”开篇一大段,除了能看到上官仪以极致的文工对国朝、陛下的吹捧外,基本看不到他对于朝廷求贤的应对之策。
上官仪。图源:影视剧照
应此弊端,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吏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上疏朝廷,要求日后在常科考试时,明经科的考生需加试对策,而进士科的考生则须在对策之外加试杂文,以显示他们有学而致用的本事。
按刘思立的说法,如果进士科出身的举子都是“不寻史传,惟诵旧策,共相模拟”之辈,那即便策论文章抄得再好,也不过是空有虚名的草包,于国选才不利。他建议,日后但凡开科考试,当以“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从中再进行一次人才筛选,必能选出于国朝有用之才。
刘思立所言的“杂文两首”,具体何所指?清人徐松在其《登科记考》中说:“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也就是说,新加入进士科的杂文,既可以是长篇大论的铭、赋文章,也可以是原创的一诗一赋,没有定例,旨在考量举子们的作文能力。
刘思立的建议,正中武则天下怀。毕竟,咨询时政一直都是进士科考“时务策”的最初动机。而加试杂文,一来可以替武则天筛选出宣传型的政治人才;二来也可让应试者在完成对策的同时,光明正大地追捧、赞美国朝。
于是,“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自此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定例。
在科举考试变革新风的影响下,进士科很快成为唐朝科考的“大热门”。无数知识分子对以进士试策入仕抱有很高的期盼,甚至在这项政策出台后的几年时间内,还诞生了许多“极言时政,言多抵忤”的士子,成为当时士林议论时政风气的代表人物。
对此,武则天始终保持笑容。她将目光投向士子的试策策文,关心士子提出来的时政观点,并以此评判该人理政能力的优劣。她的识人之明,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提携后来的名相张柬之。
据说,张柬之63岁那年曾入朝报考进士科参加策问,考官认为他写的策论观点虽好,但文律不通,遂将他的策文遗弃一旁。后来,武则天怪当年中第人少,遂命人从未被选中的文章中再行拣择。就这样,张柬之那篇被嫌弃的策文便递到了御前。武则天只看一眼就认定张柬之是个大才,遂命人召其前来对策。由此,开启了张柬之封侯拜相、平步青云的传奇历程。
张柬之。图源:影视剧照
武则天对人才的取向,逐渐影响并改变了整个士林阶层。由于她主导下的制科与进士科都得考“时务策”,因此,自载初之后,社会上已经很难再见到像张瑰那样被人歧视为“杂色”的例子。反之,随着朝廷对进士科策问的持续关注,试策获得及第者不仅“光宗耀祖,雁塔留名”,更被世人视为“王佐之才”。
04
武则天改革进士科和制科,为自己在朝廷、在天下间争取更大的舆论支持,但要想撼动李唐江山,进而顺利开创“武周”帝业,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在武则天废中宗,立豫王李旦为睿宗时,以徐敬业、骆宾王为首拥护李氏的大臣便打出讨伐武则天、勤王救驾的旗号,在扬州起兵。叛军声势浩大,一度攻占了江南润州(今江苏镇江)。武则天发兵三十万,方才完成平叛。尔后,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又于垂拱四年(688)八月在封地举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与之遥相呼应。武则天遂分遣丘神勣、魏崇裕击之。尽管李冲、李贞等宗室在起兵数日后即身死,但这几次叛乱依旧沉重打击了拥护武则天的军事势力。
而贞观之后,特别是唐高宗时代以来,吐蕃、高句丽、突厥等相继为患,唐军一再出塞平叛,兵源、兵力方面都面临着捉襟见肘的窘境。
因此,为了充实国家军队,也为了手掌军权,武则天成功夺权后,便于长安二年(702)敕令全国:“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士贡举例送。”武举,至此应运而生。
作为唐代科举新增的常科项目之一,武举一经面世就在朝野形成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为达到为朝廷储备军事人才的目的,武举从报名、选拔,到举送、报到等程序均远比文试里的乡贡要来得严格。
武举的考试内容侧重武艺,自府试乡贡起,考生就要参加长垛、马射、步骑、平射、筒射、马枪、举重、负重等七项考试。譬如“马枪”,按照《通典》的记载,考举之人必须要达到“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方为及格。“踣”,也就是跌倒的意思。此外,七项考试皆通过的武人还得通过言语、身材、年龄、德行等多方面的资格审查。按照武则天的规定,府试通过的考生,进入省试的基础条件要身长六尺以上(唐制,六尺约合现在180厘米),应试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否则,将失去考试资格。
如果政审和考试结果都没问题,武举人才能参加由女皇主持的殿试,考政事和文学。只有文武兼通者,才有可能被录用。在这个过程中,凡通过殿试的武举人,皆可获得官方给予的一张类似毕业证书的“告身”,意为获得做官的资格。但之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这群新届武举人才会被授予实职,指挥千军万马。凭借这种选拔方式,武则天很快将一批忠君爱国的武人培养成“天子门生”,并为此后历朝历代的军事人才储备奠定了制度基础。
尽管武则天首创武举只是为了收拢天下武人为“大周”所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这份私心却是挽救大唐国运的救命稻草。
神龙元年(705),这位成功挑战男权制霸体系的女皇驾崩,享年82岁。在她驾崩的半个世纪后,安史之乱席卷大唐,盛世顷刻崩塌。两京沦陷,玄宗跑路,为国挺身而出的,便有当年在武举考试中“过五关斩六将”杀入仕途的郭子仪。
郭子仪联合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大将消灭了造反者,彻底平息叛乱。此后,凭借“再造王室”之功,郭子仪系天下安危于己身逾三十年,替大唐续命150多年,堪称中唐守护神。
唐朝名将郭子仪。图源:影视剧照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武则天当初的一己之私。
唐亡以后,女皇的这份“私心”被无限放大——进士科及武举逐渐成为往后一千年帝制时代最重要的取士途径。那时,曾为女皇忌惮的门阀世家尽数土崩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的中心舞台。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在痛骂这个女强人,但也都在无声地继承她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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